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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兄弟失和,就為了一個日本女人?

(2020-08-04 10:52:00) 下一個

作者簡曆

 
張家康,文史作者。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全國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原題

一言難盡周作人

 

作者:張家康

 

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樣的說不清,道不明。新文化運動時,他和其兄魯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堅人物。後來,他們兄弟失和,成為陌路。日軍占領北平後,他竟然出任偽職,淪為文化漢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間,他又盡其所能地保護李大釗的兒女,並將他們送出日偽統治下的北平。正是因為他有著如此謎一般的經曆,幾十年來,眾多的文化人從未放棄對他的研究和破解。

 

周作人

 

五四弄潮

 

周作人以小品散文見長,文章風格清澀幽默,所匯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永日集》《談虎集》《看雲集》等。他對神話、童話和民俗學的研究獨有造詣。他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由主張“人的文學”到呼喚思想革命,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著名的文學家蘇雪林說:“與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他和魯迅在五四時期,“同稱為‘思想界權威’”。他的小品文創作,其成果在新文學運動中是“第一位”的。“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   

 

陳獨秀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時,《新青年》也隨之在北大落戶,成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譯家的身份,活躍在《新青年》時期的文壇上。他批評林紓這類翻譯家,“用漢文一般樣式,”把外文作品,變成“隨意亂改的胡塗文,”這種“抱定老本領舊思想”的譯作,無非是“把外國異教的著作,都變作斑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張:“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頭換麵。”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譯”法,就是要輸入與中國傳統迥異的新思維、新語法、新詞匯,以彌補中國語言的貧乏和不足。他的譯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讚譽,錢玄同說:“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他不單是文學家和翻譯家,作為思想家還和魯迅一樣,深刻了解民族病態的劣根性,在《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中,他大聲呼喚: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痛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此時,新舊思想之爭日趨白熱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遠遠落後於形勢,於是,陳獨秀倡議再創一更貼近現實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下午至學長室(陳獨秀辦公室,作者注)議創辦《每周評論》,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資3元。”  《每周評論》創刊伊始,他便發表《人的文學》《論黑幕》和《平民文學》等。陳獨秀讀過這些文章後,很感振奮,立即寫信說:“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這之後,他的文章頻頻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發表,改變著文壇的創作走向,用胡適的話說,周作人用“最平實偉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國新文化理念的“兩個中心思想”,即“話的文學”和“人的文學”。繼《人的文學》後,他又發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他主張新文化運動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學生中,周作人享有極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當年都是北大文科學生,他們本不太來往,是周作人把他們召喚到一起。他們常常聚集一起,並和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發起組織“新潮社”,此乃五四時期最具號召性的學生社團之一。此時的北大校園內,並蒂綻放兩朵奇葩,一為老師輩的《新青年》,另一為學生輩的《新潮》。新潮社鄭重地聘他為社員,後又被推為主任編輯,青年學生已把他奉為當之無愧的精神導師。傅斯年在《新潮》發表文章,將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同列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書”。

 

周作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論,自然成為北洋軍閥政府所要取締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取締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評論》被上了黑名單,他們還責成警視廳“定期禁書”,被查禁的書中,除《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外,還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麗的“啟蒙救國”夢,難道真的是一枕黃粱,難道“祖先的壞思想壞行為‘必然’在子孫身上再現出來,好象是僵屍的再現”!在《不討好的思想革命》中,他是這樣談到中國思想啟蒙者的命運:“(他們)是個孤獨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驚動了熟睡的人們,吃一陣臭打……因為中國現在政治不統一,你想去動他一動,便要預備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齊起作對,變成名教罪人……” 

 

周作人在八道灣家中

 

兄弟失和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他們原本也是“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運動中,周氏兄弟活躍在文壇,成為現代文學史的佳話。正當他們互勉共進,增輝新文化時,兄弟倆卻突然失和決裂。據他們的母親說,周氏兄弟幼年時,紹興長慶寺龍師父曾給他們取了法名,魯迅叫長庚,周作人叫啟明,長庚、啟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為黃昏天出,一為五更天出,兩顆星永遠不相見。如果以此附會,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們失和的事實,恰是最為形象的說法。

 

