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誰令騎馬客京華

高爾泰，美學家、畫家、作家。1935年生於江蘇高淳。早年就讀於江蘇師院美術係。1957年因發表美學論文《論美》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夾邊溝勞改。1962至1990年，分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從事繪畫研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從事美學理論研究，蘭州大學哲學係從事教學，四川師範大學任美學研究室主任。1993年出國，在海外從事繪畫、寫作，並在多所大學訪學。現居美國拉斯維加斯。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時，已經四十三歲。

一年前，我還在酒泉五七幹校勞動。半年前，剛“歸口”到蘭大哲學係。友人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室當副主任，主編《中國美學史》。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邀我一同參加。我被“借調”到社科院，前後三年。

但我對不起他：三年間，沒給美學史寫一個字，卻寫了許多自己想寫的文章。我說我骨鯁在喉，難得他表示理解。後來出書，還白掛了我一個虛名，白給了一份稿費。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與李的交往，始於五七年。那時全國圍剿《論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關於當前美學問題的爭論》一文，從學術的角度，歸納了四種看法：

1.高爾泰的主觀論；

2.蔡儀的客觀論；

3.朱光潛的主客觀統一論；

4.自己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論。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說它值得重視。沒抓辮子，沒打棍子，沒說主觀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動，很特殊。我給他寫了個信，謝沒落井下石，讚有學者風度。他回信說，這是最起碼的。那時候，我們都年輕（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過這麽個茬兒，一直保持著好感。反右沒再聯係，“新時期”恢複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見到他，相識雖新有故情。說起敦煌，他示以長詩一首，開頭是“快馬輕車玉門關，萬裏風塵談笑間”，是五七年去參觀路上寫的。那年我去酒泉勞教，走的是同一條路，也有幾句東西給他看。末尾是“無限行程無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說我這兩句，和你那兩句，象征著兩種不同的命運。他笑說我是不了解情況，他命運隻比我略好。後來的變化（所謂“告別革命”）是怎麽來的，我不知道。

二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到處是工地。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在地東長安街建國門一帶，直到永安裏大北窯，腳手架林立，推土機起重機日夜轟鳴，大卡車往來穿梭卷起團團黃雲，空氣汙濁，一股子煙塵的氣味。

社科院是幾棟三層樓房，據說原先叫海軍大廈。已很老舊，有寬闊的樓梯和走廊。走廊兩旁塞滿了書架，堆放著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紙袋。沒人動它，罩著一層灰。都是些陳年資料，有用沒用，誰都不知道。留下的過道，狹窄而曲折。清潔工人的大拖把，遊出一條發亮的淡綠色水磨地麵。

哲學所美學室，在前一棟二樓走廊的盡頭，裏麵住著矮個子韓玉濤。他年過四十無家，又沒分到房子，住在辦公室；煙癮很大，滿室雲霧；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藥。我來所後，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臨小院。院內有枯樹一株，殘破桌椅若幹。桌上枝影橫斜，貓腳印如墨梅，濃淡疏密錯落有致。

韓君健談，言語不俗。國學基本功紮實，寫稿子慣用毛筆，字極好。小楷鐵畫銀鉤，狂草雷奔電馳。依我看，勝似乃師（啟功）。治書法美學，見解獨到。發表在《美學》雜誌上的文章，擲地有聲。詩、詞俱佳，雖亦歌功頌德，都鏗鏘可讀。可惜當時沒有抄下，現在記得全的，隻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誰是，大寨秋高，大慶秋高，大纛飄飄在九霄。金風爛漫紅兒鬧，亦有長矛，亦有羊毫，雲外驚飛是大雕。

室內有辦公桌八張，晚上我們各用四張，拚起來睡覺，早晨再還原。不還原也行。除了星期四上午的“政治學習”，各研究室一般都沒人來。韓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煙鬥。有時用煙鬥敲著桌子，問是誰派我來監視他的。說他沒反黨，沒反社會主義，什麽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過藥，又向我道歉，說那是病，請不要見怪。據說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記得。

