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明
原載《檔案春秋》2011年第5期
1974年1月15日晚10時許，蘇聯（當時被稱為“蘇修”）駐華使館一等秘書、三等秘書等人，在與該國派遣特務李洪樞以及同夥在北京西壩河橋頭秘密接頭時，上空突然躍起一發紅色信號彈，緊接著西壩河橋被照明彈照得通體透明。成群的民兵和公安人員從四麵八方直撲橋下，謝苗諾夫等幾人被當場抓獲。從謝苗諾夫給李洪樞的手提包中，搜出一部小型電台、一張設置天線的示意圖、一張電台聯絡頻率時間表，以及一張偽造的中國邊境空白通行證，還有人民幣5000元。中國政府在1974年1月19日召見蘇聯大使，麵交抗議照會，並宣布5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使館人員為“不受歡迎的人”，予以驅逐出境。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報》對事件進行了報道。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蘇修間諜落網記》。關於“破獲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案”的報道，無論是今天，還是當時，我們隻能看到當時官方簡單的報道。而事實上，那其中卻深隱了曆史的許多人許多事，許多國際國內的政治風雲變幻——繼《人民日報》的報道之後，1974年1月24日，《長江日報》再次刊登有關此案的報道：[新華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電]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東北郊北環東路西壩河橋下被我捕獲的蘇修派遣特務李洪樞，經我公安機關審訊，交代了他接受蘇聯特務機關派遣，潛回國內進行特務活動的罪行。這裏發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與蘇聯駐華大使館間諜分子秘密接頭、接收蘇修特務機關的特務電台和遞交情報等罪行的一份供詞。他的供詞如下：我被抓住以後，經過政府交代政策，反複教育，認識到我的罪行是極為嚴重的。我背叛了祖國，被蘇修利用，充當了蘇修的間諜，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人民。我萬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錯了路，我要向人民低頭認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國，逃到蘇聯。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機關的特務訓練。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務從新疆額爾齊斯河口越境潛回國內。一年多來，我在莫斯科蘇聯特務機關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直接指揮、聯絡下，進行了大量的間諜特務活動。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給我的密電，指示我和“朋友”一起來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點三十分至十點，到北環東路西壩橋下與蘇聯使館人員接頭，領取“電器”（指電台）。同時，要我當麵送交密寫的情報。規定的接頭暗號是由我先說：“我是阿麟！”對方回答：“我是白樺！”還規定，如當晚有危險，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執行。
我收到莫斯科這次密電後，就著手做接頭的準備。我把最近搜集到的東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帶基層黨組織的活動情況和軍事活動情況等寫成密信，又在密信中報告了我完成任務的情況。用塑料袋包好，縫在口罩裏。
一月十四日，我們乘車來到北京。當晚到接頭地點觀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後左右，我們按蘇聯特務機關規定的聯絡辦法，到了蘇聯大使館的東側護城河堤上，用蘇聯大使館以前轉交給我的微型無線電信號機，發出秘密聯絡信號，表示“我已安全到京”。發出後，立即收到了蘇聯使館回答的信號，表示“已準備就緒”。
一月十五日晚，我們乘十三路公共汽車於九時十五分到達和平街北口下車，沿北環東路步行到接頭地點。約九點四十分左右到達西壩河橋上。我說了接頭暗語，當聽到橋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後，我們就跑到橋下。這時候，我看到兩個穿中國服裝的蘇聯人等候在那裏。一個是高個子，穿著中國式棉大衣，站在橋下小河邊，一個是小個子年輕人，穿一身中國式藍製服，載一頂中國單帽，伏在橋下的斜坡上。當我走到高個子麵前，又用俄語重複了暗語：“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熱情地擁抱了我，用俄語連連說：“噢，親愛的阿麟！”我隨即把那個藏有密寫情報的口罩交給了他，他回頭指了指身邊的一個手提旅行包，示意讓我拿走。當我拿起手提包時，突然亮起了信號彈，那個小個子蘇聯人驚惶地跑過來，用俄語對我們喊了兩聲：“信號彈！信號彈！”我見勢不妙，拿著提包趕緊逃跑，跑了十幾步，就被民兵抓住了。兩個蘇聯人也和我們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與蘇聯間諜接頭被捕的情況。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實實地繼續交代，爭取政府對我的寬大處理。
