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的胡風和梅誌
1955年5月17日我和胡風分別被押出了北京太平街的家，被公安部收容審查。從此十年來，除了審問員向我提到胡風時我才知道他還活著外，其餘我對他一無所知。 審問員提審我時，我才了解到他們已經將一些問題上綱上線了，到了嚇人的程度。我一句也答不上來，因為這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他們說我包庇胡風，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這倒使我安心了，如此看來，胡風沒有胡亂承認強加的罪名，沒有胡亂往臉上抹黑，甚至沒有像舒蕪一樣巧妙地嫁禍於人。我認為這都是可恥的行為，因此我雖為此挨罵，心裏卻泰然。 我在秦城監獄關了不到6年，1961年初我母親病逝，停屍太平間，監獄這才放我回家料理喪事。我母親是逢三年自然災害營養不良，加之有病得不到治療去世的，她老人家朝思夜盼希望在臨終能見到我這個大女兒一麵。這時候我的小兒子正在讀初中，女兒兩次考大學都因政審通不過呆在家中。我想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再放棄這個風雨漂搖的家了，我就向公安部請示，幸好他們允許我不再回看守所，由街道監管。 我有了相對的自由，我打聽胡風的下落，急於和他見麵。我幾次向公安部提出要求，但領導不允，甚至也不讓我送任何東西給他。直到1965年，我受到老朋友的鼓舞，又找領導懇請與他見麵，有關方麵這才答應我可以送東西去秦城監獄。 十年，整整十年了。當我看到從大廳陰暗處向我走來的黑影似的他時，我隻有眼淚和錐心的痛苦。準備了一肚子的話，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他開始有點兒茫然和惶惑，互相對望了一會兒，他才一把握住我的手。是那麽有力的一握。 夫妻十年，生死兩茫茫，見麵卻說了這樣兩句生硬的話。但是我那霎卻滿足的不得了。旁邊還有一位同來的公安人員，這時，我記起了孩子——過去他隻要一談起孩子，心情就會變好。如果見了小兒子，他會將兒子舉得高高的——而現在我隻能說：“孩子們都向你問好。” “曉山明年就高中畢業了。曉風沒考上大學，當了農業工人……” 這次讓我和他見麵，是交給了我使命的，要幫助他認罪。我隻好硬著頭皮說道“孩子們都希望你好好改造，爭取早日回家……” “什麽好好改造？你說我應該怎樣改造？關在獨身牢房裏這叫改造嗎？”邊上有公安人員，他還這樣說話，他是個不顧忌的人。我低聲說檢查檢查思想嘛。我真怕他要生氣、發火，奇怪的是他倒默默地聽著，沒有反駁。突然他打斷了我的話，搶著告訴我:“我在這裏寫了不少的詩——啊，不是寫，有給你的，也有給孩子們的。我念給你聽。 “關於你的，我命名為《長情讚》，內中有一節，‘度窮操教職，見幼似逢春；世道常艱險，民情意喜驚；能栽玫瑰美，難買麵包真；神話還童話，曾修不老心’，一共是十節。給晚風的我命名為《善讚》，給晚穀的我命名為《誠讚》，還有給小三子的，那叫《夢讚》，裏麵有這麽幾句：‘心純如眼亮，稚子淨無猜……晚飯剛剛吃，前門急急開；不知刑警到，當作客人來……’” “不要難過！我還有一首《勿忘我花讚》，我念幾句給你聽。‘勿忘花遠慮，顧後為瞻前。退休非退化，不改一心虔；戰鬥情尤切，追求興未闌；工耕防浪費，創造戒空談……誓盡傳真責，傾誠告接班……” 他正念得高興，那位監視我們的幹部忽然發出了命令：不要念了。他向我擺擺頭，就站了起來，凜然地準備走。我體會到他受辱的心情，他仍像過去一樣堅定、自尊，不為強權所屈服。 “我給你帶來了餅幹，還有一袋葡萄糖、一罐蘋果醬和巧克力。你餓的時候，沒精神的時候，可以吃點兒。啊，你還需要什麽？希望你能注意身體，好好地鍛煉。” “好，好的。下次給我帶書來，吃的有沒有無關緊要。我要開個書單子，你能為我買嗎？不過，太貴了就不必買。” 一個月後，我又向公安部提出了探望申請，過了將近兩個月，直到盛夏時候，我才又一次見到胡風。這次，我帶了一大捆《馬恩全集》，還帶了女兒給他的一封信。 這次見麵沒有管理員在場，因此說的話隨便一些，有點像在家裏。我將孩子們的近況告訴了他，還將晚風的信給了他。他一讀信就火了：“什麽話，要我向溥儀學習！溥儀是什麽人？是封建皇帝，靠殘酷剝削人民的錢財長大的，甚至還幫助日本人欺壓本國人民，一直過著腐朽沒落的生活。政府不咎既往，幫助他改造成新人，是黨和人民的寬大。我能和他一樣否定自己嗎？我靠攏黨，學習馬列主義錯了嗎？我何嚐不知道大帽子底下過關的訣竅，應該臭罵自己一頓！但那是對黨對人民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我能這樣做嗎？” 我跟著他就是看中他那身硬骨頭。但是，為了孩子們，我不得不說些違心的話勸他。 他說得很激動，又像過去與人爭論時那樣。