三

去後第一次政治學習，是聽副院長鄧力群作報告。那口氣，像小學教師上課。我至今記得其中的兩句：“首長們為革命作了那麽多的貢獻，難道不應當照顧一下嗎？”這是駁斥一種錯誤言論：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幹子弟的地方。當時很驚訝，因為聽眾不是兒童。別人都不在乎，習慣了。沒人真的“學習”，討論無非閑談。罵特權，罵腐敗，甚至罵毛，都沒顧忌。我又很驚訝。因為“新時期”的這種寬鬆氛圍，北京先有，外地還死氣沉沉。而我，剛來自邊遠的省份。

我們的室主任齊一是個老幹部，但很開明。他後來當了哲學所的黨組書記，兼副所長。仍兼任美學室主任，常來美學室參加政治學習，同大家一起，笑罵時政。領導人如此，更使我目瞪口呆。總之初到那時，土包子我一愣一愣，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齊先生對我特好。常把我介紹給這個那個，說我是“傳奇人物”、“難得的人才”。常帶我到他家吃飯，給他的夫人和女兒誇我。親自下廚炒菜，叫我嚐嚐這個嚐嚐那個，愛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許客氣。說苦了那麽多年，該補一補了。

我感動莫名，對他披肝瀝膽，無話不說。甚至告訴了他，我保存著二十多年來秘密寫作的手稿。那是用很小的字，寫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紙片上的。為怕暴露，永遠隨身帶著。他很吃驚，連聲說帶在身上太危險了。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建議我交給他的女兒小雨代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館美術室工作，讀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說是非常喜歡。把它們分類整理，裝在一本塑料相冊裏麵。說這樣方便閱讀，也可避免損壞。她說她那裏絕對安全，我可以一百個放心。

在當了二十多年的階級敵人，陷落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敵國的俘虜之後，我感受著這一切，就像一個逃亡者窮年漂泊，來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發現它竟然就是故鄉。

四

曆史似在拐彎，發出哢哢的聲音。北京城裏更響，如同五月的冰河。街頭巷尾，層層疊疊大大小小張貼著各種字紙，有油印的，有手寫的，也有鉛印的。論政，說理，訴苦,申冤……五花八門。蒸發著腥熱的人氣和苦寒的地氣。許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憤怒、悲哀和疑問，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積雪下麵的草芽，像音調不定的號角。

特別是有些民辦刊物，淒紅駭綠，異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為群眾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沒想到鐵鉗子稍一放鬆，就一下子激射出那麽多智能和靈氣的光芒。

長安街上車水馬龍，滿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從廣闊天地帶來各種荒謬體驗，忙著謀生。上訪者鳴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淚史。失寵的幕僚，站錯隊的幹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頌德而未獲寵幸的文人，甚至看風轉舵一路順風的官油子，也都跟在裏頭，大聲控訴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陳述，同樣悲憤交加聲淚俱下。

時代潮流如江河之濁，圍繞著古老的宮牆，形成無數旋渦，發出金石般鈍重的聲響。而在宮牆的後麵，拉起了兩股互相對立的“黨的理論隊伍”：一股以毛著編委、《紅旗》雜誌那批人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批人為主，叫解放派。兩派鬥爭各有勝負。鼓兒咚咚地打，鑼兒當當地敲，時不時爆出一些內幕，增添想象的空間。

受夠了無聲的中國，我覺得這一切嘈雜喧嘩，就像節日的喜慶。

美學史組分配任務，我執筆緒論和秦以前的部分。毫無心情，總覺得此時此地離開當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殘片中去尋找古人審美觀的蛛絲馬跡，有點兒行屍走肉。迫不及待，忙於加工舊稿，寫出《關於人的本質》、《異化及其曆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三文近十萬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寫出來後才發現，要把手稿變成鉛字，很難。那時可以隨便說話，但公開發行的報刊，言路雖有所放寬，還是有個底線。

美學室斜對門，是院刊《未定稿》編輯部。主編林偉兼《人民日報》副總編，憂國憂民，以思想開放、正直勇敢著稱。編輯謝韜兼《中國社會科學》的編輯，曾因胡風案坐過十幾年牢。他們都喜歡《異化現象近觀》，下決心打個擦邊球。觀察形勢數月，終於在七九年秋天，給做了一些刪節和“穿靴戴帽”之後，基本刊出。