李洪樞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這是一份無懈可擊的供詞。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份供詞本身都是經得起推敲的。它所陳述的，也的確都是曆史的一部分真實。但問題在於，部分真實並不等同於全部真實。在這些經得起推敲的文字後麵，事實上還有相當一部分真實被曆史深深地掩藏了下來。出於當時國際間外交鬥爭的策略和需要，以及種種複雜的政治因素，露出海麵的冰山，其實隻占全部冰山的七分之一。時過境遷，轉眼三十多年光陰倏然而逝，許多當年不能說，不好說，不便說的真相，正慢慢擺脫製約它的規定，一點一點浮出水麵，還原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斷麵。讓我們借助檔案，看一眼依然還留存在過往歲月中的那部分曆史真實——李洪樞，黑龍江省雙鴨山人。按他的說法，他當年的偷渡，屬於“探親”。假如他的家不在邊界，他可能想不到會去做越境這種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小侄子早幾年沒有偷越邊境跑到蘇聯那邊去的話，他可能也不會因為想“探親”而產生偷越的念頭。他為自己賣國叛變給蘇修當間諜找的理由是，因為他的親人在蘇修手中，他們成為間諜機構對他最致命的要挾。假如他不死心塌地為蘇修諜報機關服務，就等於把自己的親人們置於了死地。當年，偷渡者實施偷渡的原因各種各樣。有在國內觸刑犯罪的，有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視的，有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的；還有許多知青，原來心裏所具有的那種紅衛兵的狂熱逐漸冷卻，理想幻滅，一部分人開始對現實不滿，發生偷渡（在那時叫做叛逃）。這種偷渡，在中國的南北方邊境均有。無論李洪樞的理由是否成立，事實上，隻要他跨出偷渡那一步，當年無不以叛國投敵論處。那一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麵組織了上萬人的遊行隊伍，輪番到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門前示威。他們手舉標語，高呼口號，磚頭、墨水瓶、臭雞蛋，像雨點一樣向使館投去，大使館主樓和兩側的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玻璃窗幾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層樓的玻璃窗也被石塊擊破，墨水瓶從窗口飛進房間和辦公室，地板上灑滿墨水。大使館的牆壁五顏六色，塗滿辱罵中國的口號、漫畫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館門口的院落內扔滿了石塊、酒瓶和標語牌。1971年，大使館決定以劉新權大使的名義舉行電影招待會，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2月9日到使館觀看現代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邀請信發出後，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很快答複，屆時蘇方將以副外長羅吉昂諾夫為首出席電影招待會。使館得到蘇方答複後，便積極準備。但2月6日，蘇聯《消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點名攻擊《智取威虎山》。使館經請示我國外交部，決定取消這次招待會。9日，即擬舉行電影招待會的當天，外交部電複同意使館意見。大使館隨即通知蘇聯外交部：鑒於蘇方《消息報》發表文章對我進行攻擊，大使館決定取消當天的電影招待會。11日，大使館根據國內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動，向蘇聯外交部遞交備忘錄，指出：蘇方這種做法是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挑釁，這不利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在外交摩擦的同時，另一個層麵的拉鋸也在緊鑼密鼓地秘密進行。最初，蘇聯從來自中國的偷渡者口中，得到過有關中國方麵的一些情報。如地方黨政組織結構、人員名單、軍隊駐地以及駐軍情況等等。蘇聯人根據不同情況對這些偷渡者采取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遣返回國。這部分人大多毫無利用價值。二、收留定居。這多是一些逃過去的中俄混血兒，或是我地方黨政幹部。三、任用為間諜。