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 | 重逢史鐵生，地壇那個輪椅上抽煙的人

作者檔案

陳徒手，本名陳國華，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係，先後在中國致公黨中央機關、中國作家協會、《北京青年報》副刊工作。主要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國文壇紀學》《故國人民有所思》等。

原題

重逢史鐵生

作者： 陳徒手

視頻：我們摯愛的史鐵生

1988年秋天我新婚住在北新橋三條一號大院，與史鐵生的雍和宮舊家相距不遠，閑來無事，時常去史家打擾。鐵生老父親戴一付老式眼鏡，安靜地操持家務，買菜炒菜，尤其能做人人誇獎的紅燒肉，一來客人，鐵生就積極地引薦。他自己是嗜肉者，有時興致來了就搖著輪椅到鍋台前炒菜，大把擱下不少肉片。印象中，妹妹史嵐那時懷孕，時常回家看望，挺著肚子還要搶著幹活，讓史老伯和鐵生一陣陣緊張，臉上卻綻放笑容。這是我最難忘的史家溫馨一景，對於困頓多年的一家人來說這是莫大的喜悅。

鐵生原來住在前永康胡同深處，出行不便，就由街道出麵給調劑到臨街的平房，緊挨著雍和宮，一出門就可以看到北麵的地壇公園南門。那時鐵生已負盛名，雖然門前貼有祈求照顧、委婉拒絕的告示，但仍阻擋不了外界的一批批訪客。有時我去時，發現狹窄的屋裏先後來了兩三撥客人，鐵生是笑臉相迎，但心中的懊惱想必是不小的。他曾說：“有的人不請自來，來了就長時間說話，讓我很無奈。我是個身體有病的人，有時需要自己處理一些私事，就是沒辦法騰空兒。”　　 

他就經常逃到相鄰的地壇躲一個清靜，帶幾本報刊，搖著小輪椅長驅直入，在地壇東南角的大柏樹下悠然閱讀。我觀察過，他讀書很雜，刊物寄的，文友送的，文學曆史政治哲學諸多門類，他都信手一讀。一根煙分幾個時段抽，讀到安神處就順手在輪椅車鋁管上把煙掐了，一不留神又把殘煙點著。他愛從樹隙中看藍天，斜著腦袋眯著眼想著什麽。那時地壇公園還不收門票，看上去像是無人管理的野地，許多路人借著公園抄近路，有的騎自行車一陣風似地穿行而過，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鈴聲。像鐵生這樣神情安詳、耽迷深思的讀書樣子，而且還長時間保持這樣姿態，在地壇中還屬少見。　　 

有時在家看不到他，我就直接騎車去公園找他。我在中國作協上班，愛把文壇一些雜事瑣事告訴他，他聽後嘿嘿一笑。他待人寬厚，很少評說他人的對與不對，隻是文壇發生的一些事情讓他覺得滑稽和無益而已。記得韓少功、鄭義等同輩知青作家到他家作客，由我到雍和宮地鐵站接迎，他們相聚真的是一種歡談，在相近的精神層麵上言語碰撞，多少是清貧人生的一大快事。

1980年，史鐵生在家中

鐵生回憶說：“讀清華附中時，鄭義已是有名的高中學生，我們這些初中生看到他都是仰慕的樣子。有一次，我們幾個在操場沙子上玩插刀的遊戲，正玩得興頭，突然看見鄭義站在我們旁邊，不屑一顧地說了一句，‘真沒勁。’他轉身就走了，我們幾個就傻了，不知道怎麽辦才好?”鄭義笑道，不記得此細節了。鐵生說，那時我們在您們高中生麵前就是一個小屁孩，什麽都不懂。　　 

那一年鄭義的小說《老井》拍成電影，由張藝謀主演，未公映前先在京城圈內試放幾場，頓時成了口口相傳的盛事。鐵生對影片甚感興趣，在朋友的幫助下，搖著輪椅趕到放映現場觀看。過幾天，他似乎還沒有走出電影的氛圍，對鄭義作品在銀幕上展現的效果頗為讚賞，嘖嘖稱道：“夠勁，有味道。”他一向對影視頗有心儀之處，多次說過等有機會嚐試寫寫電影劇本。他的早期作品《命若琴弦》曾被陳凱歌看中改編，並在不長時間內搬上銀幕。在拍攝之中，“期待”就成了鐵生和朋友們那時候最要命的人生關鍵詞。　　 

鐵生喜歡北京人藝的話劇，隻要身體條件允許，他都會滿心歡喜地前往劇場。有幾次，我在劇場內見到他，他都是提前做好各項準備的樣子，首先是要保證當日中午睡上好覺，下午堅決拒絕朋友來訪或再三說明，盡力減短交談時間，以儲備晚間看戲的精力。看戲時，輪椅車旁掛著一個水壺，著裝也是少有的利落整齊。未等開演，他就焦急地搖著車開到第一排側邊，恭恭敬敬地守候著鈴聲響起。