據他們的日記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們之間還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灣生活,共同指導北大春光社的文學青年,多次與中外友人聚會……可是,到了7月14日,《魯迅日記》卻突然有這樣的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後來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給魯迅寫了一封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一周後,魯迅默默地離開朝夕相處的八道灣。他們都盡量抑製著情緒。次年6月11日,這種難耐的沉默,終由無可名狀的憤怨而爆發。周作人甚至拿起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擋住,才沒釀成流血事件。魯迅在當日日記說:“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周氏兄弟對於失和之事,對外不言不語,毫不聲張。魯迅所遺的全部文本,罕有明白無遺的辯說。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自此,他們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麵紗。人們隻能從他們最親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們的母親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裏住下去,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隻記得:你們大先生(指魯迅,作者注)對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裏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說,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

 

他們朋友幾乎都認為,兄弟失和“主要是經濟問題。”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則說:“據(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張)風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參商。周作人由怨恨而對魯迅開始情緒化的評說。他對人說,魯迅是個虛無主義者,“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盡管他沒有明言,但是,稍有思想的人一忖度,和如此倔強、多疑、動氣的人相處,是難免不會發生衝突的。依從這樣的邏輯推理,他也就將自己的原因擇得幹幹淨淨,這恰是他的精明技巧之處。

 

當然,他對乃兄也不是全無親情之念。魯迅逝世時,他正在北大上課,當即悲痛地告訴學生,魯迅去世,下一節課暫時告缺。他以這樣的方式,婉轉地表示對乃兄的悼念。後來,他在《宇宙風》上發表《關於魯迅》和《關於魯迅之二》,稱自己所知道的魯迅的事跡“已為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  

 

他以平實、客觀的態度,介紹魯迅早年的平淡無奇的事跡,而對晚年則盡量回避,“即不知為不知也”。建國後,他完成好幾部研究魯迅的專著,如:《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和《魯迅的青年時代》等,這數十萬言的文字,正顯現他對乃兄的懷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說,寫這些文章已算對得起魯迅。

 

周作人與哥哥魯迅

 

自詡蘇武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軍占領,北大和清華宣布南遷。大批文化學術界名流,紛紛踏上南下的旅程。鄭振鐸曾勸周作人離平南下,他卻說中國沒有力量和日本作戰,仗是打不起來的。南方友人也都馳書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養”為由,決意在北平“苦住”。

 

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聞訊後便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認為周作人是中國文化界的重量級人物,是可以“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特出一頭地者”。如果他“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為了答複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風》以“知堂在北平”的標題,發表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別位關心我們的人,至於有人懷疑或誤解,殊不能知,亦亦無從一一解釋也。”  

 

已經無需解釋,中國文人既然多了個蘇武,那麽,所有關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膽地鬆口氣了。然而事情的真相遠遠不是這樣。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長袍馬褂,出席日本軍部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幾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莫不瞠目結舌、嗤之以鼻。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譴責:周作人“不惜葬送過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賣人格”。茅盾、鬱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等致信周作人,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敵”,“希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國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後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愛護。否則唯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藝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偽的任命為北大圖書館館長。3月28日,又被委任為文學院籌備員。他終於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走向深淵。正當他官運亨通時,其後台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去世,教育督辦遂成為空缺。當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已屬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實報》報道,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議決,“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當日,周作人喜滋滋地接受《東亞快報》及其他日偽媒體的采訪。這位當代蘇武還腆著顏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日方發動,經過考慮答應了。”  

 

當時,《新民報》記者在《華北政務委員會各總督辦素描》中,是這樣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讀書寫作後)上午10時就到教育總署辦公。”老而為吏的他,倒還是個循規蹈矩、勤勤懇懇的公務員。他出席各種教育會議、講義班、訓練班,逢會必講“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日本侵略者的“大東亞共榮圈”造輿論。他甚至往日本慰問負傷的侵華日軍傷病員,並稍有捐贈。1942年5月,還作為汪精衛的隨員,參加偽“滿洲帝國”十周年慶典,並“謁見”偽滿傀儡皇帝溥儀。

 

他的愛崗敬職的行為,深得汪偽政權頭麵人物的讚許,每次來南京,“立法院長”陳公博、“考試院長”江亢虎、“監察院長”梁鴻誌等,都要親自接見,以示關懷。汪精衛甚至設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對汪精衛更是奉迎謹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他即為之作序,吹噓汪精衛“挺身犯難,忍辱負重”,“此皆投身飼餓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聲名”,“蓋可知其偉大,稱之為菩薩行止無不可也”。