我趕快說：“你不要動氣嘛，孩子也是好意。” 他似乎還想再說下去，我感到在這種場合讓他發脾氣說出心裏話太危險了，就趕快設法岔開，忙說：“今天我把日譯《馬恩全集》帶來了。那兩大捆書真把我累壞了。”我說了說路上的情況，說著說著心裏就不是滋味。我不由得對他發了一通牢騷。 他抱歉地問我：“你身體還好嗎？我看你瘦得很，氣色也不好。” “身體嘛，去年害神經衰弱症，老是失眠頭暈，吃藥也不見好，後來學打太極拳，就好了，也能安睡了。上次我給你的太極拳圖，你在室內天天打嗎？要鍛煉身體，我覺得身體好是最重要的。你還需要什麽？下次我好帶來。” “吃的我不需要，隻要一瓶辣椒油，有時菜難以下咽，加點兒辣椒油就可以了。我要的是書。不知你看了些什麽書？有好的可以介紹給我，我要的書你也可以先看看。每次少帶幾本，以後我們就可以談讀書了。” 我本來想說：“你真是個書呆子，到今天還在吟詩，還要談讀書！”但我不忍說出口。他的一生就是熱愛文學，尤其執著於詩，是它們支持了他的精神和生命！而我現在的生命支柱就隻有他和孩子們。 管理員的頭伸進來了，我知道應該走了，就又囑咐了他幾句。他用力地握了我的手，和我告別。 第三次見麵已是深秋時候了。我帶了早已買好的辣椒油和幾本他想要的書。 這次仍是讓我們兩人單獨在接見室對坐談話。他已換上了深藍色的對襟長袖布衣褲，裏麵露出了毛衣。那是我的一件米色毛線外衣，現在穿在他高大的身軀上是那麽局促。原來是他被捕後，有人來我家中為他取衣服，我母親和小兒子弄不清，就將他的毛背心連同我的毛外衣交給他們了。我不由得心裏難受，搖頭歎氣。 他倒自我解嘲地笑笑說：“挺好嘛。我將它穿在最裏麵，就能經常和你在一起了。” 這一次見麵時間長，就談了十年來的一些酸苦！我未說淚先流：“那一夜你被抓走，天微明我也被帶走了……你精心為我們經營的小四合院早已拆掉了，在那上麵蓋了大樓。我們被遷到一處破舊的大雜院裏，那裏連頂棚都破了。母親就是因為受凍得了肺炎而死去的……” 他也跟著我流淚……後來我問他獄中的情況。他說:“唉！生活上倒是很照顧的。審了有幾百次吧，但是審來審去也沒審出什麽大問題，我自己當然不能亂給自己扣帽子。我想也不過如此了，要真能槍斃我，倒也安心了。使我心情不安的是，你們為我受拖累受苦，還有一些風華正茂的朋友們因為我不知在受著怎樣的磨難呢！我從來沒有為個人打算過，名和利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將三十萬言上書中央，是心胸坦蕩的。不管怎樣，我願意接受黨給我的最後裁決。也許對我的結論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義者，我相信曆史。但你要有最壞的思想準備。” 不知不覺地，天灰暗了，我一看表已四時多了，便對他說：“天黑得早，我該走了。” 他說：“你走吧！下次來不要帶書了，我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麽變化。”我看他淒苦著臉，蹣跚走著，怕他心裏難過，就在他背後說：“不要難過，母親活了八十多歲，也到了天年。不要自責了。隻要我們現存的五口人都安好，這個家就破不了！” 11月初，我得到公安部來的電話，要我去找一位女同誌。見麵後，她給了我一張對我不起訴的通知書。裏麵羅列了我的罪狀，如幫助胡風從事《七月》、《希望》和希望社的工作，後來又為他抄寫“三十萬言”等等，屬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因在押期間表現尚好，特不予以起訴(大意如此)。同時，發還了屬於我的兩大捆書籍及手稿。 我表示衷心地感謝黨。那女同誌說：“胡風頑固得很，至今不認罪。那我們就得用別的辦法了。” 所謂別的辦法就是定罪。冬天來了，我去給胡風送棉衣，就勸他提高到原則高度來認識，檢討自己。他瞪大了眼睛，冷冷地對我一笑。我低下頭，眼淚像落雨似的掉下來。他又於心不忍，說：“唔，這個我知道。判我刑吧，就是殺我的頭我都無怨！你不要害怕，沒你的事。是我連累了你，你隻是一個聽話的妻子，我對你是有罪的……” 分手時，他嚴肅認真地拉住我的手說：“不管在什麽情況下，你都要堅強地挺住。可能要判我刑，那也沒什麽。你給我準備一身厚棉衣褲，要粗布的。”他指指身上穿的粗針大線、一拉就要開口子的棉衣：“這是不能在戶外過冬的。”
