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布羅茨基的回憶是從他和他父母在列寧格勒分享的那一間半屋子開始的：父母一間，他自己半間，一道書架為他擋住了一切。而這個“小於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為一個詩人成長的世界，甚至書架上擺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奧登的肖像，都奇跡般地預示了他的未來。 

而我們“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運卻沒有給予這樣一個位置。我們沒有那樣的幸運，當然，我們或許也不具備那種驚人的才賦。我自己在成為一個詩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價。現在，當我回顧過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艱難的努力，以從事一種自我辨認。 

 

在收到一個雜誌的約稿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些。現在，既然約稿的主題是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的詩歌地理”，那我就從我來到北京談起。1985年5月，我從湖北一個山區師專借調到北京詩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學畢業那年被發配到那裏的）。其實，在這之前我和我的大學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並有了孩子。在武漢上學期間，我也來過北京兩次，我至今還留有那時在長城和圓明園廢墟間的留影。對於我們這些經曆過文革浩劫的人來說，來北京必上長城（我記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學在那時都會背誦江河這樣的詩：“我把長城放在北方的山巒/像晃動著幾千年沉重的鎖鏈……”），也必到圓明園的殘牆斷柱間去憑吊一番。這在今天看來也許有點過於悲壯，但我們這一代人在那時的精神狀況就是這樣。 

 

具體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時我每天從新街口馬相胡同的家中騎車到虎坊橋詩刊社上班，雖然我對官方詩刊的那一套並不怎麽認同，但這份工作可以解決我的“兩地分居”問題，也使我有機會為詩歌做一些事情，這就行了。對於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種拿腔拿調的“皇民文化”，我這個外地人也很難適應，常常有一種“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氣候上的廣闊、貧瘠、寒冷、蒼茫，卻和我生命更深處的東西產生了呼應，也和我身體中的南方構成了一種張力。北方幹燥，多風沙，而一旦下雨，胡同裏那些老槐樹煥發的清香，便成了我記憶中最美麗、動情的時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在這個文革後期地下詩歌和今天派詩歌的發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東西。1979年早春，當我還是大二學生，從北京回來的同學帶回了北島、芒克他們剛創辦的藍色封麵的《今天》，且不說它發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樣震動人心，它在詩藝探索上的異端姿態和挑戰性，也深深地攪動了我的血液。在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氛圍下，我們武漢大學和全國十多家高校的文學社團也創辦了一份刊物《這一代》，我是它的詩歌編輯和文學評論編輯，也是它的最激進的一員。我們在辦刊過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聯係，也準備在第二期上轉載《今天》的詩歌。我們有幾位來自北京的同學，如張樺、張安東等，也在《今天》與《這一代》之間來回穿梭，一時間頗有一種“南北呼應”之勢。 

