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和女兒沈美娟

原載於《名人傳記》2011年第10期，沈美娟口述，金翎撰文。

 

沈美娟是沈醉最小的女兒，也是他唯一留在大陸的子女。從1960年被特赦到1996年逝世，三十多年間，沈醉與女兒沈美娟相依為命，共同經曆了人生的風雨坎坷。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有喜有悲，反映了時代大背景下個體的悲歡離合。2011年8月，《名人傳記》記者在北京采訪了沈美娟。

對於六十六歲的沈美娟而言，離世多年的父親沈醉始終活在她的情感世界中。父親的一生驚濤駭浪，折射在她的身上竟也雲譎波詭。如今，父親已離世，帶走的是或悲或喜的一世心情，留給她的卻是無盡的思念以及對父親一生際遇的痛惜。好在她並不寂寞，一隻精靈般的小鹿狗不離左右，兒孫們也頻頻探望，更主要的是，整理父親留下的資料已然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主題。這些資料是父親最珍貴的遺產，也是父親留給她的念想，整理這些史料是她聊以自慰的最好方式。

2011年的夏末，暑意漸消。在小鹿狗的狂吠聲中，沈美娟為我們打開了家門。客廳不大，樸素整潔；牆上掛著沈醉的照片和全家福，北麵牆上突出的位置懸掛著沈醉1991年書寫的“家興承祖德，忠恕福兒孫”條幅，字跡清奇有力。沈美娟說，父親一生坎坷，充滿悲劇色彩。表麵上看，他開朗、樂觀、風趣、健談，實則一生縈繞於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產生的孤獨與悲涼。

與父親相思不相見

1949年，在解放軍南下的隆隆炮聲中，蔣家王朝土崩瓦解，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逃往香港、台灣。時任國民黨軍統局少將總務處長的父親，卻在上司毛人鳳的強令下“堅守”雲南。眼看越來越多的人身揣細軟、挈婦將雛前往台灣、香港甚至海外，父親終於按捺不住，決意讓母親粟燕萍帶著年邁的祖母和我們六個未成年的子女到香港暫避。當時，排行老五的我還不到四歲，小弟才一歲多。

對於離別的情景，三歲多的我不會有什麽清晰的記憶。後來每每跟父親談及此事，他都為當初的決定自責不已。父親是無奈的，否則他不會讓母親一個弱女子帶著一家老小到一個陌生之地。為了讓同往香港的一個朋友關照自己的妻兒老小，他送給這個朋友一家五張飛機票。要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能搞到一張機票就是一件很難的事。令父親想不到的是，朋友一下飛機就自顧自地領著家人走了，丟下我們一家老小在香港這個陌生之地茫然無助。

多虧母親隨身攜帶了一些金銀首飾，變賣後好歹安頓下來。煎熬和期待中的母親，不久從報上得知父親在雲南參加了盧漢領導的和平起義，她相信父親很快就會到香港接我們回去。然而，一段時間的苦苦等待之後，父親卻失去了音訊。情急之下，母親讓舅舅領著我和呆傻的大姐先回大陸尋找父親。命運就是這般弄人。最初，母親決定讓舅舅帶走的不是我和大姐，而是三姐和四姐，原因是我的年齡太小，而大姐又不正常。但臨走前一天，三姐患急性腸炎住進了醫院，四姐被汽車撞斷胳膊也住進了醫院。

就這樣，我和大姐跟著舅舅回到了大陸，暫住在長沙的伯外公家裏。

一天，家裏來了幾個人把舅舅五花大綁帶走了。二十四歲的舅舅就此一去不回，再後來聽說他被當做潛伏特務槍斃了。不久，又一個壞消息傳來：父親被“鎮壓”了！原本期待著有一天與父親相見的我們姐妹倆，失去了最後一點希望。癡傻的大姐因無人照顧，最終又病又餓而死。大姐死的那天晚上，還不明白死意味著什麽的我，驚恐地看到大姐的腋下已經潰爛，幾條白蛆在潰爛的地方蠕動；伯外公在大姐的衣袋裏找到一片肮髒的白菜幫和一隻用破布條包著的、已經咬了一半的血淋淋的青蛙！那是餓極了的姐姐臨死前“珍藏”的食物。多年後，那個場景還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令我傷心不已。