兩三天後胡風的判決就來了。法院來人親自將判決書交我一份。前麵是起訴書的重複，後麵才明確地寫著：“判處被告胡風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天起的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一切既已如此，我還說什麽呢？我定了定心才說：“既然是人民法院判決的，那也就是黨判決的，還有什麽可以上訴的……我想，他也不會要求上訴的。” 判了刑當然應該送到勞改隊去勞改了。我買了些青布，準備為他做厚的棉衣褲，還買了絨衣絨褲……這樣一忙活，我的心情倒平靜多了。我又給公安部去了一封信，詢問他將被送到哪兒，我準備帶些衣物去看他。 一天，我忽然接到一個傳喚電話，是公安部一位同誌來的，要我立即去。我見到一位負責同誌，他說：經上級研究，我們不打算送胡風去勞改。讓他回家，怎麽樣？”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驚訝和不相信，說：“我們黨的政策，向來是寬大與嚴懲相結合嘛！我們還要為他創造改造的條件，這就需要你和我們合作。”1949年前胡風和夫人梅誌與孩子一起
1965年年末一天，早晨八時光景，公安部來車接我到秦城，將胡風接回家，算是結束了他在秦城監獄的十年生活。 回到現在隻有我們兩人的小房間裏，我倒有點兒對他感到生疏和不知所措了。他緊緊地拉著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對不起你們，我欠了你們還不清的債。我葬送自己的後半生是活該，但葬送了你，拖累了一家……” 過了元旦就放寒假了，我大兒子從南京回到家裏度假。我們一家五口經過了十年的思念和長期的苦難，今天總算在同一個屋頂下團聚了，並且還過了個難得的團圓年。 胡風出來後不久，公安部就安排我們到幾個地方參觀，算是讓他接受現實教育吧。我們參觀了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石景山鋼鐵廠、清河製呢廠、機床一廠、國棉三廠等。我們還看了電影《東方紅》。 我們正沉醉於春節的熱鬧喜悅之中，公安部那位負責的同誌前來通知我們說：要我們去四川安家。又把我叫到小屋裏，跟我說：“你要聽話，這是組織命令。我們會對你們一直負責到底。” 胡風認為這是把他發配邊疆，但他是監外執行的犯人，又不能違命，所以十分痛苦。孩子們還留在北京。我陪他去成都安家。 l966年2月15日，我們一家人在車廂裏要分別了。我忍不住哭了。僅僅兩個來月的全家團聚，就這樣結束了。何時能回來？何時能再見到孩子們？小兒子為了安慰我，表現得很高興，直說：“媽媽，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們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國的成都是個好地方，但帶著破碎的心，我們是無法領略它的美好的。在為我們準備的不算小的獨院裏，除了監督我們的兩三位幹事外，見不著別的人，我們必須在這裏度過胡風的最後三年刑期。我的責任是照顧好他的身體，當然還得盡量使他過得愉快。我想，最好的辦法是鼓勵他工作，讓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買了稿紙讓他把在獄中默吟的詩全部寫了出來，他還想寫一本有關曹雪芹的書。不巧，圖書館正在內部整理，不對外開放。我們查不到資料。他們還讓他玩了成都市內的一些名勝古跡。雖然這裏沒有我們的朋友親戚，但是我們帶了好多書，閑時候就看，日子過的倒也平靜。這裏生活費用便宜，四季都有新鮮的蔬菜，能在這裏改造思想、修身養性，應該說是很幸運的。 這一點使得遠在北京的聶紺駑夫婦都十分羨慕，甚至想來此與我們為鄰。其實這僅僅是暴風雨前的平靜。不久，報上就開始了批“三家村”，連我們住的背街上也經常召開批判會，貼上許多大字標語，很有點兒1955年批判我們時的架勢，我們開始害怕。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號召，看得出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正在這時，公安廳的負責同誌又來催促胡風寫思想匯報，並且要我盡快去文化局報到。我本想找一個保姆來照顧胡風的生活，好讓我去上班。負責的處長卻說，找不到保姆。同時奇怪胡風怎麽連飯都不會做。這些我是無法和他說清的，隻好按照胡風的意見，向上麵請求暫不去上班，公安廳總算允許了。 我們可以到城內各處去遊覽，也可以到街上去購買日用品。勞改局還派了一位幹部陪著我們。我們遊武侯祠時，順便到旁邊的四川大軍閥劉湘的墓地去參觀，在那兒的一棵大鐵樹下照了張合影。胡風說，這樹有性格。它不以開花來逢迎遊客。我是希望看到鐵樹開花的。 到六七月間，成都就來了“紅衛兵”。紅衛兵和各種戰鬥隊在大街上穿梭似的跑來跑去，許多機關都被大字報貼滿了。他們通知我們不要再出門。 但我還是親眼看到了皇城門口的那兩個大紅石獅子被人用鐵錘砸了個粉碎。一個造反派說：“嚇，你這帝王將相的看門狗，我們就是要徹底把你打爛！”我還看到紅衛兵將從上海來的婦女的燙發和小褲腳剪去。北京的小兒子來信了，說他今後不和我們通信了；西安的大兒子也來信說今後不再和我們通信；就隻有當農業工人的女兒還給我們寫信。顯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戶了。 