 

這年12月8日,汪偽政權在淪陷區推行“新國民運動”,以對青少年實行奴化教育,並且成立“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周作人任副統監,並在統監部成立大會上作訓詞。更為滑稽可悲的是,在檢閱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上,他竟頭戴日本軍帽,身著日本軍裝,隻差佩槍掛刀,軍不軍,民不民,活脫脫的一副漢奸醜角的嘴臉。

 

八年抗戰,日本戰敗。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日均放送發表戰事終了。下午1時頃往綜研所訪阪本與李、陳、黃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後路,所以,他給在重慶的傅斯年去信,以備往後的追訴。他還讓人帶口信,表示去晉察冀解放區的意願,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果而終。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次年12月19日,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畏友守常 

 

周作人與陳獨秀、李大釗等,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運動時,便得到李大釗等的支持。他們還共同發起“工讀互助團”。他回憶說,《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麵外,別的都不容易找。隻有作為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在上班時必定在那裏,所以找他最適宜,他沒有架子,令人可親,平日所談的也隻是些平常的閑話。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釗的“雅儒”,謙謙君子,與之相處感到親切,故而稱之為“畏友守常(即李大釗,作者注)”。他的日記多處記有李大釗和新村運動,如“守常函介李君來,屬為紹介往新村”。“訪守常,以新村紹介函交徐彥之君”等。

 

1927年的中國政治,先是波譎雲詭,後是血雨腥風。4月7日,李大釗等為奉係軍閥逮捕,接著便慘遭殺害。李大釗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他的腦海中已成為不滅的定格。可是,當時的《順天時報》卻發表文章說,李大釗“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友人已歿,還橫遭非議,他義憤至極,發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維護李大釗的英名,指出,李大釗是“以身殉主義”,本“沒有什麽悔恨”可言,“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李大釗“身後蕭條乃若此”,正是他“自甘澹泊”的明證,其高風亮節定可啟示後人,怎容狗苟繩營之輩說三道四!

 

此時,更令他憂懼的則是南方的“清黨運動”,最初,他想持所謂不偏不倚的立場,不介入國共兩黨的爭鬥之中。可是,越來越多的優秀青年的鮮血,使他從淚眼模糊中驚醒,況且,這些被殺戮的青年中,有許多是他所熟悉的學生,他再也不願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寫道:“燕大出身的顧陳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學生,在江浙一帶為國民黨出好許多力之後,據《燕大周刊》報告,已以左派的名義被殺了。北大的劉君在 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見報載上海捕‘共黨’,看從英文譯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這凝重的文字,所體現的是對學子的殷殷關懷,而在《怎麽說才好》中,他的憂懼已化為憤怒,他在文章中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命黨,洪憲的殺亂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於此,決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係……”  他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國民黨在“清黨”中的狂捕濫殺,這是他一生彎彎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為炫目的亮點。

 

李大釗就義後,他不怕戴“紅帽子”,與北大教授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人參與後事的處理。李大釗被捕時,其長子李葆華已是共青團員,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將其藏在自己家達一個多月。後來,他又和沈尹默等籌劃,讓李葆華化名楊震,送往日本留學,以避風頭。李葆華對此記憶終生,他說:“周作人先生的確是在張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讓我住在他家裏,掩護了我一個多月,他又與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學習。他是很熱情的。”  他在任偽教育督辦時期,還多次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1939年,冀北暴動失敗後,李大釗的次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幼子李光華來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們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顧,全力掩護。1940年,李星華和李光華在他的幫助下,離開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釗遇害後家境窘困,其遺屬要求變賣其所遺書籍。他受李家之托,為此奔波,先後與胡適、蔣夢麟、錢玄同等相商,極力幫助李之遺屬度過難關。1932年,李大釗的族侄李樂光在清華任助教時,秘密搜集李大釗遺作,編為《李大釗全集》。李樂光被捕後,李大釗的文稿由李星華交與周作人,希望能夠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書局終於出版《守常文集》,遺憾的是,所出僅是原書稿的一半。周作人在《從四月六日談起》一文中,是這樣提到這部書稿,“遺文散見於各雜誌報章,後經其族侄搜集,編為四卷,曆兵火盜賊之劫,未曾毀,將來或許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雲。”原書稿的後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交予北京圖書館,《守常文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其悉心保存遺作功不可沒。