父親不在了，姐姐也死了，香港又回不去，我隻好跟著伯外公艱難度日。伯外公整天在采石場砸石頭，又累掙錢又少，每天隻能給我提供少許食物。不到六歲的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每天除了外出撿劈柴，還像個野丫頭一樣到處找尋可以飽腹的東西。一次，聽說遠處的一個水塘裏有魚，我就和小夥伴一起去抓魚。好不容易抓到一些小得可憐的魚，一個男孩卻說我搶了他的地盤。爭執之中，我毫不退讓，不料因此埋下隱患。幾天之後，那個男孩帶著幾個人在半路截住我又踢又打。我奮力還擊，竟一腳踢在他的襠部，差點毀了他的“命根”。後來，伯外公為此花了一個星期的夥食費給那個男孩看病。

當初送全家去香港的時候，父親以為離別是暫時的，不日即能與親人團聚。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十年生死兩茫茫”，這一別讓他抱憾終生！原來，他沒有被當做起義人員對待，而是作為戰犯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戰犯集中營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此後十幾年，他與家人徹底失去了聯係。但陰差陽錯，那一時期港台媒體登出的消息卻是父親被“鎮壓”了，台灣方麵還因此為父親在忠烈祠設了牌位。絕望之中，母親為了給子女們找一個靠山，無奈嫁給了一個從大陸過去的男人。

父親獲釋，奈何伊人已做他人婦

日子雖苦，我還是一天天長大了。20世紀60年代初，大陸正經受著三年自然災害的煎熬。那時，我已經上初中了，可是因為營養不良，看起來還像個沒有發育的小女孩。初冬的一天，我的一個表舅興奮地來到伯外公家，指著一張《人民日報》上的特赦戰犯名單對伯外公說：“您看，五妹子的爹還活著！”父親的確沒有死，這些年被關押在戰犯改造所，1960年年底被特赦。這些消息是後來我從父親的來信中獲知的。父親還說，要我去北京和他見麵，並隨信寄來了一件他用自己的睡衣改成的小襯衣，說讓我穿著這件衣服過去，方便他接我的時候辨認。

離開父親的時候我還不到四歲，在十幾年成長的歲月裏，我與伯外公相依為命，對伯外公的感情遠遠超過了毫無印象的父親。所以，父親的“死而複生”對我來說，起碼在感情上不是一件十分令人激動的事情。但是，父親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畢竟我是他留在大陸的唯一女兒。當時父親正在北京紅星公社舊宮大隊勞動，為了盡快與我相見，他節衣縮食，每月攢出一些錢來作為我的路費和在北京的花消。

盡管與父親是陌生的，但“父親”一詞在我的心中還是那樣的溫暖。我帶著對父愛的渴望，踏上了赴京的列車。在我的想象中，父親應該是高大白淨、儒雅帥氣的。踏上站台，當我看到一個身材高瘦、皮膚黝黑、一身農民打扮的中年人向我跑來時，我幾乎有點懷疑了。但那盈滿眼眶的淚水告訴我，他就是我的父親！昔日的軍統特務、冷麵殺手，今天怎會變成了這個模樣！這十幾年對於父親來說，究竟是怎樣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

接下來的一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七天，父親給我買好吃的，陪我遊覽故宮、北海、天壇等名勝古跡，恨不得將空缺多年的父愛一次性補償給我。對我而言，三歲多離開父親，四歲多離開母親，十幾年孤兒般的生活，父母之愛仿佛是一個很奢侈的東西。突然有一天，“死去”的父親重又回來，失去的父愛安撫了曾經苦難重重的身心，我的心情無法表達。我像任何一個擁有父母關愛的小女孩一樣，時而會跟父親撒撒嬌，慪慪氣。我想，這該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孩子最好的表達吧。