經過物色和審查，再經長時間的考驗考察，對少部分偷渡人員進行技術、體能、野外生存和自救等全能訓練，使他們具備作為間諜被派遣回國的所有技能，比如收發報、射擊、格鬥，甚至細到具有相當的醫療自救能力。但無論蘇聯間諜機關或李洪樞本人都沒有想到，在我反間諜機關的嚴密監控下，李洪樞在被派遣回國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便被秘密逮捕了。也就是說，作為間諜的李洪樞，早在1974年西壩河橋頭被捕之前，已被我安全機關抓獲。考慮到蘇聯間諜機關尚不知李洪樞已被密捕的事實，在當時中央高層的決策部署指揮下，決定爭取逆用李洪樞來釣蘇聯間諜機構的胃口。但開始並不順利。李洪樞此人很難爭取，他以沉默抗拒著對他的任何爭取，以沉默表達著他的不配合。在這期間，李洪樞甚至偷偷逃跑過一次。逃跑途中，他給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求救電話，可是，不知什麽原因，蘇聯大使館沒把他的求救當回事兒。也或許是沒有聽明白；或是接電話的人是打掃衛生的，那打掃衛生的人打掃完就把接聽到的電話也當成垃圾一塊丟掉了；更或許是他打錯了電話！李洪樞在高粱地裏被再次抓獲。而被抓獲的李洪樞並沒有及時交代他曾向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電話……中央對李洪樞案子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視是因為李洪樞還有極重大的政治價值。重大到是周恩來總理在親自指揮。專案的規格之高也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專案組的組長是解放軍的少將李震（時任公安部主要負責人），副組長是解放軍大校施儀之（時任公安部負責人），成員有於桑、劉複之、吳德（北京市市委書記）、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程誠（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對於搞間諜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礙可能就是信任危機，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相信。站在李洪樞的角度想一想，既然沒有人會輕信一個投敵叛國的人，他又該和誰去談合作呢？所以，信任，是爭取李洪樞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徑。專案組成員吃住都和李洪樞在一起，他們把李洪樞就當作自己的一個“同誌”，辦案的所有人員對李洪樞都不許深懷敵意，當著李洪樞的麵，誰說話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那樣便會造成新的隔膜，當然對李洪樞不可能當成真正的革命同誌，不可能什麽都不避諱，隻是不要讓他感覺到。大家一塊吃，一塊喝，一塊打撲克，一塊開玩笑，一塊聊天。表麵上看，的確是跟李洪樞打成一片的樣子。漸漸的，李洪樞不像先前那麽敵對、緊張、戒備，偶爾大夥說笑，他也跟著笑一笑。但，李洪樞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大部分的時候，他坐在一個角落裏，心事很重的樣子。專案組成員並不去管他，他們隻是暗中觀察，做到心中有數，大家都明白，李洪樞必得經過一番又一番的自我鬥爭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而李洪樞時好時壞。有時，不知他想起什麽來，不吃，不喝，也不跟著玩了。甚至頂起牛來，這也不幹那也不幹。那個時期，所有的情況都要向總理及時報告的。總理總是及時批複，“同意，對李洪樞繼續采取感化政策。”總理看報告之細細到連一個標點符號錯了，也要給他們改過來。當李洪樞終於在專案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轉變後，為了麻痹蘇方特務組織，他們請示總理，先讓李洪樞向蘇聯特務機構發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以迷惑蘇方。比如誰誰誰要當國防部長，此消息三天後見報，三天前讓李洪樞作為情報發出去，雖然三天後這情報變得沒有任何價值了，但能於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層的任命機密，最起碼證明李洪樞還是能力非凡的。蘇聯的情報機構也會甄別，所以不給他們一點真格的東西，就會使李洪樞失去價值。當然也會選一些故作神秘的東西發過去。比如東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個土包，疑是軍事工事或什麽基地。還有部隊的調動，蘇方從別的途徑有探到部隊的調動情報，但不知怎麽調動，我們有時也編些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誘他們一把。報告的程序先是到總理那兒，總理批完同意給葉帥，葉帥也批同意又批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會在報告上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最後報告回到總理那兒，總理最後批複“不妨一試”。專案組成員能感覺那筆墨是很帶著幾分惱和氣的。無論那報告上有多少人批，他們總是以總理的批示為準。