 

 

壽則多辱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釋出獄,舊友胡適托人勸他去香港或台灣,可得教授職位。他婉謝說,我當年苦居北平,曾以蘇武自況,這次倘離上海,難道以白俄自居,還是自稱政治垃圾?可見,他對蔣記“中華民國”是持排斥和厭惡的態度。出獄的那天,他喜憂交雜,隨感而發,吟詩一首: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
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

 

他為此詩注釋曰:“橋者老虎橋,溪者溪口,菰蒲者蔣也,今日國民黨與蔣已一敗塗地,此總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態,他之不去台灣,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可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經濟來源,生活的唯一途徑便是寫作。1949年後,他為《亦報》寫了許多文章,然而,所作皆為布帛菽粟而作,終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盡。困窘之中,朋友勸他寫寫魯迅,最初,他寫“魯迅在東京”係列文章,共是三十五篇小文,後來便一發不可收拾,一氣寫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憶魯迅的生活和創作。兄弟失和後,絕口不提魯迅,可是,命運竟會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寫魯迅來賺錢糊口。

 

他直言不諱地說,由於他和魯迅的特殊關係,所掌握的魯迅的“過去的事實”,是他“寫文章的資本”,換句話說,是他賺稿酬的生財之道。他甚至為生活所累,將秘而不宣的日記也拿來兜售,這種尷尬和無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憫之處。

 

應該說,他的稿酬是頗豐的,每月總有三百萬元左右(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百元左右,作者注)的進賬,可是,他的日記所記卻是:“本月收入雖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卻家口過重,則是夫人不善理財所致。無奈之下,他隻得不斷“上書”,文化主管部門對他的來信予以重視,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把他的譯稿,全部買下來,每月先付二百萬元生活費,其餘部分在書出版後結算。他開始有了固定的經濟收入,同時還有稿酬及其它收入,總不該再說“窘迫殊甚”了,可他還是叫窮不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憶說:“他總是‘缺錢用’,像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從來沒有滿足的時候,這就令人覺得奇怪了:他的錢用到哪裏去了呢?”  

 

除“窮”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發作如他所說:“幹草熱或花粉熱”的病,症狀類似感冒,不斷地打嚏流鼻涕,秋分後“也就自然中止了”。這種不算大病的“病”的騷擾,畢竟是季節性的,間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灣,早已失卻往日的恬淨,所搬進的市民家庭,必然帶來市俗的糾紛和爭鬧,已經攪得這個讀書人的心境,再也無法安寧。

 

更令他頭痛的是,風風雨雨幾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鬧,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記可見,所記多是:“幾不可與語,”“臨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複不快”等。“窮、病、鬧”如三座大山,將他壓的喘不過氣來,以至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卻這無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謂長眠之樂矣。”  

 

人之無可無不可的活著,他視之為“默殺”。他從香港友人處得知,海外對他有種種評價時,很是感慨,他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不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1951年,在他六十六歲生日時,他在日記中寫道:“誕生為苦難之源,為自己計,自以為少遇見此日為佳耳。……莊子述堯時封人之曰,壽則多辱。若是(我以為這是對的)則亦是不幸也。但我現今目的隻在為人與為工作,自己別無關係。故仍願能忍辱負重,再多譯出幾部書來。那麽,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冀者也。”   

 

“為人與為工作”,“再多譯出幾部書來”,正是這種達觀的生命態度,支撐著他在“壽則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筆耕不輟,譯出多卷本的希臘、俄羅斯、烏克蘭、日本等國的文學名著,並且編選《明清笑話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壽則多辱,良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據雲較生時為佳,此所以當豹皮耳,一笑。”  

 

他終究走不出生命的陰影,而五年後的那場“革命”,卻真的使他在劫難逃,陷於滅頂之災。有人曾親眼目睹,他在無知蠻橫的年輕人的看管下,所經曆的生活之慘狀:“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裏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麵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說什麽呢?隻好趕快離開…… ”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終於走完自己的路,與世永訣的容顏是那般地安詳,仿佛沉睡般的寧靜,真如他兩年前遺囑所言:“隻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銷聲滅跡,最是理想也。”時年八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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