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 | 一九四九歲末日記

一九四九歲末日記
外兩篇

© 馬悅然／文

馬悅然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回到峨眉山把我的方言調查做完了。政治局勢越來越緊張。我在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記裏寫道：“四川正在動員。一百個家庭得出兩個兵。否則買一個代理兵得花七八鬥米。聽說蔣介石到成都跟西康的省主席劉文輝商量政局。劉文輝是個看風向的人，蔣介石可能會白跑一趟。” 
　　九月二十三日到成都之後，我花一個月的工夫研究成都方言的聲調在句中的變化。 
　　以下引用我在日記裏所記的二三事：

　　十一月十日：四川差不多全給包圍起來了。謠傳蔣介石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明年打起來，盡可能要保衛雲南、海南和台灣。

　　十一月十六日：陰天。最近幾天我聽到飛機在空中隆隆地響。謠言越來越多！謠傳胡宗南的軍隊要撤退到雲南去；國民黨政府準備搬家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城裏頭開始起防寨。紅軍已經打到重慶，過不了多久會到成都。人人都希望他們快來，免得土匪利用機會搗亂。陳行可教授、華西大學的一些老師和學生、西門華跟我每天晚上出去在大學周圍巡邏。我們這一幫不帶武器的人當然誰都敵不了。我們隻做個樣子罷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據說重慶昨天或者今天被解放了。蔣介石和他的政府到了成都。副總統躲在香港，不願意再參加這個遊戲。誰都不能猜到他要做什麽。也許蔣介石往西去，經過西康到印度。成都的居民在等待。到現在為止沒有什麽騷亂現象。

　　十二月十日：最近幾天發生了很多事。謠傳劉文輝和鄧錫侯要新任命的王省主席辭職，撤退他的軍隊。紅軍向樂山前進。北邊有彭德懷的軍隊，東邊有獨眼龍劉伯承，南邊有林彪，西邊有好像還沒有打定主意的劉文輝。胡宗南的軍隊的一部分出成都市的南門，往南行軍。胡宗南也許希望保衛樂山，讓軍隊經過西昌撤退。要是紅軍先到樂山，就糟糕了：國民黨的軍隊會回到成都去搗亂。城裏頭見不到多少人。所有的鋪子都關門了，很多居民搬到鄉下去了。我正在讀漢代的古詩和樂府。

　　十二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激烈的槍聲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後，我到花園裏去聽跳彈飛來飛去。陳家的人也醒了，都聚在‘可莊’的客廳裏。我的小狗月色芬躲在沙發底下發抖。我去找睡在大門內一間小屋子裏的老朱（他是陳家的廚子），可是他不肯起床。老朱是打過仗的，他啥子都不怕。我把兩百塊銀元放在一個提包裏埋在花園中的糞坑裏。 
　　吃早飯的時候聽BBC經西康轉播的晚間節目。八點鍾上街去打聽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得知胡宗南命令了劉文輝撤退他的軍隊。劉文輝拒絕服從，胡宗南的軍隊就以四輛坦克車和重炮攻擊當劉文輝司令部的武侯祠。武侯祠附近的小巷很窄，兩旁木頭的小屋蓋得不結實。巨大的坦克車比巷口還寬，結果好些個小屋被壓碎了，死了不少人。劉文輝自己早就跑掉了。

　　十二月十九日：劉文輝在北門內的住宅被胡宗南的軍隊搶光了。謠傳“戰利品”包括幾噸銀子和兩輛卡車的鴉片煙。據說胡宗南飛到台灣去了。我今天把埋在糞坑裏的銀元釣上來。我用了半天的工夫把比罪惡還黑的銀元擦洗幹淨！

　　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天跟聞宥教授學宋詞。他自己的詞填得非常好。從南方傳來炮聲。紅軍已經過了離成都隻有四十公裏遠的新津。彭德懷的軍隊也離得越來越近了。祝我們大家聖誕快樂！

　　十二月二十二日：最近有謠言說新津附近國民黨的軍隊和紅軍正在交戰。華西大學醫院的美國麻風病專家Dr. Crawford和加拿大外科醫生Dr. Outerbridge開個吉普車到戰場去救傷員。他們先接觸的是紅軍的司令官。他很抱歉地說他的軍隊沒有受傷者。他很客氣地讓兩個醫生開到對方那邊，看他們需不需要幫助。可是對方也沒有受傷者，所以那兩位慈悲的醫生隻有失望地開回成都去。