《未定稿》雖是內部刊物，印數有一萬多份，影響較大。采用此文不久，林偉就被撤職。刊物主編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彥兼任，以示對思想陣地的重視。

畢竟是“新時期”，處理限在黨內。我不是黨員，沒怎麽追究。

五

齊先生傳達胡喬木院長的號召，要向艾思奇同誌學習，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說胡喬木說了，誰要是能寫出一本像《大眾哲學》那樣的讀物，就會受到獎勵。傳達後，把我從美學史項目中調出來，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眾哲學》的觀點和體例，寫一本知識性的、學科介紹性質的《大眾美學》。計劃十二萬字，列入了八○年的所謂“重點科研項目”，並和出版社預簽了合約。

為了我能不受幹擾安心寫作，安排我帶足資料，到密雲水庫去寫。那地方離城約兩小時車程，環湖皆山。山都不高，滿被新造的鬆林。哲學所在那裏有兩排單間平房，供內部項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風景好，空氣新鮮，魚蝦新鮮，還有夥食補助。但畢竟太遠，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時沒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滿滿一車人，都興致極好，各有詩。辯證法室的金吾侖先生是自然科學家，有句雲：“小橋那邊是大壩，大壩那邊有路通。”飯桌上一念，闔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學史室主任王樹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氣極大膽子極小的精神病人學遊泳，那份細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動。還有就是，兩個從“廣闊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學所編製的高幹子弟也來了。正在釣魚時，被軍人出身的所長孫耕夫撞見，朝他們吼道，你們怎麽來了？！誰讓你們來的？！知道影響有多壞嗎？！回去！馬上回去！兩人收起釣竿，乖乖地走了。

天涼起來時，大家先後離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員、服務員、廚師各一人，和一隻大狼狗，就隻有我了。人少，三個人都不來上班，把夥房和庫房的鑰匙都交給我，讓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兒就是那隻狗。狗叫裏達，膽子極小，是個溫和的大家夥。湖那邊有一村，名黑窩。幾十戶人家，我有時去坐坐聊聊，喝點兒大葉兒茶。村裏的土狗，隻裏達一半大。汪汪一叫，裏達就溜走了。我回去時，它怯生生地躲在路邊的叢莽後麵，耐心地等我。

每天，裏達在爐邊躺著，我在結滿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頁的有格稿紙上，寫那本合作的書。撇開艾思奇，沿著自己的思路，得心應手。過去盡受批判，名字人見人疑。幾十年來記下了不少想法，積累了不少舊稿，以往見不得人，現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學所的黨組書記一同署名，等於護航，正可以擴大影響，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沒個人影，有時山風呼嘯，有時大太陽曬得湖上的冰哢哢直響。我寫得很努力也很順利，神行紙上手不知，有一種快感。

甫寫出前三章，齊先生來看我。看了稿子，說是不行。說你不喜歡艾思奇也別勉強，但是，起碼要對社會負責，避免有爭議的傾向性。我明白，這是指非馬列觀點。我說不出什麽來。齊先生很體諒，叫我別著急。說著書立說，幾易其稿是常有的事。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雖人在社科院，人事關係還在蘭州大學。齊先生說，他找了周揚（副院長），也找了劉冰（蘭大黨委書記），要求把我的關係轉過來。他們都同意了，人事處也已經在辦了。他說，這是個新的起點。寫好這本書，也是為將來的發展創造條件。為了將來，現在花點兒時間是值得的。

這不用說，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萬多字，我自己喜歡，現在不用了，要重寫，寫什麽呢？沒有內心的衝動，我會麵對稿紙發呆，伸懶腰打嗬欠，渾身難受。寫信也是這樣，怕應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師長，除非有事掛念，都不寫信。十分抱歉，無法解釋，失去許多珍貴友誼。個中心情，別人很難理解。在別人看來，能寫那個，自然就能寫這個。以齊先生的細心和體諒，他要不是這麽看，也不會要我合作。我發現，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時也無法溝通。

命運攸關，別無選擇。日複一日，我按照“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著懶腰爬，打著嗬欠爬，出去轉上好半天回來再爬，如同鋸自己的神經。

