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和 | 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張允和／文

張允和，1932年

　　上海有一條最早修築的小鐵路，叫淞滬鐵路，從上海向北到炮台灣。
　　英國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間（1862～1874）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許，自行開始修築這條鐵路。到光緒二年（1876）完工。從上海到吳淞鎮，路長隻有十四公裏。第二年（1877），清政府認為外國人居然在中國領土上修築鐵路，這條鐵路就破壞了風水，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跟怡和洋行進行了無數次的交涉，出錢把鐵路買到中國手中後，在憤怒之下，下令拆毀。把機件等物儲存在炮台灣。經過了漫長的二十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新撥官款在原地修複通行。因為機件在炮台灣，淞滬鐵路由吳淞鎮延長兩公裏，全長為十六公裏。
　　中國公學就在吳淞鎮和炮台灣之間，它們三個所在地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中國公學的同學都以學校在中國第一條鐵路所在地為榮。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為第一批女生進入中國公學預科的。這時候三妹十七歲、我十八歲，第一條鐵路整整三十歲（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賬）。
　　我和三妹不但同時進中國公學，還在她三歲我四歲同時（1913）在上海同一天開蒙認方塊字，念“人之初”。四年後（1917）搬家去蘇州，同在家塾裏，同在一個桌子上念《孟子》、《史記》、《文選》和雜七拉八的五四運動的白話文。我們三個女學生（大姐元和、我、妹兆和）很闊氣，有三位老師：一位道貌岸然的於先生專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鸞老師教白話文，這是兩位男老師。有一位吳天然女教師，是教我們英文、數學、跳舞、唱歌的。在《三葉集》（葉聖陶的子女寫的集子）好像提到過她，吳天然老師是教過我們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時進入蘇州女子職業學校，讀了一年，我們又同時留級，因為除中文課程外，其他課程都不及格。我們兩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患難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國公學讀完了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我卻先後讀了三個大學：在中國公學兩年，一年預科，一年“新鮮生”。就轉學光華大學，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學。“一·二八”戰爭，蘇州到上海火車不通，我坐輪船到杭州之江大學借讀了一學期。最後，又回到光華大學戴方帽子的。
　　大學裏收女生是新鮮事，男生對我們女生既愛護又促狹。他們對女生的特點很清楚，挨個兒為我們起綽號。世傳三妹的綽號“黑風”，並不是男生起的，這名字我疑心是沈從文起的。原來男生替她起的綽號叫“黑牡丹”，三妹最討厭這個美綽號。我有兩個綽號，一個叫“鸚哥”，因為我愛穿綠；另一個綽號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這個綽號見過報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聞報》上有這麽一篇新聞，《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其中有“……張允和玲瓏活潑、無縫不鑽，平時有‘小活猴’之稱，……惜投籃欠準……”五個姓張的是：張兆和、張允和、張萍、張依娜、張××。隊長是三妹。我對運動外行，身體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歡濫竽充數，當一個候補隊員也好。
　　我家三妹功課好，運動也不差，在中國公學是女子全能運動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學生運動會上，她參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後一名。
　　中國公學的老校長何魯，忽然下了台，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什麽緣故。接任校長是赫赫有名的胡適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國公學念過書，他聘請了幾位新潮流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就是沈從文。三妹選了他的課，三妹下了第一堂沈從文先生的課，回到女生宿舍，談到這位老師上課堂講不出話來挺有趣。聽說沈從文是大兵出身，我們也拜讀過他幾篇小說，是胡適之校長找來的人一定不錯，可我們並不覺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師，不過是會寫寫白話文小說的青年人而已。
　　別瞧三妹年紀小，給她寫情書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這些“紙短情長”的信，一律保存，還編上號。這些編號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處，家延死後，下落何處，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開來看，才知道是沈從文老師的信。隻有一句話：“我不知道為什麽忽然愛上了你？”這封信可沒有編號，如果編號也許是十三號。當然，三妹沒有複信。接著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從郵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據三妹說，原封不動退回。第四封以後的信，沒聽見三妹說什麽，我們也不便過問，但是知道三妹沒有複信，可能保存得相當周密。