但我哪裏知道，父親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心中卻有無限的愁苦無法言說。後來我才知道，父親被特赦後，即與母親聯係，一是了解家人的情況，二是想立即把全家接回大陸。父親與母親婚後一起生活了十一年，感情很好。對母親而言，父親是她的精神依靠，是給她遮風擋雨的大樹；對父親而言，母親不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情人一般深愛的“雪雪”。起初，父親並不知道母親已經改嫁，對一家人的團聚充滿期待，他一次次去信敦促母親早日回歸。當初在非常情況下，母親無望地選擇再婚，而今得知父親還活著，母親頓時亂了陣腳。她感覺無法跟父親解釋，也無顏麵對曾經那麽愛她的丈夫。但父親最終還是知道了母親的情況，他傷心甚至絕望，但唯獨沒有像母親預料的那樣暴怒，而是充分理解和原諒了母親。由於他們並未履行離婚手續，且母親與再婚丈夫也沒有什麽感情，母親是可以回來跟父親團聚的。事實上，從接到父親的信函起，母親就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做著各種回大陸的準備。這對離別十幾年的恩愛夫妻期待著重續前緣，他們約好國慶節相會。然而，母親卻最終失約。母親之所以失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但關鍵的一點應該說是為了子女——當時，我的姐姐們和弟弟已經到台灣跟大伯一起生活。獲悉父親還活著，台灣方麵在香港的有關人員找到母親，告誡她說，如果回大陸，在台灣的子女可能會遇到麻煩。母親在兩難中痛苦地選擇了留在香港。麵對現實，父親的失望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父親特赦一周年那個值得慶賀的日子，原本也是他們期待已久的重逢之日，但父親在深圳火車站苦苦等待了兩天，也沒有等來他的雪雪。那幾天，南國不停地下著愁人的雨，父親一下子憔悴了許多。我知道，從那時起，母親成了父親心中永遠的痛。

1962年，父親被分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當時我即將升入高中，經父親申請、周恩來總理特批，我離開長沙進入北京女六中讀高中。高中的三年，父親既當爹又當媽，給我做飯，陪我學習、玩耍，甚至一針一線地給我縫衣服。我則想方設法讓父親高興。那時，父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孩子是費盡心思在安慰我，事事依我。我被她的一片孝心深深感動。今後長時間父女相依為命地活下去，我不得不為她的健康和興趣著想，讓她愉快地生活在我身邊。我真想不到，我晚年有這個小女兒能給我這麽大的安慰……

這是父親經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尋找到的最本真的人生快樂，更是父親用生命中的苦難修煉出來的大徹大悟和一份尋常人的恬淡心情。

再婚，父親遭遇尷尬

與親人離散多年的父親，把我看做是此生失而複得的寶貝，愛護著我，也依戀著我，甚至到了離不開我的狀態。我不在家的時候，父親倍感孤獨寂寞。

高中階段，定期下鄉勞動鍛煉是我們的必修課。高二那年5月的一天，我從京郊農村勞動回來。一進門，看到父親已做好我愛吃的菜肴專心在家等我。看著父親消瘦的臉龐，我突然想到，自己不可能陪父親一輩子，父親身邊需要有個人照顧。然而，自打母親的事傷了父親的心之後，盡管不少人攛掇著讓他再找個老伴，但父親皆一口回絕。我清楚，父親的心中滿滿的都是母親，此生，再沒有人可以走進他的情感世界。

我開始勸說父親再婚。父親聽了總是搖搖頭一笑了之。聰明的我耍起了“花招”，說自己四歲以後身邊就沒有了母親，現在想找到母愛，希望有個人能讓我喊她一聲“媽媽”。其實這也是我的真實想法。為了我的這一願望，父親終於肯去相親了。

1965年，父親與繼母杜雪潔結婚。

繼母原是沈陽一個基督教堂的修女，新中國成立後，她被遣散，之後來到北京，做一些縫縫補補和護理的散工。在此前不少寫父親再婚生活的文章中，都是以父親的後半生很幸福為主題的。豈不知，父親的再婚生活也有他的難言之隱。也許因為個人經曆的原因，繼母的個性很強，平時不苟言笑。結婚之後，父親仿佛成了繼母的“專利”。過去，每天晚上吃過飯，我總會和父親親親熱熱地說上一陣子話。現在，我一旦跟父親聊天，繼母的臉就拉得老長。慢慢地，我與繼母由格格不入發展到了形同路人。

有一次晚飯後，繼母看我和父親談得很高興，臉色頓時陰暗起來，隨後甩下一句話獨自進了臥室。我和父親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氣氛也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