公安廳的負責同誌來找胡風，，要他寫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尤其是要對30年代時的文藝領導提出揭發材料。他寫了一篇對“文革”的表態，說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應該燒毀。而對當時的文藝領導(“文藝黑線”)，他隻聲明：如果中央願意了解文藝情況，問我，我一定赤誠地回答；如果僅僅是要我個人寫什麽揭發材料，那我沒有這身份，我隻願老老實實地服滿刑期，決不說什麽話。這樣，他就和上麵鬧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們的處長的斥罵。不過，胡風的那份強脾氣並沒有因關了他十年而變得馴順起來，他向那位處長提出抗議，還為此生了很大的氣。 這些情況都使得我非常為難，非常擔心。除了勸解他外，我能盡力做到的隻是買點兒他喜歡吃的菜，有時讓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悶。當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版物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們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鋪蓋行李到別處去。胡風要我帶點換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時，來了一個人，看看我們的東西，說不行，應該帶毛衣，最好是小棉襖，被子還要多帶。我們坐在堂屋裏一直等到晚上十二點，公安廳負責同誌來了，才開始出發。 門外停了一輛改裝的吉普車，從後麵車門跳下兩個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先將胡風押上車，我隨後坐在他的對麵，老冷(一幹事)坐在他的前麵。這樣，他就夾在了解放軍和老冷之間，負責同誌和司機坐在一起。 不知走了多久，隻感到身上越來越冷，感到車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間轉悠。到底把我們送到哪裏去？我不敢問。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風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涼，但他還是握住了我的手。後來，他輕聲和老冷說了句什麽。隻一會兒，他突然站了起來，撲向司機台，要和那位負責同誌說話。這可了不得啦，守著門的兩位解放軍一下子都舉起了槍，如臨大敵，真把我嚇了一跳。幸好，負責同誌馬上叫了“停車”，並說讓我們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風這是由於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車子又不知翻過了多少山頭，顛顛簸簸地直向前開去。天快亮時，我們來到了蘆山縣勞改局的苗溪茶場。還讓我和胡風單獨住在一間房裏。下麵有一間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們的老冷。這兒四麵環山，因這裏廟宇多，本名廟溪，夏天各地的紳士地主們坐轎上山來這裏避暑，現在改名為苗溪，那些廟宇已多半改為茶場辦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開墾出來種茶和種果木了。 說好了讓我們到一隊(果園隊)去打飯吃，優待我們吃小廚房的幹部夥食，自己花錢買飯票。這樣，吃的問題解決了。不過，胡風自從來到這裏就食欲大減，頭痛，情緒也不好。我勉強拉他出門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隻想躺下，頂多看看老冷拿來的報紙。一二十天過去了，他越來越沒精神。 我想和他說點兒高興的話，他向我擺手說：“讓我安靜吧。” 最後，他終於躺倒不起，連稀飯都不想吃了。這時，老冷才找來了醫生，開了點兒藥，但病人仍叫頭痛、頭暈。後來，又來了兩三個醫生，說是感冒並且血壓仍不正常，開了點兒藥，還叫我多給他喝水，最好是果汁。我請老冷去城裏給買些水果，他買了些梨來。梨個大而多汁，正好用它榨汁。他內熱，嘴皮都是幹的，梨汁他倒愛喝，隻是仍不想吃東西，光喝點兒粥湯，人軟弱得幾乎坐不起來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說要大便，我趕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沒解出來，就用雙手撐著想站起來，口裏一邊說著：“怎麽起不來，起……”身子就往一邊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叫他別用力了，由我死勁拉了他起來，勉強把他扶到了床上。