這期間齊先生來過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說，行，就這樣寫。

有一次我為了調劑一下情緒，寫了篇散文《在山中》（後在《北方文學》發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來時，他正在看。

我說，齊先生，來很久了嗎？

他沒回頭，說，嗯，有點兒久。其聲悶悶。

我說請指點，他說，好。仍未回頭。

知道他不高興，我解釋說，寫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換口氣。

他笑了，回過身來，斜靠在椅背上，說，累了就休息休息，還種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嗎？

我一聽自留地三個字，火了。說，齊先生，寫不想寫的東西最累，你知道嗎？

他麵無表情須臾，又笑了，說我缺少幽默感，剛才是開玩笑的，幹嗎那麽認真？我說對不起，我的神經都快斷了。

他說那當然，沒幽默感神經愛斷，你小心些啦。

他帶來了長白山葡萄酒、月盛齋醬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內幕，西單牆近況，有什麽什麽會議上誰誰誰的發言，我都愛聽。他對專製的厭惡和對凡是派的輕蔑，我都欣賞。他對“在理論務虛會上大出風頭的那幾個人”不以為然，知道得也確實多，挨著個兒數說他們五七年以來整人發跡的曆史，把他們以往發表的文章同他們現在的言論對照，使我不勝感慨……吃了喝了，同去遊湖時，我們已芥蒂全無。

先生有股子親和力，同黑窩的農民一見如故。他說黑窩風水極好，將來山上的樹大起來，就更好了。說他在離休以後，要來這裏做個房子，買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裏住膩了，可以來換換空氣。

我說太棒了，朝湖得有個落地窗。

他說那當然，你來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堅持，這本書要以馬列為綱。

我咬緊牙，拚了命寫。一年後，終於寫到了預定的十二萬字。

使勁地把圓珠筆甩向牆壁（嚇得裏達猛然站起），我長長、長長地籲了一口氣，伸直兩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著腦袋和兩臂，好半天沒有動彈。

帶著書稿回到北京時，城裏的政治氣氛已經大變。

書稿，交給了齊先生，請他任意修改，全權處理。

把高林從江蘇接來，送到玉泉路十一學校插班。在學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圍的農村，小到隻有幾家，周遭車走雷聲。每天步行五六分鍾，送高林到學校，然後搭地鐵，到所裏的資料室寫作。把密雲廢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論文：《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麽？》、《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

期間，齊先生看完了書稿。說，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潤飾一遍。我怕再鋸神經，堅請他任意修改。他說他沒時間，我說我也沒時間。他說給你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你怎麽給。他曉以利害，我說他威脅，一下子鬧僵了。一年的煎熬前功盡棄，朋友們無不罵我。

爬過了百裏泥沼，臨門隻有一步，卻硬是跨不過去。

八

三篇文章，先發表的是《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麽？》，刊於八一年《哲學研究》月刊第四期，說美學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經驗。論題是在對別人的批判中展開，過後讀之，頗悔刻薄。後來兩次出論文集，都沒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哲學所編《中國哲學年鑒》“美學”條，將我提出此說寫入。條稿送美學室征求意見，有人說，這個觀點是李澤厚在《美學》季刊第四期《美學的對象和範圍》一文中提出來的，應改高為李。條稿執筆人《國內哲學動態》編輯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絕修改，理由是高文發表時間早於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處折中，兩個名字並列刊出。我後來才知道這事，覺得有點奇怪。以美感經驗為中心，是主觀論的必然。李主張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中心應是那決定美感的客觀。忽持此說，不合邏輯。

《年鑒》是沒人看的書，僵持不下，至於的嗎？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後，李在《美育》雜誌上公開宣稱，中國的美學討論從來沒有過政治批判，隻有他的、蔡儀的、朱光潛的“三種視點平等商榷”。

從朱光潛先生被迫反複檢討，“文革”小組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封為黑幫祖師，到追問“為什麽審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學領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災區。重中之重，是主觀論。這段曆史很近又為眾所周知。我很困惑，以李澤厚的聰明，不至於想要改寫它吧？但是不，緊接著，李在同台灣學者蔣勳的對話中，又重複了這同一說法：“美學領域從未有過政治批判。”並補充說，“50年代是三種觀點，80年代還是三種觀點。”十分明確。