　　我轉學到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1929），這以後，沈從文究竟給三妹多少封信，我當姐姐的不好過問。是不是三妹專為沈從文編過特殊的號，這也是秘密。
　　大概信寫得太多、太長、太那個。三妹認為老師不該寫這樣失禮的信、發瘋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對我說：“我剛從胡適之校長家裏回來。”我問她：“去做什麽？”她說：“我跟校長說，沈老師給我寫這些信可不好！”校長笑笑回答：“有什麽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鄉，是不是讓我跟你爸爸談談你們的事。”三妹急紅了臉：“不要講！”校長很鄭重對這位女學生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你！”三妹脫口而出：“我頑固地不愛他！”以上是三妹親口跟我講的話，我記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們兩姐妹都有了孫女時，偶爾談到“頑固地”“愛他”和“不愛他”時，三妹矢口否認跟我說過這些話。
　　光陰如箭，這箭是火箭，人過了二十五歲後，覺得日子過得比過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個世紀過去了。
　　在這半個世紀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結婚，我嫁周耀平（現名周有光），她嫁沈從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兒子，我的兒子叫曉平，她的兒子叫龍朱。盧溝橋事變，我們兩家分開。她老沈家住雲南呈貢，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從成都到重慶，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後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後1946年，張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會，照了十家歡。這以後又各奔前程。從此天南地北、生離死別，再也聚不到一起了。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歡歡喜喜、常來常往過日子。十年後（1966），猛不丁地來了個文化大革命，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離子散。兩年後，北京三家人家隻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張家的張以連、我家祖孫二人，相依為命。連連十二歲獨立生活，我的孫女小慶慶九歲。三妹下放湖北鹹寧挑糞種田，聽說還和冰心結成“一對紅”。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兒子嘵平、媳婦何詩秀先後下放湖北潛江插秧、種菜。我家爺爺（周有光）下放寧夏賀蘭山闕的平羅。撿種子、編篩子、撿煤渣，還有開不完的檢討、認罪會。大會多在廣場上開。有時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編隊飛行，雁兒集體大便，弄得開會的人滿頭滿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難洗幹淨。我家有光幸虧戴頂大帽子，總算頭上沒有“鳥便”。有光跟我談起這件事，認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來大雁比人的紀律性還強，所謂“人不如禽獸”。
　　本來也要我帶慶慶跟著爺爺下放平羅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動員我也不去，也無可奈何我。我是嬌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風沙，也吃不下為三個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爐子燒飯的苦。我一把鎖鎖上了城裏沙灘後街55號大雜院裏我住的房子的大門（原有五間平房子，上繳了四間）住到中關村科學院宿舍裏兒子家，看孫女、燒飯。靠丈夫、媳婦三人給我的微薄津貼打發日子。真正不夠用時，我有好親戚好朋友處可借。雖然他們生活也不好，可他們總會竭力為我張羅。我一輩子怕開口問人借錢，這下子完了，隻好厚著臉皮乞討，這也是人生應有的履曆。
　　過年過節，我把二歲的小連連接到中關村住幾天，慶慶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慶慶說：“我為什麽要叫他叔叔，他隻比我大三歲，他沒羞沒臊，還搶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連連’、我叫他‘小連’。”我罵慶慶，太沒有禮貌。實在那時候，孫子罵爺爺、兒子逼死媽媽的事多著呢，還講什麽禮貌。
　　有一次，我進城到東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個人生活，怪可憐的。屋裏亂得嚇人，簡直無處下腳。書和衣服雜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處灰蒙蒙的。我問他：“沈二哥，為什麽這樣亂？”他說：“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東西。”可他雙手插在口袋裏，並沒有動手理東西，他站在床邊，我也找不到一張可坐的椅子，隻得站在桌子邊。我說：“下放！？我能幫忙？”沈二哥搖搖頭。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裏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麵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裏，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麽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本文選自《浪花集》，張允和，張兆和／編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