他頭一沾枕頭就像是睡著了。我感到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著他，守著他。 他躺在那兒是那麽地安靜，一點兒聲音都沒有。我心裏不由得一陣緊縮，他不要就這樣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頭，親看他的臉，才算是聽到了輕微的呼吸聲。這時，窗外透進一線光來，正好照著他的整個臉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深深地印在我心裏了。 第二天，老冷弄來了一副竹製擔架，把胡風送場部醫院去。我們住進了兩個人一間的幹部病房，胡風仍是昏迷不醒。半夜裏，忽然有人敲門。一看，是場長領來一個穿白大褂的女醫生，場長告訴我她是專區醫院派來的。她給胡風做了仔細的檢查，說是輕微的腦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等，她打了一針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她又來複診，這時胡風已醒過來能說話了，他對他們一再表示感謝。女醫生說千萬不能讓他跌跤，因為他血壓仍偏高。 我按照醫生說的，定時給他擦洗身上，好好護理他。第三天，他能吃東西了。我就托老冷趕場時買了一隻雞燉湯下掛麵給他吃。第四天正好是國慶節，他想聽聽北京天安門慶祝活動的實況廣播。不知是這裏距轉播台太遠了還是收音機不好，隻知道林彪在講話，但聽不清他說了些什麽。 住了這麽四五天，院長就叫我們出院，說找人把他背回去。一百三四十斤的老人讓人背回去，我不放心。但看來又非走不可了，我就找了一根竹杖，扶著胡風在院內練習走路。幸好，發病時他沒有倒地，手腳都沒受影響，隻是眼睛看不太清了。這沒關係，我可以扶他走回去。 這裏雨後的泥路真是難走，像搽了油一樣。我扶著胡風，踩著前人走過的腳印，一步一滑，我們總算平安地到了“家”！胡風平反後《三十萬言書》得以出版
山區的氣候變化無常，山穀裏一刮風就冷得很，而太陽底下卻暖和得很，老鄉們脫去棉衣，光著膀子捉虱子。我在北方住了十多年，對這種氣候很不習慣，經常感冒咳嗽。胡風倒比我還能適應，沒感冒，就是老說眼睛前麵有霧似的，蒙蒙一片，遠處就看不清，一兩個月後才漸漸好了。 元旦後不久，新任所長來找胡風，拿了一份《人民日報》。上麵有姚文元的文章，他問胡風讀那篇文章沒有，胡風說大略看了一下。其實他看得很仔細，上麵畫滿了藍鉛筆的道道，我不得不將這份報紙藏了起來，怕他為此又闖禍。 這一來，胡風可忍不住說了：“姚文元的評論我不同意，尤其是把我和周揚拉在一起，說什麽‘一丘之貉’。這不是事實。我和周揚在理論上有根本分歧，‘反周揚’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怎樣評周揚我管不著，我沒有資格寫感想，我是犯人……” 春節快到了，我們兩人都彼此隱瞞著思念親人的痛苦。我忙於采購過年的食品，怕他一人在家更難過，就特地留下工作給他做，要他把雞殺了並拾掇幹淨，他像寫文章一樣仔細地把雞弄得白白淨淨。 1967年的春節，我們兩人還飲了幾杯葡萄酒。不久，又通知我們搬家。新建了一個院子，我們住的是大院旁邊的一個小院，有兩間屋，還有廚房。不過，在廚房裏做了飯得從大院裏穿過才能送到我們屋裏，這很不方便，我就提出願用小炭爐在房門口燒飯吃，算是被允許了，從此我們開始了自炊自食的生活。我還能到場部食堂去打飯菜，但要爬一個大坡，很不好走，我輕易不去。 春來了，我們把院子開出來，準備種菜。我和他花了一周的時間翻地、揀石頭，總算開出了一畦畦的菜地。這時，我才知道，胡風會種地，並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原來，他從小在家裏就是參加勞動的。五六月間，種的菜獲得了豐收，我們雖然花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但也從中得到了不少的樂趣。 秋天後，這管理所解散了，我們的學習甚至生活都無專人管理了。胡風很天真地認為他的問題快解決了，可能提前釋放呢。 這種不明不白的情況一直拖延到1967年底，一天忽然來了一批人，宣布要他立即去成都。他當時很樂觀，還暗中告訴我一定是要解決問題了。但是，來人要我為他準備過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了情況並不是那麽好的。胡風臨行時握著我的手說：一定要堅強，不要失望，一切都會好的。