我能死地生還，已很感激命運，心理狀態離那種在乎曆史定位，希冀被算數進去的境界，還很遙遠。但我因“主觀論”所受的一切，傷口尚未愈合。讀到“沒有政治批判”和“隻有三種觀點”兩句，有一種兩次被傷害的感覺。當時很強烈，不久就淡漠了。

1999年，台灣南華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送給我一本他的新著《美學在台灣》。開卷就說，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所謂美學”，隻有馬列主義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譯西方和整理曆史，“全部一片空白”。我讀之，已無感覺。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還是要感激命運。

若非齊先生，我無緣和小雨相逢。關係鬧僵以後，齊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讓小雨交給他。小雨拒絕，說她沒看過。

那份驚險，回頭後怕。

萬萬想不到，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保護我的，竟會是一個弱小的女孩。

結果比預料的要好，隻是被趕出北京。社科院許多朋友，特別是林偉、謝韜、盧玉諸位，曾致力於幫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學所不轉檔案，誰也無法可想。檔案被退回蘭大，我隻有回去。回去後給包遵信畫了一幅敦煌壁畫，感謝他的大力奔走。題目雲“畫壁曾思秉燭遊”。

在北京三年，沒玩過一次。臨走以前，小雨帶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圓明園等處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處那些曲折胡同裏搭滿窩棚的四合院做客。接觸到不少古老的方言和傳統的民俗，倍感這個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這期間不少院校邀我講演。提問踴躍掌聲熱烈。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

高爾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近照

韓玉濤依舊住在美學室。縱橫廿四史，靜對十三經，煙霧深鎖。1982年春天，一個風沙彌漫的黃昏，我去向他告別。他吧唧著他那個黑亮的烏木煙鬥，在屋裏走來走去很久。忽然把長發往腦後一甩，說，早就聽說你要走了。

又走了一圈兒，說，走就走吧。“世味年來薄似紗”呀，“誰令騎馬客京華”呀。說著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封好了的信封給我，叫我到路上再拆開來看。裏麵是一首贈別的詩，他作的：

書生挾策成何事，飄搖萬裏度龍沙。

鋼筋鐵骨風雲後，卻與胡僧話落花。

最後一句，當時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國的話，那麽，我後來來到美國，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師星雲上人所提供的西來寺滿地可精舍落腳的。後來搬到紐約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門叢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預言，抑或是因緣巧合？

高爾泰，一個年輕一代中國人不太熟悉的老人，以個人之軀幾乎經曆了建國以來所有集體苦難。1957年，他因《論美》爆得大名，劃為右派，送夾邊溝；1959年，被抽調畫建國十年慶功油畫，首次逃出死亡困境；此後輾轉，“文革”中再度被打倒，80年代又入獄，90年代赴美，寫成人生傳記《尋找家園》。

這是一部擔當之書。高爾泰用一本書書寫一生，蒼莽渾厚、精潔優美。他的文字是曆史的真實回憶，更是對人性的深層揭示、對靈魂的深度挖掘。高爾泰用文字還原了許多瑣碎小事和日常感覺，他在廢墟上拾撿零落的碎片，細心擦洗、審視，慢慢地積攢、拚合，在時間緩緩的水紋中逐漸恢複其輪廓，豐富著大曆史。高爾泰的故事把我們帶回曆史的迷霧中，和他一起目擊了人的傾軋、屈服、扭曲和抗爭，目擊了生命的脆弱和複雜，目擊了宏大事件中的精微細節……

高爾泰的文字就像古城牆上的石磚，一塊塊沉重、堅硬、沉默地砌在那裏。那些痛徹心扉的記憶居然能在他筆下轉化成平淡的話語。沒有高屋建瓴式的空話，又不陷溺於個人的瑣碎遭遇中。行文有情但不煽情，冷靜而不冷酷。文字裏看不到因侮辱和折磨所產生的幽怨、暴戾或故作灑脫，不呐喊、不發泄、不做作，不求一己之快。他的文字爐火純青，樸實而細膩，融合了畫家的直覺和哲學家的智慧。一種稀有的、似古君子的強健寬厚之風貫穿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