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鷗，筆名淩之，女，1988年赴澳大利亞馬克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後因病輟學。1990年代初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紀實文學《半壁家園》《海鷗南飛》《劉海鷗作品集》三集、《夕出陽關》、姐妹合集《我們的田野》；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多家主要報刊雜誌發表作品，另外多部作品收入國內外小說及散文選集。《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200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半壁家園》《遊必有信》（作品集之一）獲得2013及201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
原題
曾經，他們的身影在中國大地上徜徉，我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前進和彷徨。如今，他們靜靜地躺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我來到這裏向他們的靈魂致敬。
我首先要致敬的是馬卡連柯，我少年時期最崇拜的教育家和作家。
在他的墓碑上，一個少年抬頭仰望著他尊敬的導師，也許他就是高爾基教養院的一個學童。馬卡連柯關於高爾基教養院的《教育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對流浪兒童和少年罪犯自尊心的愛護和尊重；他把一盤散沙的群體變成一個堅強集體的能力，讓我徹底為他的人格魅力所傾倒。
有兩三年的時間，我立誓長大了要當一個像他那樣的教育家。
為了尋找馬卡連柯式的教員，尋找謝苗、劄托羅夫式的學童（他們由少年罪犯變成正直的蘇維埃公民，是《教育詩》中寫得最成功的主人公），尋找高爾基勞動教養院式的集體，我高中專門報考了住宿學校。
遺憾，我當然不可能找到，那時一個新的“思想武器”階級分析，把人們的關係搞得混亂不堪。我放棄了當教育家的理想，但是馬卡連柯永遠是我少年時期的一座豐碑。
2016年我回到中國，看見再版的《教育詩》，立即買了帶回澳洲，放在我的身邊。
不像絕大多數墓地是逝者的雕像， 契訶夫的墓碑是一座白色的石頭，上有一塊黑色方形浮雕，記載著他的生卒年月，簡潔如同他的行文風格。石碑上有黑色的尖頂，如同一座房子，我想起了他的《帶閣樓的小房子》。旅遊團中我的小學同學徐棻在墓碑前獻上一束鮮花。
初一語文課上學了他的《凡卡》，老師讓我們做一篇作文《凡卡後來怎樣了》，我編了一個悲慘的結局，得了五分，從此契訶夫走進了我的視野。
我注意到家裏的書架上有一排契訶夫小說集，白底棕色的書皮，翻譯者汝龍先生贈送的。隨便抽一本，便打發了一天的時間。徐棻也常來借閱，然後我們爭相恐後地發表感想，妹妹現在還記得：“那時候你和徐棻開口閉口就是契訶夫。”我喜歡契訶夫，他對小人物的刻畫入木三分。聽聽：“她走路的時候，腦袋和脖子向前探著，仿佛她的精神總是衝在前麵，而肉體總是落在後麵。” （大意如此，記不住是哪篇寫的了）多麽生動。契訶夫的小說啟發了我觀察人和生活的熱情，我有一個小本，專門用文字速寫周圍的人和事。語文老師們都喜歡我的作文，但是批評說句子有點“歐化”。
我姐姐文革後考上了俄國文學的研究生，研究方向就是契訶夫。
也許他稱不上大文學家，也許如今對他本人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是他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新中國青年的影響巨大。
小學畢業時，老師在我的留言簿上寫的就是他那段膾炙人口的名言：“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為此我看了這本書，很慚愧，其它內容記住的不多，卻難忘保爾和冬妮婭的愛情故事，為他們在鐵路上的邂逅和分道揚鑣感到惋惜。