我也就報之以笑容，高高興興地送他出了門。到門外，我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車後麵跟著一輛載滿了解放軍的大卡車，我知道情況很不妙。 直到來年6月，茶場基建隊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們首要的專政對象。從成都來了一批紅衛兵，從他們口中我才得知胡風已被收監。 紅衛兵們抄了我們的家，封了我們住處的門，我被安排去醫院勞動。一兩年後，又讓我去勞改二隊勞動。直到1973年，我才見到胡風，是分別了五六年後在大竹第三監獄重逢的！ 我從勞改的地方坐了三天車才來到胡風的監獄，在那陰森的小巷，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了一個小院。又不知過了多久，我被送進了另一小院。那是一排三間房，進門第一間是雜物，第二間搭了我們的大床，最後一間是廚房。迎麵可是一堵五米高的牆，如果關上小門，我就在夾牆中了。幹事對我表示優待，說不關門。屋裏雖然電燈雪亮，但小天井裏的青苔和四周牆壁發出的黴氣和陰氣，使我如置身在無人住宿的古廟之中。將電燈一滅，後窗裏透進的藍幽幽的路燈光，真使我不寒而栗。第一夜我是睡在我們共睡過的大床上，我想著他，似乎他高大的身軀就在我旁邊，我有一種得到了保護的感覺。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了已經五六年不見的胡風，他側過頭望了我一眼，毫無表情。他們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來，佝僂著腰，從那張大臉上我找不出一點兒過去的形象，我都驚呆了。 他踉蹌地走著，留下鋪蓋卷在那兒。幹部們很尷尬，我彎腰扛起了鋪蓋，帶他回到了小院裏。幹事說：今後你們就住在這裏，生活用品我們會供應你們的。還特別對我說：你的情況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我們相對而立的時候，我看清了他的麵容：不僅是消瘦，連那兩顆過去閃閃放光的眼睛，現都被耷拉著的眼皮遮得幾乎看不見瞳仁了，那髒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從破廟裏出來的又老又髒的和尚。 他對我說：“讓你來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審，我該死，我該死……”說著說著，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順勢就跪在地上。我止不住失聲痛哭，他卻呆呆地望著我。這時，幹事走進來，他倏地站了起來，幹事命令他以後不準嚇我，他低著頭畢恭畢敬地站著答應。一個一輩子昂首挺胸活著的人成了個癡呆兒。 我忍不住又大聲哭了，他趕緊捂著我的嘴：“你不能哭。幹事聽到了，要加我的罪的。”那驚慌失措害怕的樣兒，使我明白他現在的腦子裏已經混亂到了不能控製自己的地步了。我隻有克製住自己，慢慢將他拉回到現實世界裏來。 這一天，他幫我做家務，吃著我從成都帶來的雞蛋和臘肉。這些他五六年沒吃到了，他說連見都沒見到，開始簡直不敢吃，說會加罪的。我隻好說：“這是我的，我要你吃的，有罪我來承擔。”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1970年初被帶著手銬從成都押到這裏，一路都是住的監獄。到這裏後，才由四川省人保組向他宣讀判決書，改判無期徒刑，並不準上訴。罪名之一是“關押期間書寫反動詩詞”；罪名之二是“在主席畫像上寫反動詩詞”。 我來的時候，辦公室幹部曾和我談過話，告訴我他有病，讓我來照顧他。但我可不知道他得的是這種病，這病是應該送進醫院去治療的，怎麽將他交給我？當天的深夜，他的病就發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說是有人要來帶走他，還握手和我告別。我將他按下躺著，抱著他的頭，像哄孩子似的撫摸著他的大腦袋，輕輕對他說：“什麽也沒有，我在這裏，不用怕。”他總算安睡了，像過去一樣安睡了。 我可睡不著了，直到天快亮時才迷迷糊糊地睡著。醒來隻見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著他帶來的鋪蓋卷。他見我醒來就說：“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別跟我去。那不知是什麽地方，可能是水牢，劉文彩的那個，也可能是……”他說得那麽認真，那麽有把握，我就說：“那就等著吧。我去做早飯。”後來我說要給他拆洗被褥，他才將那鋪蓋卷打開。 打開一看，我的眼淚就止不住流了下來：那棉絮已成了破魚網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線縫過。