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 | 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

加藤周一

　　《羊之歌》（含續篇）是日本家喻戶曉的知識巨匠加藤周一（1919～2008）的自傳名著，既是一份珍貴的曆史記錄，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作者將自己的成長、青春時代和太平洋戰爭的時局發展變化進行了同步記錄，以其一貫的獨特視角，站在時代的高度俯瞰了自身。本書亦是岩波書店青版文庫中最為暢銷的品種之一，自1960年代出版以來已經重印60次，因其文筆優美、思想深刻，被不少學校收入學生必讀書目，也得到諸多社會讀者喜愛，被譽為“日語寫出的最美的散文”。2018年岩波書店創業100年之際舉行的“讀者優選佳書”調查中，該書榮登“岩波新書”係列第三名。 
　　本文選自《羊之歌：我的回想》，加藤周一／著，翁家慧／譯，2019年7月第1版。

加藤周一

　　戰爭的最後一年，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本鄉校區的內科教室全部都“疏散”到了信州上田的結核病療養所。這次“疏散”既不是校方的計劃，也不是醫學部的安排，而是各個教室通過各自的教授或醫師的個人關係，把器材、醫生和一部分的住院患者搬到了遠離東京的大山裏麵。那邊的設備和樓房就不用說了，那裏根本就不夠地方放下整個教室，再加上鐵路運輸方麵因為工廠的“疏散”和轟炸後逃難的人們早就變得擁擠不堪，寸步難行。雖然過去的隻有少數住院患者和不到三分之一的醫師，但對我來說，內科教室“疏散”到上田，真的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房子在戰火中燒毀，我在東京已經沒有了家。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妹妹結婚成了家，當時已經有兩個孩子，她丈夫在中國打仗，不知何時才能回來。父親一個人在伊豆的療養所。母親就帶著妹妹和那兩個孩子來到追分村我們避暑的那個房子，打算在那兒熬過戰爭最後一年。為了換點吃穿用度，妹妹把孩子交給母親，自己在周圍走村串戶。母親在一小塊火山灰塊地裏種了點紅薯和南瓜。我跟著教室一起“疏散”到上田之後，每次有機會去農民家出診，都會收到大米、大醬和紅薯作為診金，一到周末我就把這些都運到追分去。 
　　淺間山麓的高原並不適合在糧食短缺時長期居住。冬天漫長又寒冷，火山灰土地非常貧瘠，農民也很貧困。在東京轟炸中失去家園的人們紛紛聚集到輕井澤、千瀧和追分村來避難，並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地方在地理條件上適合“疏散”，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因為他們跟農村唯一的聯係就是這裏的避暑山莊。那些早已失信的紙幣，農民根本就不收，所以他們就用衣服跟當地人換糧食，但農民手裏能用來交換的糧食很有限，而疏散來的也不是人人都攢了一堆衣服能用來換糧食。片山敏彥教授“疏散”到了北輕井澤高原的家裏，但那兒很快就住不下去了。下山後，他在小諸附近的一個村子跟農民租了一個房間來住。山室靜很早就在那個村裏定居，就是他給片山教授找的這個住處。山室是信州人。片山教授是土佐人，長期住在東京，到了信州就成了一片浮萍，無依無靠。他手上也沒有當地人喜歡的羊毛衣服，有的就是幾本德語和法語的詩集而已。片山教授離開農家出租房，跟我一起去我追分的家。當時，我們經過了一片落葉鬆林。春天，剛剛冒出新芽的林子看上去就像是罩著一層綠色的薄霧，林間小路上到處可以聽到小鳥的啾啾聲。“這片林子讓人回想起薩爾茨堡的夏天呢。”片山教授突然說道。當時的我正在思考能否活過今年夏天，而詩人片山敏彥，他的腦海裏想著的大概是莫紮特吧。母親以前的一個同屆同學，他們一家也“疏散”到了追分村。她的大女兒嫁給了近衛師團 的一個旗手，旗手在陸軍大學校上學，長得眉清目秀的，也在村裏也露過麵。她的丈夫是名退役軍人，在一個中學當校長。他們家不用為吃穿發愁。