這一切父親看在眼裏，急在心裏。為了讓繼母高興滿意，少找我的碴兒，家庭和諧，父親包下了家裏做飯、買菜、打掃衛生等一切活計。即便如此，情形依然如故。我在繼母眼裏成了多餘的人。父親常常在歎息之中選擇隱忍，除了忍父親又能怎樣呢？父親也有不能忍的時候，但父親依然不會跟繼母爭吵，而是選擇逃避。有兩次，他甚至動了跟繼母離婚的念頭。顧及大局，我勸阻了父親。實事求是地說，在父親的後半生裏，尤其是在晚年，繼母杜雪潔在他的生活方麵給予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但是，由於性格使然，繼母始終不能善待我。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那是幾年後我結婚生子回到北京，盡管每月我們將大半的工資交給繼母做生活費，但吃飯的時候仍然不能吃桌上的葷菜。有一次，我那不懂事的大兒子剛把筷子伸過去，繼母便臉一沉將筷子重重地放在餐桌上，他嚇得趕忙縮回手。多年後，在台灣的弟弟回大陸做生意，來家裏看望父親，繼母甚至也沉下臉色給弟弟看。

為了不讓父親受夾板氣，我對繼母盡量回避忍讓。我想，等我上了大學，遠離這個家，不再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也許一切就安穩了。

沈醉成“嚴醉”，我的大學夢破滅

1964年，我即將高中畢業。當年，小說《紅岩》風靡全國。我和許許多多的讀者一樣，沉浸在小說營造的氣氛中，心中充滿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然而不久，關於小說中軍統特務頭子嚴醉的原型是沈醉的說法，紛紛從老師和同學們的口中傳出。幾乎是一夜之間，我由一個好學生變成了“狗特務”的女兒。我怎麽也不相信，父親那麽和藹可親、溫文爾雅，會與《紅岩》裏那個陰險狡詐、凶狠毒辣的嚴醉畫等號！

但現實是殘酷的，因為父親的緣故，起初，我被剝奪了加入共青團的資格。那一時期，沒有人敢理，也沒人願意理我這個大特務的女兒，甚至一位好友都跟我絕了交。我想不通，如果說父親有罪的話，我一個三歲多就離開父親、四歲多回到內地，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何罪之有？失望與痛苦縈繞於心，回到家裏，我委屈地對著父親掉眼淚。父親難過地說：“那可怎麽辦？就是我死了，也改變不了你的出身，也不能讓別人不這麽想啊！”父親的話讓我心痛不已。父親自己有多少愁苦都放在心裏，卻總為女兒操心擔憂！我突然明白不能再給可憐的父親增加心理負擔，何況我心中還堅守著最後一線希望：好好學習，考上大學，讓父親放心，為自己爭口氣！

精神上的痛苦暫時被親情稀釋了。1965年8月20日是發榜的日子，這一天，父親生病在家休息，為了不影響父親，我一大早就搬了個小折疊椅坐在四合院的大門口，一邊看書，一邊焦急地等錄取通知書。書其實是看不進去的，內心忐忑不安。我不懷疑自己的成績，卻對未知的命運充滿恐懼。下午4點，郵遞員終於到來。當我哆哆嗦嗦地從信袋裏抽出薄薄一張卻重似千金的通知書的時候，上麵的四個大字像雷電一樣擊中了我：未被錄取！這怎麽可能呢？我的成績明明是沒有問題的！我絕望地衝進臥室，涕淚滂沱。

我哪裏知道，學校早已開始執行所謂的“階級路線”，對於我這樣出身不好的學生，早在報考前老師已經在檔案裏注明了“此生不宜接受高等教育”。還有，當時《紅岩》正流行，且已經拍成電影，人們對裏麵的徐鵬飛、嚴醉恨之入骨，誰還肯接收“嚴醉”的女兒上大學呢？

父親愁苦地看著痛苦絕望的我，手足無措。為了給我爭取上大學的機會，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招生辦、教育局詢問我的考試情況，終於了解到，我之所以落榜，與考試成績無關，而是因為他是“嚴醉”！父親內疚地對我說：“孩子，是我害了你呀！因為我的關係，哪個學校都不肯接收你。”

但父親還是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給女兒爭取一個上學的權利，他繼續找政協和民政部的領導反映問題。父親沒白忙活，政協和民政部的領導承諾我第二年可以報考。得到這個消息我興奮無比，開始計劃著複習功課。但幾天之後，我冷靜下來，打算放棄再次參加高考的機會。因為當時，我與繼母的關係沒有一點改善，每天看著她的冷臉，聽著她的冷言冷語，我想，盡早出去工作、逃離這個家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於是，我去學校填寫了服從分配工作的誌願表。可是，左等右等，直到負責畢業生分配工作的辦事處撤銷，也沒有一個工作單位肯接收我。沉重的打擊再次降臨，我萬萬沒有想到，因為父親的緣故，我工作的機會竟然也被剝奪了。