《鋼鐵》給我真正的影響在於我隨後去看了保爾多次提到的小說《牛虻》，一個西方古典文學寶庫的大門從此在我眼前打開。原來世界上還有如此打動人心書籍。我把牛虻的詩抄在日記本上：“不論我活著/還是我死去/我永遠是一隻/快樂的大蒼蠅”我喜歡這種生活態度。
在飽受革命英雄主義和鬥爭哲學淫浸的青春年代，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本書《暴風雨所誕生的》中一段豪言壯語曾深深地激勵著我：“當我們舉起軍刀，騎著駿馬，衝向敵人的陣地……”我太喜歡這段話了，我把它抄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帶著它豪情萬丈地奔赴各地武鬥“戰場”，千方百計尋找途徑去越南打仗，在新疆差點兒送掉性命。
記錄著我冒險生活的日記把母親嚇壞了，她把它撕成碎片，扔進抽水馬桶衝走。日記沒有了，我也記不得那段話完整的內容了，但是一個頭戴尖頂帽的紅軍戰士高舉軍刀衝往敵陣的英雄形象，在我的頭腦裏永遠存留。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前，我看到了那頂紅軍帽和軍刀。
法傑耶夫墓碑的下方是一群青年男女的雕像，我們的團友（都是七十左右的人）異口同聲地說：“《青年近衛軍》。”
書中一個細節我牢記至今：被德軍關押的青年近衛軍們在麵臨即將死亡的時刻，有人唱起了民歌《蘇麗珂》——“為了尋找愛人的墳墓， 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隻有傷心地哭泣，我親愛的你在哪裏？”隨後匯成大家的歌聲和哭泣。沒有豪言壯語，隻有對俄羅斯祖國深深的熱愛，對生命無限的眷戀。
《蘇麗珂》也是我心愛的歌，以後很多年，唱起這首歌我都會潸然淚下。
柯切托夫。他的《茹爾賓一家人》寫於斯大林去世前，書中熱情地謳歌斯大林時代工人階級的風貌，我喜歡他們的陽光和向上，在我心目中，偉大的蘇聯和蘇聯人民就是這樣，而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六十年代中期，柯切托夫的另一本書《葉爾紹夫兄弟》在中國出版了。這本書寫於蘇共二十大以後，斯大林已經遭到清算，但是書中仍舊回響著對斯大林時代的讚頌，柯切托夫始終都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
正值中國高調反對“蘇修”，我遮遮掩掩地閱讀了這本書，我不能聲張，盡管書的內容並不“修”。上層的對罵抵擋不住我和許多年輕人對這本書的喜愛，不是因為其中的政治因素（也可能我們那一代人還多少保留些斯大林時代的慣性），而是其中的藝術魅力，小資式的抒情、純潔的愛情、跌宕的人物命運……
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我感覺我對蘇聯的認識正在被撕裂成對立的兩個部分。
這本書在我家轉瞬即逝，連同他的《州委書記》《你到底要什麽》都不知道哪裏去了。九十年代四妹劉元的一個插隊朋友跟我說：“劉元在我們公社可是個名人哪，她帶了一箱子書去，傳遍了全公社插隊生之手。”原來都被她“偷”走了。後來書呢？全都散落在莫力達瓦旗的各個角落，一本也沒有了，被文化饑渴的孩子們當精神食糧吃掉了。
愛倫堡的墓地也在墓園，但是我沒有找到，甚至在中文網上也找不到他墓地的圖片，但是關於他我一定要寫幾筆，因為它是我認知裏程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學會了“分辨修正主義”。
60年代初父親帶回來一套灰皮的“內部參考書”《人，歲月，生活》（凡被認為宣揚修正主義思潮的書都隻能“內部參考”，印數不得超過900冊），告訴我們不必看，因為“你們看不懂”。
我看了，也確實沒興趣，我還遠遠沒有到看回憶錄的年齡，我隻明確了一點：這本書就是修正主義的範本。不要取笑我，那時候我是百分之萬千地相信黨的話。
1967年8月31日愛倫堡逝世，9月12日的《人民日報》第5版報道愛倫堡逝世的消息，標題是這樣寫的：“蘇修集團和愛倫堡都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老牌修正主義文人大叛徒愛倫堡病死，勃列日涅夫之流如喪考妣”。