還有一個同學，嫁給了大型商社的董事，生有二男二女，大女兒已經結婚生子，被“疏散”到追分村，她手裏有很多“奢侈”的衣服，也不用擔心餓肚子。不過，她在美國出生長大，從小過慣了“奢侈”的生活，不停地詛咒現在的貧困生活。我的母親，她雖然嘴裏說著：“這孩子可真是任性！”但每次她一來找母親哭訴，母親就會幫她跟當地人說好話，叮囑她各種注意事項。“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注定是要失敗的，應該很快就會結束。”她說，“可是戰爭一結束我老公就會回來，這可咋辦呢？”戰爭結束，她丈夫複員回家，她把孩子交給丈夫，自己跟著占領軍的一個年輕士兵一起跑到美國去了。 
　　追分村裏沒有年輕男人。姑娘們大多也被從東京搬到鄰近縣城的軍需工廠征用了，農村正苦於人手不足。盡管如此，我們每年都會拜托當地的農戶幫我們挑水和管理，農家的主人 看著我妹妹的孩子，說：“隻要我還活著，就不能眼睜睜看著倆孩子餓死。” 他年近六十，膝下隻有一兒。兒子應征入伍去了戰場，地裏的活計全靠他和兒媳婦兩人。兒媳婦下地幹活的時候，妹妹家的小孩兒就托給駝背的“奶奶”照看。畢竟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他那身子骨兒也快幹不動地裏的活兒了。“大東亞啥的，說這些個大話有啥用呢！”老人家說，“大道理啥的，俺也不懂，可光靠嘴上嚷嚷些個大道理，又有啥用！就這麽把年輕人往火坑裏推，可不行啊！這仗可再不能打下去了啊……” 
　　但是，我們暫時還看不到任何戰爭結束的跡象。第二年夏天來臨的時候，美軍已經占領了衝繩，把東京和大阪炸為一片焦土。艦載機不停地轟炸中小城市，艦隊出現在日本沿岸，還增加了艦炮射擊。日本已經毫無還手之力，但政府仍然叫囂著要“本土決戰”，一本正經、煞有介事地倡議使用“竹槍戰術”、“焦土戰術”、“把敵人引到水邊一舉殲滅”的策略。大報上都登著“一億人玉碎”，歌頌“為悠久的大義而活”的大和魂，竭力主張如果屈服於“鬼畜美英”就隻能是死路一條。 
　　由事務長領頭，我們在上田的療養所裏也搞起了“防空演習”。拎著水桶去小水坑取來水，護士們排成一列，挨個兒地把水桶傳過去，最後把水潑到燃燒彈上。除了水，還準備了沙子，甚至還有事務員紮著纏頭布，打上了綁腿，一身利索打扮。可我們既沒有防空洞，也沒有抽水機。院長苦笑著看著事務長在那兒指揮演習。“美軍衝這兒扔炸彈？有啥意義？”我說。院長一聽笑了，他說：“你要這麽說，他們可不幹，這就是在侮辱他們！你知道嗎？他們覺得除了東京，美軍在日本的下一個轟炸目標就是咱上田！” 
　　“萬一真來炸的話，咱這兒肯定是一片火海了吧。” 
　　“那是當然。但你看現在政府都怎麽宣傳的？讓咱們用竹槍跟敵人的登陸艇對抗？都是些再明白不過的事兒了，現在反倒叫人看不懂了……” 
　　“您覺得政府是來真的嗎？” 
　　“我還真希望它是來真的，可……” 
　　我倆正在院長室裏說著話的時候，聽到護士跑去各個病房大聲喊：“能走路的，都到外麵去！除了重病號，所有人都到外麵去！”胖胖的院長把嘴裏的煙按在煙灰缸裏，掐滅了煙頭，慢慢地從扶手椅上站起身來，看了我一眼說：“啊呀，天氣真不錯，咱們要不出去走走？” 
　　從七月底“無視”《波茨坦宣言》，宣布“戰鬥到底”，到八月十五日天皇做“玉音放送”，這段時間裏我幾乎放下了手邊大小事務，一直都在密切地關注著報紙和廣播上的各條消息，想要從中找到些蛛絲馬跡來推斷政府下一步的決策。廣島遭原子彈轟炸、蘇聯參戰、長崎遭原子彈轟炸——整個時局可謂急轉直下。日本方麵已經不可能再拖而不決，要麽“投降”，要麽“本土決戰”，不管選哪個，都必須在幾天之內做出決定。“投降”的話，活著的人可以幸存；“本土決戰”的話，則幸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然而，在這個國家，從權力中心到地方醫院的基層，到處都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很難想象會選擇快速“投降”。但“本土決戰”無疑是當權者把全體國民都拖入死亡深淵的、陰森而淒慘的自殺行為——因為太過愚蠢而被認為是一條幾乎不可能選的道路。那段時間，我跟院長兩人之間的談話越來越頻繁，以至於周圍人覺得我們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反戰的氣氛。