我為他縫的紅綢被麵，那更是絲絲縷縷了。 他總是一個人呆坐著，要不就急匆匆地寫交代材料，還不讓我看。我還是偷著看了一兩次，都是一些無法想象的莫須有的“罪狀”，他都安在自己頭上包了下來，過幾天又再上報去，說實在不是自己幹的，“我沒幹這事，不包了”。但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訴我：“你聽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給我的啟示，是要我承認我放了毒了，現在全城的人都患了傷風咳嗽的病，要我認罪，要我交代。” 他就這樣一再沉浸在這種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狀態中。我向幹部提出應該給他一點兒工作做以轉移他的注意力，同時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則我的神經受不了。因此，他們就讓我們纏麻魚子(為織麻布用的)。纏麻魚子一個月能賺十多塊錢補償給公家，同時還是鍛煉。這活有效，他用心去纏麻、理麻，就不亂想了。但他手不巧，做起來很困難，也做不好，他又害怕了，說這樣交出去，將來開大會時又是一條罪狀。我就哄他說：你織吧，我給你改改。 大熱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還要釘上厚掌。他說：不定哪天會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他的思想這樣亂，身體也不好。天天為大便解不出來而發愁，他每天到廁所去好幾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我說這是痔瘡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藥。直拖到年底，他終於暈倒了。晚年胡風和夫人梅誌
他在精神比較正常時，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我還弄不來。頭天晚上我給他劈好柴，他選好炭。他幹活非常之認真，連用炭幾塊大幾塊小都計算好。但有一天，我還沒起床，隻聽到他在院裏說：“不好！怎麽站不住？”我趕快下床，還沒穿好衣服，就聽到外麵一聲“撲通”。等我跑出來時，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階下，失去了知覺，連瞳仁都散光了。我飛跑出去叫人，外麵小辦公室裏沒有一個人，跑到外麵巷子裏叫，也沒人應聲。我不敢再遠走了，隻得匆匆地跑回來。走到門口時我看見他的腳在動，我一手托著他的頭，一手就想拉他起來。我用死勁想扶他回房，但實在是力不從心，隻好將他抱在懷裏以免他躺在地下受涼。過了一會兒，他好多了，就說：“我怎麽了？你扶住我，我慢慢地挪腳，看能走不能走。” 他半躺著由我拖著“走”了十來步。上台階時，他用手爬，我用勁托，勉強進到了屋裏。他總算是活過來了！忽然，他“哎喲”一聲大叫：“不好，褲子濕了。”還很抱歉地望著我，其實我是不會怪他的。這次，褲子裏的大便特別多，我告訴了他並讓他看，他感到很輕鬆，終於可以暢通無阻大便了。而我哭了。 很快就請來了一個女醫生。診斷的結果是極度貧血，原因是痔瘡流血太多了。 醫生決定給他打肝精針，這些我在患貧血症時都打過，我就把這些情況向他解釋。奇怪的是，他很聽醫生的話，說那女醫生是那麽和藹可親，他對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來打針，她勸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會挨鬥了。軍管會主任來視察，說了些應該好好學習加強思想改造之類的話，言外之意是我沒有把他改造好。我想你們專政機關了他十幾年，都拿他沒辦法，我能怎麽樣？當然，我也希望他能有所進步，以至能出牢門！ 不久，給我們換了住處，是新蓋的四間房。門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們勞動的基地。周圍仍是五米高的牆，但有一麵是臨街的，可以聽到老鄉的說話聲。這地方過去是垃圾堆，鋤地時常鋤出碎磚亂瓦，偶爾還有古銅錢之類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垃圾堆上種了兩畦萵筍。 這裏的天地比較大，厚鐵門關著，隻我們兩個人，談話倒是自由的。我們就談談過去，談談自己的事和朋友們的情況。一次，我說：“聽說整風交代曆史要從八歲開始，你就沒有交代過。現在你不要胡思亂想了，就從八歲起交代你的曆史吧。”