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人，歲月，生活》（兩卷本），送了我一套，這回我要認真地閱讀了。
公墓中還有很多有名的俄羅斯作家，果戈裏、阿•托爾斯泰、波列伏依、馬雅可夫斯基……本來想一一寫寫他們以表達我的敬意，但是說多了會有“曬書單”之嫌，在此，我默默地向他們致敬。
在一塊樸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我停住腳，用在俄羅斯這些天琢磨出來的字母讀音拚出了列維坦的名字。我想起了家裏那兩套蘇聯出版的畫頁，一是特列甲闊夫美術館的，一是俄羅斯博物館的。
凝視著他的畫，“田野靜悄悄，周圍沒有聲響，隻有憂鬱的歌聲，在遠處蕩漾……”的旋律在耳邊輕輕地響起，淡淡的悲傷潛入了我的心中。這位天才的美術家僅僅活了40歲。他的《超越永恒的寧靜》（又名《墓地上空》）似乎是他人生的寫照：無邊的天地之中，人生是如此短促。
閱讀蘇俄文學作品，書中的景色描述便以列維坦油畫中的色彩和風景在我腦中出現，生動而真切，似乎能觸摸到俄羅斯大地的靈魂。我曾偷偷從畫冊中拿出一張列維坦的畫——《白樺林》，裝在鏡框裏，掛在我宿舍的床頭。
近些年我開始畫油畫，我特別喜歡畫樺樹林，我沒見過樺樹，但是畫了一張又一張。一定是列維坦，他給了我靈感。
在俄羅斯，我終於見到了曾出現在列維坦畫麵中的白樺樹林，見到了曾出現在畫中的彎彎流水和曠野上的小路，它讓我心底深處常常湧動著一種溫暖。
公墓裏有邦達爾丘克的墓碑嗎？在我的年輕時代，他是中國人民最喜愛的蘇聯演員。
少年時看過一部電影《沒有說完的故事》，我認識了飾演男主人公的邦達爾丘克，印象深刻，之後我看了所有由他主演的譯製片，把他作為心中的偶像，不是因為他的相貌，而是演技。他的表演是深入角色的內心而後的自然流露，難怪他32歲時就獲得了人民演員的稱號。
最打動我的是他導演和主演的《一個人的遭遇》，沒有英雄主義的輝煌，卻閃現著人道主義的溫馨。這使我迷惘了很久——這是不是就是修正主義？在我的記憶裏報紙上對這部電影及肖洛霍夫的原小說曾有過大篇幅的批判，我不得不把“人性人道”這些詞匯深深藏在我的心中。
一九七八年，和外部世界隔斷聯係十幾年後，中國的門戶半掩半開，西方及蘇聯電影終於回到中國，不過是以“內參片”的名目對少數人開放。我有幸看到了內參片《戰爭與和平》。我欣喜地看到主人公之一彼爾竟是邦達爾丘克演的，而且他還是這部巨作的導演。
吉洪諾夫。說到電影《戰爭與和平》，另一個主人公安德烈公爵是吉洪諾夫演的。
安德烈是《戰爭與和平》一書中我最喜愛的人物，聽說影片放映後，人們對他飾演的安德烈多有批評，以至讓他心情憂鬱。其實一百個人看《戰爭與和平》就有一百個安德烈，而他的安德烈正合我心中的形象。
早在十二三歲時，吉洪諾夫就是我最“心儀”的演員，當初看他的《海軍少尉巴寧》簡直被他英俊的相貌迷倒了。他的墓地也在新聖女公墓。
杜納耶夫斯基。很小我就在父親的唱片中學會了“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古班河上風光好……”“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紅梅花兒開在野外小河邊……”這些蘇聯歌曲。
六年級我得到了一本《外國名歌二百首》，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喜愛的那些蘇聯歌曲都是杜納耶夫斯基的，從此他在我心中就是蘇聯歌曲的代名詞。
在政治偏見和文化荒蕪的年代，杜納耶夫斯基的歌和其他蘇俄歌曲對我們意味著太多太多。四妹在內蒙邊境插隊，“蘇修”電台比中國電台清楚得多，插隊的孩子們收聽了大量的蘇俄歌曲，他們記錄下歌譜，翻譯了歌詞。每年他們回北京“貓冬”，一幫人聚集在我家放歌，冬日由於這些歌曲而溫暖起來。
一九七零年我去山西看望插隊的三妹，傍晚知青點的朋友圍坐在院子裏，徐棻（她也在那兒插隊）拿出珍藏的《外國名歌二百首》，有人拉起手風琴，大家拉開嗓子一支接一支地唱蘇聯歌曲。周圍點上編成繩子的幹艾蒿驅趕蚊子，彌漫的煙霧與村莊中的炊煙霧靄混合在一起，恍惚間，生出一種靜謐田園的感覺。