我也注意到了他們的反應，但我想如果定下來要“投降”的話，就沒有必要擔心這個問題，如果定下來要“本土決戰”的話，擔心什麽都沒有意義。我跟院長已經抱著“隨你們折騰吧”的想法，聽天由命。周圍人因為對戰敗還存有不安情緒，倒也沒有更進一步地責難我們。而且，上麵終於還是做出了“投降”的決定——這個決定悄無聲息地、就像微弱的光的反射一樣，傳達到了我們那裏。其實，院長跟我都注意到了一點，那就是以八月十日為界，報紙上不再出現“決戰、玉碎、焦土戰術”這些詞，取而代之的是，開始強調要“維護國體”。毋庸贅言，主張“決戰”的勢力是非常強大的，但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在決策層裏麵已經出現了主張“投降”的強大力量。希望之光越發明亮起來。當預告說十五日有“重大放送”的時候，我把六成期待寄托在投降宣言上。 
　　八月十五日正午，院長，還有醫生、護士、工作人員和患者，醫院裏所有人全都集中到了食堂，神情緊張地聽了那段聽不太清的“玉音放送”。放送結束後，事務長深吸了一口氣，麵對著院長，問道：“這是什麽意思？”“就是戰爭結束的意思。”院長簡短地回答道。幾十個護士，都是本地姑娘，就跟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就像平時吃過午飯後那樣，熱鬧地說笑著，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各個病房。不管用了多少教育和宣傳，戰爭到最後也沒能滲透進姑娘們的世界。以事務長為首，包括部分職員和大多數疏散過來的醫師，他們一臉陰沉的表情。但沒有一個人流下眼淚。我回到院長室，默默地喝著院長泡的綠茶，跟院長兩人各自陷入了沉思。如今，我的世界充滿了光明。夏天的雲朵、白樺樹的葉子、山巒、城鎮，所有一切都充滿了歡樂，閃耀著希望之光。長久以來，我一直都在盼望著這一刻的到來，卻又不敢相信這一刻居然真的到來了。軍靴踐踏了所有的美好，權力愚弄了所有的理性，軍國主義抹殺了所有的自由，可就在突然之間，它們就像噩夢一般消散殆盡、分崩離析。當時我就想，接下來我要開始“活”。如果有所謂的“生之喜悅”，那麽，從那一刻開始我就能體會。我想要放聲高歌。 
　　八月十五日的前與後，醫院裏的氣氛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之前，以事務長為首，很多人都有意無意地避開我跟院長，不跟我們搭話。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有事沒事就來院長室找我們聊各種問題。“那這意思就是投降了啊！”“軍人肯定不幹吧！”“以後這糧食方麵可怎麽辦呢？”“您說這占領，是不是美軍登陸以後，還會占領到咱們這兒來？”——因為院長的言論一直都是反對戰爭，所以現在戰爭結束，那他就應該是唯一一個能解釋一切的大人物！ 
　　“咱們得考慮一下回本鄉的事兒啊！”我跟內科教室的教授說。 
　　“開什麽玩笑！以後會怎樣都還不知道呢！沒準兒還要繼續疏散呢！”教授說。 
　　“要疏散什麽？” 
　　“這可不是開玩笑！你小子啥都不懂，這敵人要是來了，就全給你搶走了！” 
　　“這應該不會吧。首先，老師，您也知道美國自稱物產豐富，美國人剛到這裏，應該還不至於從本鄉研究室裏搶東西，他們自己也有！” 
　　“戰爭可不是這麽回事兒！女人最危險！留在東京的那些女人，全都得疏散了，不然真不知道會怎麽樣。” 
　　在追分，農民殺掉了精心喂養、一直舍不得吃的雞，擺開了酒席，據說是考慮到遲早要被美軍給搶走，不如自己先吃了它。那個年輕的將校，退役軍人家的女婿，他換上一身便服，回到了追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劈柴。還有一個穿著軍服的將校，不知道打哪兒過來，騎著馬，出現在中仙道旅館區的前麵，拔出軍刀，在那兒豪言壯語，說什麽要是占領軍過來就砍死他們。正好有個老人在那兒打水，聽了他這番話之後，笑著說：“真要來了，還不定咋樣呢？”“大叔，您這話可是在諷刺人家呢！”妹妹說。“他要真砍人，就不應該在女人孩子麵前拔什麽刀！”老人大聲說道。“民主主義勝利了！這下世界就會變好了！”片山教授興奮地說到，營養不良已經把他折磨得形銷骨立，瘦弱不堪。