　　聖誕節前夜：西門華和我請畫家吳一峰跟他夫人在我們家裏吃晚飯：鵝、聖誕節布丁、紹興酒及水果等等。聖誕樹上掛著我用包香煙的錫箔做的小星星。紅軍現在離成都隻有幾公裏了。謠傳還在成都的胡宗南接到了最後通牒，要求他二十四個小時之內撤退他的軍隊。

　　聖誕節：昨天的晚會很成功。吳一峰和他夫人在我們家裏過夜。大家到教堂去做半夜禮拜；牧師最後勸我們明天不要上街，他聽說成都夜間就要被解放了。我今天早晨把吳一峰夫婦送到他們東門外的家。街上沒有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現在情況清楚得多。胡宗南和劉伯承聖誕節前夜十一點鍾簽了一個契約：胡宗南的軍隊必須四天之內撤退。契約一共包括八個條件，其中之一是在成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財產不會有任何損失。晚上，我們依舊在華西大學的周圍巡邏。

　　十二月三十一日：紅軍終於進城來了。大兵們看起來很疲倦，可是他們的紀律和態度很好。他們晚上得在街上睡：八條件之一是不允許他們強製使用居民的房子。街上到處都掛起紅旗和紅燈。

解放軍進城之後

　　被解放之後的生活很安靜。解放後第二天，成都的街上到處都出現了一兩個人的宣傳隊，邀請居民講話，談他們對解放的看法。 
　　小天竺街的一個老頭兒說：“你們共匪……” 
　　“啊呀，你這個笨東西，說些啥子話，你！”“啊呀！”一聲忽然插話的老太太可能是那老頭兒的老婆。 
　　“不要緊，不要緊，”那解放軍說，“讓他說吧！” 
　　過了一個星期，成都的軍事處要我到城裏一個學校的體育堂去接受訊問。堂中有很多小桌子，每張桌子上坐著一個宣傳部的軍人和一個被訊問的人。訊問我的人跟我的歲數差不多。他首先問我為什麽在成都。 
　　“我是專門研究四川方言的。” 
　　“是真的嗎？ 
　　“我是高本漢的學生。” 
　　“他是誰？”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漢學家。” 
　　“是誰出的錢？” 
　　“我領了一個瑞典首都大學的獎學金。” 
　　“聽說是‘煤油大王’的錢？” 
　　“也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把一筆錢交給我的大學，讓他們頒發獎學金給幾個學中文的北歐學生。” 
　　“好，我們以後再談吧。” 
　　“除了搞方言以外，你還做些什麽？” 
　　“我對中國詩歌很感興趣，我最近讀了一些漢代的詩。” 
　　“《孔雀東南飛》你讀過沒有？” 
　　“讀過。” 
　　“那首長詩是什麽時代寫的？” 
　　“肯定不是漢代的作品，可能晚得多。”（我幾個星期之前很詳細地讀過那首詩，所以我能很清楚地告訴他我為什麽認為那首詩的創作年代比漢代還晚。他一問那個問題，我就想他可能是念過大學的，因為那時的中學生根本沒有聽說過《孔雀東南飛》。） 
　　“你是搞中國方言的，你聽不聽得出來我是哪兒的人？”（他一定是北方人，但他的口音不像北京話，也不像山東話。我隻有猜！）“我認為你是陝西人，也許是西安出生的。”他沒有說什麽。 
　　“你屬於哪一個瑞典的政黨？” 
　　“我不告訴你。” 
　　“為什麽？” 
　　“我爸爸不會問我媽媽她選舉時投哪一個政黨的票。” 
　　每一個星期那個很客氣的軍人都要訊問我一次。到了一九五〇年的二月份，瑞典政府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我告訴我的訊問者：“我的政府承認了你的政府。你已經問過我很多問題，現在該輪到我問你了。” 
　　“你問吧！”他說。 
　　我就問他一些比較尖銳的關於他對民主製度有什麽看法的問題，等等。 
　　過一會兒他說：“你問這些問題是因為你從小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對，我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生長的。但是你從小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因此你堅持你的政治立場。” 
　　“對。”他說。 
　　“啊，我們終於到了能夠交談的地步了！”我說。 
　　“但是我們兩個人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就是我的政治立場是對的，你的是錯的！”我的對方說。 
　　雖然他認為我們能夠交談了，但是這種交談基本上等於各自宣言而難以交流和溝通。真的，堅持不同政治意見的人之間的討論沒有多大意思，誰都說服不了誰！