那時，我們的靈魂渴望著音樂的撫慰，但不是收音機裏天天播送的歌曲。
在俄羅斯，我的腦子裏總是盤旋著“我們的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她有無數森林和田野……”的歌聲，放眼俄羅斯大地，我知道了杜納耶夫斯基為什麽會創作出這樣雄壯和抒情的歌曲。在船遊伏爾加河時，我們團在聯歡會上獻唱的歌正是他的《紅莓花兒開》。
在一個封閉的小亭子前，我們被告知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墓地。柴可夫斯基，我最喜愛的音樂大師之一。最早愛上他是因為《如歌的行板》，根據俄羅斯的民歌所創作。曲調有些憂傷，泣訴著俄羅斯人民的苦難。
一九七零年初我去廣州看望親戚，在沙麵的街心花園，突然聽到街上的大喇叭裏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樂曲，我一陣暈眩，跌坐在花壇邊上，我簡直懷疑這是中國嗎？要知道那時一切外國的樂曲都被擋在了門外。我就這樣坐著聽著，不知身在何處，我對廣州的大膽產生了幾分敬意。
在我那些年的日記本中，有一張從畫報上剪下來的油畫圖片——列寧斜坐在椅子上，手撐著頭，陷入深思，這幅畫叫《悲愴交響曲》，描繪列寧傾聽柴可夫斯基音樂的入神狀態。
我珍藏著這張圖片，因為它可以幫我抵擋“崇拜資產階級音樂”的指責——列寧也聽資產階級的音樂；因為它給了我熱愛柴可夫斯基的充分理由——列寧都被他的樂曲打動了。不過我沒有受到過什麽指責，因為那時不僅柴可夫斯基，所有的外國音樂大師都已從中國銷聲匿跡。
從俄羅斯回來，我在網上搜尋柴可夫斯基的公墓的圖片，想找一個更清楚的，發現他的墓地實際上是在聖彼得堡亞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右側季赫溫墓地。那麽新聖女公墓的這個又是誰的呢？
仔細看碑文，上麵的名字是尼古拉•伊裏奇•柴可夫斯基，生於1838，卒於1911，而音樂大師柴可夫斯基生卒年月是1840到1893，全名叫彼得•伊裏奇•柴可夫斯基。兩個人的父稱和姓氏都一樣。再去查柴可夫斯基的傳記，提到他病重期間，他的哥哥尼古拉趕來看望他，並請來牧師為他禱告。
我想，這個墓碑上的尼古拉，應該是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哥哥。
在大師靈魂的引導下，我又重溫了我的青少年時期——隨著時代的翻覆，人生觀從建立到坍塌又到另一個人生觀建立的過程（不包括成年時期的又坍塌又建立的反複）。
我們曾在蘇聯文化的熏陶下長大，自從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潮開始，到中蘇意識形態層次的鬥爭，到家裏的蘇俄書籍全被查抄，到中國與“蘇修帝國主義”真刀真槍地開戰，蘇聯在我身邊漸行漸遠，最後幾乎不見蹤影跡。但是這一天，在公墓，一切都回來了，我才知道蘇聯一直深藏在我的意識裏，從來也沒有消失過。
感想寫至此，我突然意識到，還有一個人我要向他致敬——我的父親劉遼逸。他從四十年代初就致力於把蘇俄文學介紹到中國的工作，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俄文翻譯和編審工作直至退休。除了翻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絞索套著脖子時的報告》《戰爭與和平》等幾十部著作外，他大量的工作是編審和校譯，上述所提的大部分書籍，都曾經過他的手，特別是那些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俄國文學著作，比如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全集，都由他一字字對照俄文本校審和補譯英文版刪節的部分，異常繁瑣，而他始終淡泊寧靜，默默無聞做好他分內的事。
正因為有了他的這些工作，才有了我以及無數中國人和這些大師們的交集。直到在新聖女公墓這一圈巡禮，我才意識到我父親曾經做了多麽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