當時，中村真一郎住在千瀧，還有一個醫學部跟我同屆的朋友也住在那兒。另外，我還去看望了曾經活躍於築地小劇場的演員鶴丸。“說什麽呢？民主主義的勝利？”鶴丸說，“這就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打仗，最後以一方獲勝而告終而已。沒錯，波茨坦宣言裏是有民主化的條款，但美國占領軍肯定會保留日本的統治階層，不信你就走著瞧吧……”我還沒這麽想過。我當時的想法是，占領軍會解散日本的軍隊，徹底實施民主化，大概也會在經濟上援助日本，畢竟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市場。當時我還不知道“冷戰”，還沒有考慮過徹底民主化（包括財閥的解體）和經濟複興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關係。戰爭結束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千瀧的鶴丸家住著一位美麗動人的姑娘，性格溫和、活潑又聰明，她就是我心目中日本年輕姑娘的理想形象。可是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後來也再沒有機會去認識她。東京的“戰後”，把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發生的所有一切全都吹散在風中。就連千瀧樹林裏那所小房子，還有住在房子裏的那對父女給我留下的鮮明的印象，也都被吹得不留痕跡。 
　　直到九月初，內科教室才從上田搬回東京。追分村家裏的糧食總是不夠，為了吃上飯，我必須四處奔走。信越本線上全是人，確切地說，全是茫然四顧、彷徨失措的人，有的是複員回來的，有的在找失散的家人，看到有人從火車窗口爬進爬出，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母親跟妹妹想要帶著孩子們一起出行的計劃，一時半會兒是不太可能實現了。我一個人去了東京，在上野車站看到了被燒成廢墟的東京。我想起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所做的預測，沒想到如今真的成為了現實，這讓我驚訝不已。我想問，當時那些歡天喜地慶祝勝利的人，他們都去了哪裏？我更想問，那些欺騙他們，把他們推入死亡深淵，眼看著就要戰敗卻還滿嘴瞎話，嚷嚷著“焦土戰術”那種殘酷又毫無意義的胡言亂語的那些人，他們到底都去了哪裏？我還要問，那些在當權者麵前巧言令色，明明視人命如草芥卻還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說什麽“死即是生”“像櫻花一樣凋落就是大和魂”等那套歪理、一心搞自欺欺人那一套的禦用學者、文士和詩人們，他們又都去了哪裏？我眼裏的焦土，不僅是東京的建築物被燒光後留下的那片廢墟，它還是東京所有的謊言和欺騙、時代錯誤和狂妄自大被燒光後留下的那片遺跡。正是那片廢墟和遺跡，向全體日本國民清楚地揭示了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無法無天的敵機一旦飛到皇居的上空，就會被神風給吹落”這句話，完全是個謊言，或者至少是個錯誤。謊言一旦被揭穿，所有的意義就會自動消失。被戰火夷為平地的東京，那裏既沒有觸動心靈的廢墟，也沒有在水深火熱中幸存下來的觀念或語言，有的就是那種巨大的徒勞感消失之後的無邊空虛。但那是一個既沒有謊言也沒有虛假的世界——晚霞映照下的廣闊天空，那是真的天空；從夏天的瓦礫間冒出來的茂盛的青草，那是真的青草。真的東西，哪怕它是一片廢墟，也要美過謊言造就的宮殿。當時的我，心中充滿了希望。我再沒有像當時那樣對日本的未來充滿了樂觀的情緒，胸中一腔熱血，總想要幹些事情出來。不過，因為我什麽事情都還沒幹過，所以這一腔熱血還沒有機會被澆滅。因為我還不了解日本這個國家，所以還不會對它感到悲觀。而且在這一刻，因為東條內閣的幕僚們還沒有還魂當上戰後日本的領導人，所以，希望還是有的。我們缺少的，就是糧食。不過，人不能隻靠麵包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