他居然聽了進去，從那時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寫曆史材料，寫得很認真仔細。這一來，他腦子裏的恐怖幻覺似乎是被抑製了，他不但記憶力仍很強，連行文都和過去一樣嚴謹，但在每篇的後麵還是要一再申明：“我沒有去過別的地方，我沒有幹過別的事，如有，都是別人的栽贓。……”到年底，洋洋二十多萬字的材料就陸續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時，我們兩人可以享受一下勞動之餘的閑暇。我們種的菜除去自己吃外，還上交。這裏麵有他的一份功勞，他主要是幫我栽菜秧、抬糞水和澆菜等。 當時正是鄧小平同誌複出的時候，經常能從報上看到一些過去被打成‘走資派”的領導或知名人士出來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對自己的前途又產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對他還一點兒動靜都沒有，他就又開始焦躁地胡思亂想了。 等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的精神終於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設想了一個空中專案小組，天天甚至時時在向他問話。他一個人望著天自言自語，說得很流利很詳細，真像空中有一個主審人在向他問話似的。到後來他幾乎是夜晚不睡，還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說是周總理在辦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壞人攔住了，我們快逃吧！ 我請求監獄當局讓他保外就醫，得到的回答是他心裏有火，等火散了自然會好的，所以連鎮靜神經的藥和安眠藥都不給。他整夜不睡，白天睡得連飯都不吃。這時，我隻好做了麵條加上兩個雞蛋放在桌上，他醒來多半是將兩個蛋吃了，很少吃麵條。他的精神特好，但瘦得卻隻見兩隻大眼睛。一天，他睡著了，我守在他的床前，眼淚一點一滴地落在他臉上，把他驚醒了。他這時十分清醒，拉著我的手緊緊握著說：“我支持不下去了，看來我要先你而去了……” “不，不能這樣。過去你叫我要堅強，現在該我說你了。一定要活著出去！” 周總理的逝世對他震動很大，他寫了幾千字的感想，向總理謝罪，覺得自己辜負了總理。幾天後，他忽然很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他的問題已解決了，基本上沒什麽事，我也沒事。但是他仍偷偷地寫東西，寫在小紙條上，還藏在裏麵的衣服口袋裏。我發現他是在寫詩，不過他寫了又撕了。他看上去情緒倒還正常。 白天多半幫我種菜、澆水，有時也讀書，讀得最多的是《魯迅全集》——那是我爭來的一套，我說是許先生送我的，所以就沒當作胡風的財產充公。 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兩人站在房簷下，淋著毛毛細雨，和全國人民一樣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經是深秋了，我們正坐在院子裏搓玉米粒，忽然聽到廣播裏傳出批狄克(狄克何許人也？)的評論文章。我馬上感到是張春橋出了問題，因為這天正是10月19日——魯迅先生的逝世紀念日。傍晚，幹事送報來時我們就問他，他將北京粉碎“四人幫”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我們。 1979年1月，監獄主管人員突然通知我們：上級來電話，你們可以出獄了。 自由的降臨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變化對胡風尤其重要，一下子就使他擺脫了精神上的恐怖症，使他還原成一個不帶反犬旁的自由人。 在這裏胡風整整關了九年，我也陪他一起住了六年。這之前，在他心情正常時，也曾隨便談過如能自由地走在街頭，想幹什麽，想吃什麽……現在“自由”似乎很輕易地來到，我們二人反而茫茫然不知“自由”為何物。 既然給我們自由了，我們就應該試用一下，我提出陪他去大街上觀光觀光。下午的街道是冷清清的，我領他走的是大街，行人也不多。我們進了唯一的一家書店，他隻略略瀏覽了一下架上的書籍。又走進食品店，他也沒有提出想買什麽吃的。這幾種自由他似乎都不感興趣。路過郵局時，他卻直奔了過去，原來他想給南京的大兒子發個電報。我想製止他，但他已寫好了電文“即日離此去蓉，父字”，同時還寫下了監獄的名字。 天啊！這就是他二十餘年後走出獄門，得到自由時辦的一件大事！1986年1月，參加胡風追悼會的“胡風分子”在胡風寓所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