旅途二三事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我接到成都市軍事當局的通知：我兩個星期之內必得出境。那時，中國內地交通不便，因此時間很緊。我買的書比較多，當然不能帶在身上，郵政局隻能寄信，不能寄包裹。 
　　我到離華西大學很近的小天竺街的郵政局去問局長怎麽辦。 
　　“包裹寄不得，”他說，“可是寄信莫得問題得。” 
　　“信的重量有沒有限製？”我問。 
　　“莫得！”他說。 
　　我買了一個巨大的、驢皮做的箱子，把書和一些零碎的東西裝在箱子裏，又到郵政局去。 
　　“我要把這封信當‘留局待領’郵件寄到廣州去。”我說。 
　　估量了箱子的輕重之後，局長告訴我得貼多少郵票。我把箱子的四麵都貼滿了郵票，還是不夠。但是這位局長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叫他妻子縫了很多小布包，把小包裝滿了郵票之後，把郵票的價值寫在布包上，然後把小包捆在箱子上。這是我所寄的信中最重而且最漂亮的一封，真像一棵花花綠綠立方的聖誕樹！ 
　　收拾好了以後，我同一個年輕的英國朋友西門華先生，搭郵車到重慶去。（那時還沒有鐵路。）西門華是倫敦大學中文係的講師，我們在成都時一起租屋。 
　　一九五〇年的夏天，四川鄉下不大安全：路上的土匪和“棒客”還多著呢。有兩輛軍車護送我們的郵車，一輛在前，一輛在後。 
　　到了重慶我們碰見了三位也準備到廣州去的外國人：一位加拿大傳教士弭老小姐（Miss Mickey）、一位姓斯土披的美國軍需官（Quarter- Master Sergeant Stupey）和一位姓卡灑那維（Casanave）的法國工程師。那時有很多人要坐船下江到漢口去，因此船票真不好買。西門華和我答應給弭老小姐買船票。我們果然買著了三張，兩張頭等的，一張四等的。我們把一張頭等票讓給弭老小姐。既然誰都不願意跟弭老小姐同住一個船室，所以隻有擲硬幣，看誰贏得那四等票。西門華輸了，但是不必跟弭老小姐同住一個船室：他的夥伴是一位到北京去開會的幹部。 
　　我跟十五個男女睡在船最底層的一室。每人睡在寬十幾寸的一條木頭板板上。睡在我左邊的是一個從宜賓來的酒商。他是個好客的人，我們兩個幹了好幾杯四川大曲。在我右邊睡著一個年輕而且很漂亮的姑娘。（我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她好像也不敢看睡在她身邊的老外。每天晚上睡著之前我都要複習報國寺老和尚果玲曾給我解釋的“涵養”對人品的重要性。） 
　　我在船上帶了我已經讀熟了的《唐詩三百首》。穿過三峽時，我給自己默默地朗誦了李白的《下江陵》。從重慶到漢口不是一日還，需坐八天八夜的船。 
　　我船上的伴侶包括一些古怪的家夥。六十多歲的弭老小姐在中國隻用平聲的聲調傳了十幾年的教。她原來學的是人類學，主要的興趣好像是春畫的背景和曆史！加拿大一個博物館托她在中國趁便搜集古老的春畫。 
　　斯土披先生是一個打撲克牌的專家。據他說他在軍隊裏打撲克牌贏得了一大筆錢。他天天跟一位英國國教的主教在甲板上走來走去。那位主教告訴我他認為斯土披先生是“most remarkable fellow”（“最機靈的家夥”）。快到漢口的時候，不會講中國話的斯土披對我說：“Give me three more days with the bishop and I could move in any circle”（“再讓我和主教多待三天，我就能進入任何一個圈子。”） 
　　卡灑那維先生在西康待了七年。他主要的任務是修公路和軍用飛機場。他雖然跟一個中國姑娘同居了七年，但一句中國話都說不出來。漢口和廣州的軍警審問我們外國人的時候，我得當翻譯。審問我們的軍警一定要搞清楚卡灑那維到西康去的理由。他的回答是：法國駐重慶的總領事在一個酒會上跟那時當西康省主席的劉文輝幹了幾杯酒之後，答應把一個法國的工程師派到西康去修飛機場。軍警唯一的反應是：“不可能吧！”但是軍警把卡灑那維簡直莫得辦法得。（沒有一個四川人會認為這個句子的語法是錯的！） 