史鐵生在地壇　　 

鐵生平時愛吃涮羊肉、醬肉，素喜大白菜。1980年代末時北京城區還實行每戶分配大白菜製，秋冬之際家家戶戶都要拿著小本登記劃勾，按戶口分片，在街邊排著隊買百十斤白菜，取回家後在屋外晾曬，以備全家冬天吃用。有幾年，都是我與史老伯一起前往，排著長隊，緩慢前行，有時斷了菜源，還得等候下一趟運菜車。史老伯不愛說話，鄰居會問鐵生的近況，他就說：“還行，還在寫東西。”買了白菜後碼放在平板車上，由男售貨員飛快地蹬著送回家去。鐵生總笑眯眯地在院子門口迎接，有時還能順手幫助接送幾棵。院子裏都是來來往往搬運白菜的人，鐵生與鄰居大聲地搭話，議論著今年白菜的成色好壞。　　 

他們家是使用煤氣罐，平均一兩個月使一個，用完時剛好有朋友來訪，就由該朋友前去換購。有時煤氣用完了，又無朋友來訪，鐵生就會搖著車找我，我就趕緊飛車而去。那時我剛二十六七歲，身子瘦弱，氣力也顯不足。怎麽把炸彈般的煤氣罐擺放在自行車上，成功地運回來?剛開始確實讓我發愁，甚至有點發怵。鐵生找朋友弄來一個鐵鉤，又教我如何斜歪著身子掌控車輛。我試了幾次，大獲成功，用力蹬著，不惜餘力，有了一種男子漢幹大事的愉悅。鐵生鼓勵地說：“成了，不錯。”以至於有時去鐵生家，總是瞧著煤氣罐問：“是不是該換氣呢?”鐵生笑著說：“還有，還有。等沒有氣了，一定叫你。”　　 

1990年春天，我快要當爸爸，產前一兩個月我就請鐵生負責給孩子起一個名字。他答應下來，他在作品中給人物起了眾多的名字，在實際生活中隻是給自己的外甥起過名，叫“朱綠和”，那一年“綠色和平組織”活動旺盛，全球矚目，是該年的標誌事件，以此誌記。最關鍵的是鐵生喜歡文字之間的色彩搭配感。他又給外甥起了一個小名“小水”，希望孩子長大後具備水的韌性和衝勁。

史鐵生及妻子陳希米　　 

4月13日清晨小女出生，恰逢那天是一個“電腦病毒日”。鐵生說：“哎呀，應該給孩子弄一個解毒的名字。”他翻閱中藥材書籍，比劃了不少，但終究覺得給女孩子起個中藥名不很妥當。孩子滿月時，有一天聽到他在樓下大聲地喊我的名字，我趕緊下樓，他從一本書裏鄭重地拿出一個小紙片，上麵寫著七八個備選的名字，讓我從中挑選。他在一旁解釋說：“我起名字膽大，總是想著鄉村的風格，農村人覺得名字拙一些，小孩好養活。比如像這個‘陳大茁’‘陳莊’‘陳於一’……”我一眼瞧中第四行的“陳宵晗”，一見就歡喜，指著它喊道：“這個好，這個好。”他嘿嘿一笑：“感覺很對，我就想你會喜歡這個。‘宵’和‘晗’擺在一起的寓意是說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天總會亮的。”　　 

在1990年5月26日的日記中，我還記下他的一段話：“起名字，別人用，我感到很光榮。因為我死了，別人還要用這個名字幾十年。”小女五個月後，我推她去鐵生家，鐵生連連說道：“不勝榮幸。”他對孩子有一種天生的喜愛，樂哈哈地看了又看，開玩笑地說：“可以誇一下，鼻子以下長得好，鼻子以上現在不敢說。”　　 

女兒長大了，等她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寫《我的名字》的命題作文，她寫道：“我的名字是作家史鐵生伯伯起的，因為我是淩晨出生的，天還沒亮，但可以看到微露的霞光。史伯伯的意思是說，每天都有光明的希望。”語文老師在文後寫了幾句評語：“宵晗，你的名字很有意義，可以是一生的動力。”我讀到時，心頭湧過一陣熱浪。一個簡單的文字符號，是鐵生給小女一個很珍重的生命囑托，一個美好的人生期望。　　 

去年初，我帶已上大學三年級的小女去探望鐵生夫婦。女兒已是一米六六的大姑娘，見到鐵生極為靦腆，不敢多說話。鐵生指著女兒，大聲地對屋裏的客人們介紹說：“這個女孩的名字是我起的，叫宵晗，天快亮的意思。”