有了總理的批示，專案組便帶著李洪樞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奔黑龍江的甘南縣，情報在北京發，專案組成員覺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發過去的情報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麵的工作全廢了嗎？選擇甘南，那兒離蘇聯近，也是當初李洪樞跟蘇方約定的碰頭點。雖然長途跋涉有些冒險，還要防止路上李洪樞逃跑或是其他什麽變故。但為了確保效果，專案組成員們不惜長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隨著工作的深入，專案組成員們確實看到了效果：蘇聯間諜機構指令李洪樞於1974年1月15日晚8點半，在北京東郊兩壩河橋下等候接頭，接頭人將送給他新的電台、密碼、密寫工具、手槍、聯絡時間表以及活動經費等。專案組把情況寫成報告送總理，總理說，可以破案。所謂放長線釣大魚，這就是大魚了！破案前，專案組成員們個個感受到內心從未有過的緊張。他們反複去接頭地點周闈轉悠。當年的西壩河一派荒涼，白天晚上都看不見幾個行人。專案組將破案力量分成三個包圍圈，最外圍的為第一包圍圈，是保衛骨幹；第二包圍圈是偵查人員；第三包圍圈是衛戍部隊。執行任務當天，專案組成員提前就將西壩河一帶秘密封鎖了，周圍零星的幾家住戶，隻準進不準出，住戶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饅頭，醉倒了塞到了床底下。按照事先的約定，一看見對方進來，第一包圍圈就發信號彈。專案組成員看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逝著，緊張得手心裏捏著把汗啊，是暴露了？為什麽敵人沒有按照約定的時間到呢？9點45分，信號彈在天空上劃了一道弧線，專案組成員們被懸在半空中的心總算落下來了。就見一輛汽車進了包圍圈，那汽車的後尾燈和車牌號都被糊上了。車是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車，車上坐著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車上當場查獲了交接情報、文件、電台、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行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真乃人贓俱獲，罪證確鑿。中國外交部急電通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要求大使館做好應急準備，防止對方報複。隨即，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於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報複果然隨之而來。1月19日，中國駐蘇使館隨員關恒廣乘火車回國，途經伊爾庫茨克時，突然上來幾名蘇聯特務，直奔關恒廣所乘車廂，以從事間諜活動為名，將關恒廣綁架。接著蘇聯把關恒廣從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莫斯科。關恒廣離開莫斯科時，以劉大使為首的大使館主要官員到機場送行：劉大使把一朵大紅花戴在關恒廣胸前：蘇聯和各國記者“啪啪”拍照，並把話筒對著劉大使，請他發表講話。劉大使對著話筒慷慨陳詞，強烈抗議蘇聯特務對關恒廣的迫害，讚揚他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蘇聯克格勃一向活動猖狂，許多國家都怕它，更有許多小的國家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敢怒也不敢言。中國帶頭這麽一整，好多國家跟著驅逐蘇聯特務，蘇聯克格勃在世界範圍內遭到重創：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蘇聯克格勃都沒敢活動。他們總結經驗，找教訓，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麽暴露的。總理最大限度地替李洪樞著想，為李洪樞保密。當時還有一個細節，因為此案涉及到蘇方使館人員，破案過程中專案組請示總理要不要跟外交部報告，總理說，不用，隻要你們打響了，給我報告，這些事都由我來處理。當大功終於告成，專案組向總理報告時，總理說，你們立了一大功，李洪樞也立了一大功。許多年過去了，可是關於“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的報道，還是隻能看到當年官方最簡明扼要的那麽一個報道。李洪樞這個名字從此終止於那個年代的那卷案宗裏。為李洪樞更名改姓，讓他安定安全地生活下去，跟那個叫“李洪樞”的人再無瓜葛，是總理的一份心願。也是在周總理的關懷和安排下，此後的李洪樞，是以另一個名字，另一種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廠上班，後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穩健康地生活著。蘇修間諜落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