如果說之前我還是一個受父愛滋潤、沒有長大的小姑娘，從那時起，我真正地成熟起來。盡管因為父親的緣故，我被剝奪了上學和工作的權利，但我不會因此遺憾自己有一個這樣的父親。父親給我的不僅僅有生命，還有滋養生命的愛。父親是唯一的，我應該用一生去關愛他。

我不再充滿幻想，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

“文革”狂潮襲來，父女再遭厄運

我成了一個社會青年。鬱悶彷徨之際，街道組織社會青年到護國寺影院觀看宣傳新疆建設兵團的紀錄片。影片中，新疆建設兵團石河子墾區那一片片綠油油的麥田，高大挺拔的白楊樹，激起我青春的熱情。時隔不久，正巧寧夏建設兵團來北京招人。我很興奮，怕父親不同意，就把戶口本從家裏偷出來，急不可耐地趕去報名。沒想到，因為我是家裏唯一的孩子，人家說什麽也不讓我報名。看我急得快要哭了，對方才說，如果你父母同意的話，就寫個申請吧。

我是父親今生唯一的依靠，也是他最疼惜的人。知道了我要去寧夏建設兵團的事，父親老淚縱橫。女兒剛剛來到自己身邊三年多，又要去遙遠的大西北做農工，這叫他怎不心痛欲絕！

1965年11月8日，北京第一批知青大軍整裝待發，準備奔赴寧夏農業建設兵團農建十三師。那天，父親和繼母到車站送我，父親兩眼噙著淚對我說：“孩子，是爸爸害了你，爸爸對不起你！”在我即將登上列車的一瞬間，他下意識地拉了我一下。我的心頓時痛苦地抽搐起來。可憐的父親，他是多麽不舍得我離開，又是多麽無能為力！他的心中充滿了愧疚和無奈，他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更沒有能力把握女兒的未來。

11月的塞北，寒風凜凜，視野之內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堿灘，沒有房屋，沒有人煙，也沒有樹木和莊稼。現實剝去美麗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苦就在眼前，可我不怕，我抱定了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幹一番事業的決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徹底擺脫出身帶來的負麵影響。那段時間，我的身體是勞累的，但內心充滿快樂，上下工都是一路歡歌。我還給團組織遞交了入團申請書，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然而，不久我就發現，有人開始在背後對我指指點點：“看！她就是大特務嚴醉的女兒！”

1966年夏，“文革”風暴驟然而至。一天，我正在布置團裏的大批判專欄，因對一篇批評一位知青的批判稿有不同意見，我與連隊的指導員發生爭執。我天真地以為，替那位知青說句公道話是我的責任，領導應該善於接受不同意見。豈知，我的行為激怒了這位領導。晚飯的時候，一百四十八張針對我的大字報已經貼在飯堂的牆上。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歸納為兩條：一是我出身國民黨反動軍官家庭，惡習不改，頂撞領導；二是刪改大字報，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一下子，我成了連隊的反麵典型。

隨著“文革”的深入，由文鬥上升為武鬥。一天夜裏，一群老職工包圍了我們的住處，準備等我們睡著後突襲抓人。發現情況不妙，我連夜出逃，偷跑回家。父親聽了我的講述驚出一身冷汗，他堅決不讓我再離開他回到那個是非之地，他想用自己的懷抱保護自己的女兒。父親不知道，很快他就自身難保了。就在我接到通知、準備再次回到兵團參加“抓革命，促生產”的前兩天，父親出事了。那天深夜，我們在睡夢中被汽車的刹車聲驚醒。打開門，三個身穿警服的彪形大漢一擁而入，向父親亮出了“拘留證”。父親並不驚慌，他盡量鎮定地對眼淚汪汪的繼母和嚇傻了的我說：“你們放心吧！解放後我沒做過什麽壞事，不會有什麽問題的。”隨後便被來人帶出家門，走進了茫茫的黑夜。

那一夜我用被子蒙著頭，痛哭不止。第二天，不甘心的我騎著自行車去了政協、當地派出所、街道辦事處，甚至闖到了公安部。可是奔波了一天，也沒有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一天後，帶著擔心和恐懼，我離開北京，返回寧夏。