　　鐵生曾說過，21歲時站著走進友誼醫院，卻躺著從醫院出來，當時絕望到極點，差點要跟大夫打架。我問，為何不早點治療?他說，插隊時隻是覺得腰疼不適，開始不當一回事，簡單吃了藥就拖延下來。我記得鐵生說了一個細節：回北京之前，曾跟夥伴們邁著雙腿登了一次華山，似乎還是在夜間摸上山，早晨看日出。這或許是他患重病之前最後一次的壯舉。　　 

後來鐵生還給我看了一張老照片，那是他十八九歲時與同學在鄉間土路上騎車而行，他的嘴唇上還留著淡淡的一撮毛。還有一張照片是他插隊時抱著放牧的一隻小羊駒，站著拍攝的，人顯得稍小，頭上包著一塊陝北式的白毛巾，笑得有些稚氣和調皮，背景上有窖洞和高聳的樹木。他看我們喜歡，就說送給我們一張。騎車和抱羊，我們都十分注意到他原本挺立的身材和有力的雙腿。那是他青春的印記，健康的印證，可惜一切都無法複原和返回。　　 

不知時間有否記錯，1989年初時鐵生曾經大病一場，讓朋友們驚嚇不止。一天史老伯給我打電話，說鐵生發燒厲害，先住在第六醫院，掛點滴後退了燒，出院後回家，想不到高燒更嚴重。我趕緊請假趕到鐵生家，見到眾人七嘴八舌，最後歸納為還是到友誼醫院治療為上策，因為友誼醫院大夫最了解他的前後病史。

陝北插隊時的牛倌史鐵生　　 

到友誼醫院已是傍晚，門診都已停止，隻能送到急診科，放置在觀察室輸液。鐵生滿臉通紅，還說一點胡話，不時說“冷”。當夜，我留下來陪他，觀察室是簡陋的平房改造的，過道上有厚厚的棉布簾，人一掀起就有涼氣襲來。隔壁床是一位病危的老人，到了下半夜他的喘息聲漸弱，大夫表示無奈。我有些慌亂，怕此情景刺激鐵生，就有意用身子擋住鐵生的視線。淩晨四五點時，老人平靜地走了，被醫院的人用車推走。這一切弄得虛弱的鐵生無法安睡，情緒上多少有些波及。天快亮時，不知情況的老人兒子端著大茶缸和熱乎乎的油條進屋，看著空床位大為吃驚，問：“我爸呢?”我緊張得不知怎麽回答，已燒得迷糊的鐵生卻在我身後說道：“您……您去問大夫吧。”小夥子見狀“哇哇”哭起來，鐵生欠起身子安慰說：“老人沒受什麽罪……”自己的身體已嚴重不適，鐵生對人還依然那麽細心和厚愛。　　 

第二天上午急診室大夫表示他們此處無法收治，還需轉到病房治療。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一個場景：因為沒有找到病床，鐵生隻好躺在推車上，停在友誼醫院一樓大廳裏，蓋著兩床被子還牙床打顫，周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們幾個分頭找關係、到處打電話求援，急得史老伯搓手不止。就在這時，路過兩位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她們叫道：“這不是史鐵生嗎?生病呢?”原來是當年給鐵生治病的大夫，鐵生掙紮地抬高身子說：“看到救星了，這回挺難受的，沒床位……”女大夫一聽立即跑上樓去聯絡，折騰許久，終於在三層病房騰出了一個床位。女大夫連著說：“鐵生不易，鐵生不易……”鐵生後來說，他跟友誼醫院極有緣份，奇遇甚多，得到大夫們真誠的相待。

史鐵生和陳希米在家中　　 

這次友誼醫院的急救是一次不大的險情，是鐵生一生轉戰醫院的慣例。但在我的印象裏，卻被賦予特殊的意義：一是在此住院期間，病情穩定的鐵生開始醞釀名篇《我與地壇》的寫作，他在病床上給我們講述了幾個重要的片斷，尤其是跑步好友多年連續參加競賽的有趣故事，讓我記憶最深。出院後他就鋪開五百字的大稿紙，一字一字地寫出，有的初稿章節幾乎是一氣嗬成;二是有一天病房突然出現一位清秀的女同誌，鐵生笑吟吟地合不上嘴，整個眉眼間煥然一新，一遍遍地向客人介紹說是從西安來的，是學數學的。陳希米的出現，是鐵生住院期間最為耀眼的亮點，照亮了他原本暗淡低落的感情生活，其火焰光彩奪人。　　 

寫作此文時，我打電話給希米求證，希米說，確是1989年一月在友誼醫院病房見到我的，那時恰好放寒假。她說，後來朋友送來一台打印機，鐵生就開始練習打字。接著又買了最早的電腦，他就借著打字練習，把《地壇與我》全文打到電腦裏。

摘選自《生命：民間記憶史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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