　　伴侶中唯一比較正常的人是西門華，有名的漢學家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的兒子，他到中國去的目的是研究元曲。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西門華跟我向聞宥教授學宋詞。聞宥先生是華西大學中文係的係主任，對語音學、上古漢語音韻學、藏語和詞學很有研究，他自己填的詞也非常精彩。（一九五二年聞宥先生受聘為北京民族學院的藏語教授。）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兩個年輕的歐洲學生的關懷。 
　　我們在一天早晨到了漢口。去廣州的火車晚上十一點才開。 
　　卡灑那維先生一定要西門華和我跟隨他去拜訪他一個老朋友、駐漢口的法國總領事。我們下午終於找著了法國領事館。敲門敲了很久之後，一個老太太出來問我們找誰，我給她介紹我的旅伴，說我們來拜訪法國領事。 
　　“還沒起來呢！”老太太說。 
　　“Est qu' il est malade？”（“他病了嗎？”）卡灑那維問。 
　　“醉了。”老太太說，“他總是醉的。” 
　　老太太領我們到“總領事”的臥房去。床上躺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那時我隻有二十六歲）。那位“總領事”原來是領事館的廚子，總領事跟他的下級官員離開漢口的時候，隻留下這個廚子當代辦。一九五〇年夏天，法國駐漢口的領事館管不了多少事，所以“總領事”根本就不需要起床。 
　　但有朋自遠方來當然得好好兒地照顧，主人的床桌上有一瓶綠得嚇人的苦艾酒（Absinthe），我爸爸告訴我那種苦艾酒隻有法國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喝，喝了會瞎了眼睛。我們四個人把那瓶苦艾酒喝光了之後，我們的主人一定要我們去拜訪他的同事、英國總領事。我們當然肯去。這次沒錯，英國駐漢口的總領事就是英國駐漢口的總領事！那時，中國跟英國關係比較緊張，因此英國總領事不準走出自己的家門。在這種情況之下英國總領事當然歡迎我們三個人到他家來找他。他留我們吃晚飯，英國式的晚飯，先來個清湯，後來魚，再來牛排，最後是布丁。 
　　我的朋友卡灑那維是一個比較喜歡喝酒的人，也喜歡講故事。問題是他越喝越講，越講故事越怪。（四川話的“怪”字有兩個不同的意思：一是“奇怪”的“怪”，一是“淫蕩”的意思。）卡灑那維所講的故事不屬於傳奇之類。湯一上桌，卡灑那維講了一個要是有女客在的話不該講的故事。我們的主人（他真像吉普林［Kipling］小說裏頭的英國駐印度官員）一聽就吊起眉頭，把單眼鏡掉在清湯裏！世界上的難事很多。在一碗清湯裏找一隻單眼鏡比在渾水裏摸黃鱔難得多！（啊！報國寺的小和尚們！你們現在在哪兒呢？你們還記得我麽？） 
　　在英國總領事那兒吃了晚飯之後（我們當然也喝了幾杯白酒、紅酒、葡萄酒、白蘭地、威士忌什麽的），卡灑那維、西門華和我搖搖擺擺地找回火車站去。我們三個人跟弭老小姐睡在同一個車廂裏。我睡的是一邊的上床，弭老小姐睡的是對麵的下床。我看她睡得很香，一頭的圈圈兒，我很高興我們沒有把她吵醒。卡灑那維的怪故事當然沒有講完——幸好弭老小姐不懂法國話！咳！第二天早晨，快到廣州的時候，弭老小姐把我們叫醒了說：“Bonjour， Messieurs”她原來是加拿大東部出生的，講得一口法國話！ 
　　到了廣州，我到郵政總局去領我的箱子。糟糕！我的信沒到！我的居留證明天就失效，我必得當天出境！我把箱子的鑰匙交給局長，請他檢査好了箱子以後，把箱子寄到香港大學的Robert Black College。廣州郵政局局長跟小天竺街的局長一樣精明。“箱子裏裝的什麽東西？”他問。“書和一些舊衣服。”我說。“這樣吧，”局長說，“箱子不必檢查，鑰匙你自己留到。我要是寄給你的話，信會丟了，那你怎麽辦？” 
　　我謝過局長之後到火車站去等下一次到邊境的火車。我原來記性很好，但對那天活動的印象全是模糊的。我上了車，下了車，過了橋，上了到九龍站的車。我隻記得我在通往九龍的火車上喝了一瓶丹麥啤酒，吃了一包牛肉幹。 
　　過了幾天我的箱子果然到了。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兒？

　　本文選自《另一種鄉愁》（增訂版），（瑞典）馬悅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