原以為父女此生永別了。五年後，音信杳然的父親突然被釋放回來。在獄中，他被無窮無盡地審問，甚至拷打，讓他交代某某是不是軍統特務。但直到1972年出獄，他始終不知道自己是以什麽罪名被捕的。

香港之行，見證赤子之心

1976年10月，隨著“四人幫”的覆滅，我和父親重新獲得了新生。1979年春，父親恢複了起義將領的名義。我和丈夫也按政策回到北京，各自被分配了工作。更令父親欣慰的是，在台灣的三個兒女通過香港的母親給他寄來了錢和信，表達了對他的思念之情。那年中秋，父親對著明月長久佇立。“每逢佳節倍思親”，他在思念遠在香港、台灣的母親和姐弟們。那段時間，母親也一再來信，邀請我和父親到香港探親。父親何嚐不想見離散多年的親人？但他擔心政府不會批準。出乎意料的是，我們父女倆的“港澳通行證”很快就辦妥了。父親欣喜萬分。

1980年年底，我和父親開始香港之行。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報》在頭版頭條用套紅標題登出消息——《沈醉將軍攜女抵港小住，大陸以外子女前來團聚》。

與母親見麵那天，母親一聲“叔逸”，讓父親淚流滿麵。往日的戀情，今天的結局，令他們傷感無比。不日，姐姐也從台灣趕來，家人聚在一起，其樂融融。親人們紛紛勸說父親和我留下來，不要再回大陸。父親似乎早有思想準備，他說：“你們的孝心我領了。不過，不回去可不行！共產黨信任我，讓我和你們的妹妹一起出來了，我不能做對不起人的事來。”

打倒“四人幫”後，父親在香港的一些報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加上媒體對父親香港行的關注，父親一下子成了新聞人物，前來采訪的記者和探望的友人絡繹不絕。當父親表示春節前就返回大陸時，很多人覺得父親的行為不可思議。故舊和學生都勸他留下來享享清福。父親對他們說：“我們的物質生活是差一點，但我不是為錢而來的。我母親生前對我說過：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新中國，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這期間，還有一些“特殊”的人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希望父親留下來的意願。一天，父親獨自外出就餐，邂逅了一個他曾經的學生。這位焦姓學生一再提出，希望父親能去台灣，安度晚年。他還表示，會為父親安排在台灣的一切。父親婉言謝絕了那人的“好意”。他知道，這個學生在台灣做統戰工作，自己如果去了台灣，無疑證明了黨和政府的戰犯改造和統戰政策的失敗。

也有不友好的人質問他：“你不怕別人罵你叛黨、叛國，向敵人投降嗎？”遇到這樣的情況，父親會毫不猶豫地予以回擊。

有一天上午，父親剛送走了一撥客人，一位自稱某報紙董事長秘書的梁小姐來訪。之前，該報正準備刊登父親寫的《溥儀特赦之後》一文。她一來就拿出一張麵額巨大的支票。父親想，稿費會有那麽多嗎？梁小姐解釋說支票是董事長送給父親的，希望他能在報紙上發表一些罵共產黨的文章。父親一聽斷然拒絕。

父親的態度換來的是：1月17日，《香港時報》發表了一篇以“一群熱愛貴報的讀者”的口吻寫的文章——《戳穿沈某可恥目的》。父親清楚，這是那些人對他的最後通牒，也是台灣方麵準備對他采取行動的信號。於是，父親決定盡快帶我離開香港。離開之前，父親還寫好了駁斥《香港日報》那篇文章的談話稿。不料22日清晨出現變故。

那天早餐前，父親到九龍公園散步，正準備在長椅上坐下看報，一個中年男子上前很客氣地說：“沈先生，我們組長想請您去談談。”父親一見來者不善，並沒有失態，而是鎮定地把自己所住酒店的房間號給了來人。父親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找上門的。但是，父親不會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在那些人來之前，父親和我已經登上了返程的列車。臨走前，父親給那些人寫了幾句話：“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無邊，不敢再跳！回頭是岸，岸在北京。”

父親的一生曲折坎坷，但他說：“國家的分裂是在我們這一代身上造成的，應該在我們這一代身上結束。這樣，生對得起後代，死對得起祖宗。盡管我們過去走的路各不一樣，但從今天起，一個人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就看他為統一祖國是出了力，還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