（北島、芒克等人創辦的《今天》雜誌）

由於過於激進，《這一代》隻辦了一期就夭折了。不過，夭折也有著它的意義，使它獲得了我們都沒預料到的強烈而廣泛的反響。回看我們辦的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發在上麵的惹起很大麻煩的《橋》，我現在肯定會感到幼稚（其實，《橋》寫出後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慶幸，那就是我們正好趕上了文革結束後那個要奮力衝破重重禁錮的時代！正是那個年代賦予了我們那樣一份詩歌衝動和和精神訴求。詩，被禁錮的詩，地火般湧現的詩，如雷霆般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年代隆隆滾動的詩，它對我們的喚醒和激勵，真如帕斯捷爾納克一首著名的詩《二月》（荀紅軍譯）所寫的那樣：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後，這一切慢慢沉澱下來，我和今天派詩人們也有了更多的實際上的接觸。在大學時代，我和北島、舒婷、顧城、楊煉等就有聯係，記得有一次在顧城情緒低落期間我給他回了一封十多頁的長信，極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詩人對中國詩歌的意義，他在回信中這樣說“你知道我爸是怎麽評價你的嗎？他說你是中國的別林斯基！”顧城他爸即是老詩人顧工。不過當時我對此並不怎麽在意，因為我那時的興趣已轉向了現代主義，一冊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尤其是那上麵艾略特、葉芝、裏爾克的詩，不知被我讀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後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顧城、楊煉、林莽、田曉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學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楊煉住在中央黨校，我那時很喜歡他的詩，也和他一樣相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那時我們幾乎每周都要見麵，在他家裏，他愛給我們展示他當年一次次穿著長風衣從黨校圖書館裏“順”來的“戰利品”（書），還慷慨地借給了我他珍藏的台灣出版的葉維廉的譯詩集《眾樹歌唱：歐洲、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的複印本，並囑我幾天後一定要還。顧城則愛給我們講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還詭秘地告訴我他的名詩《一代人》乃為夢中所得（這句話剛出口，他又讓我不要告訴任何人），說那兩句詩本來放在一首長詩中，後來他單挑出來，並加上了“一代人”這個題目。江河則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個胡同裏，離我們家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帶上兩個大蘋果，有一點朝拜大師的感覺。在江河那裏我的確學到了不少，不僅了解了他們那一撥人的經曆，他對藝術的見解也使我頗受益。隻不過江河人很精明，談事論人也比較刻薄，這和他的詩風有很大反差。不過對此他也無所謂，那時他最愛對我們談的就是艾略特的“非個人化詩學原則”！ 

 

在北京這撥詩人中，因為種種原因，北島要難以接近一些。還在上大三時，我來北京，聽北大的黃子平講到北島的中篇小說《波動》發表屢遭挫折的事情，我聽說後，就把它帶給湖北的《長江》叢刊，並極力給他們做工作，後來《波動》的未刪節本包括馬德升的配畫全部在該刊上刊出。因此我來北京後，北島在他位於前門西打磨廠胡同的家中請客，那晚他本來要和他的畫家妻子一起參加一個聚會，他讓黃銳陪著去，他自己則親自掌勺，並叫來楊煉、顧城作陪。我很感動。北島在這方麵沒說的，可以說他總能給人一種“老大哥”的感覺。他在那些年也的確頂住了、承擔了很多東西。隻不過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他也時不時流露出一種“美學上級”的感覺。記得下一次見麵，他騎車到新街口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詩集，那時正好楊煉也在，北島便談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電話中“絕交”一事，艾青說“別忘了你在我家吃過飯”，北島說“那我把糧票給你寄回去！”後來不知怎的又談到了江河，那時楊煉還有點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沒想到北島這樣回了一句：“這樣的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 

 

冷冷的一句，聽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說的是，在那樣一個年代，北島“肩抗黑暗的閘門”、對中國詩歌所起的作用無人可以取代；他們那一代人，作為詩人和叛逆者，也是曆史上光輝的不複再現的一代。但是，這隻是就詩和他們曾體現的“詩歌精神”而言。作為“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這裏借用詩人柏樺的一個說法），權力和權力鬥爭，還有“唯我獨革”那些東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樣滲透到他們（或者說“我們”）的血液中了？人們與他們所反抗或厭惡的東西究竟拉開了多大的距離？對於這些，當然不會有回答，有的是北島自己在那時的一句詩：“大夥都是爛魚”（見《青年詩人的肖像》）。他比我們更清楚這一點。 

 

話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當“朦朧詩”在與詩壇“保守勢力”的角力中剛剛站穩腳跟時，“第三代詩歌運動”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詩刊（那時我在作品組，具體分管華東片詩稿和外國詩），經常收到這類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氣中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那時“圓明園詩派”的大仙經常到我家來“侃詩”（我家那台十四吋牡丹牌黑白電視機就是通過他那北京青年報體育記者的身份才買到的），一次他剛參加完一個聚會到我家，一見麵就興奮地談到北島在上麵講話，下麵有人突然喊“打倒北島”，並說把北島“嚇了一跳”。我問是誰喊的，他說是刑天。刑天也是圓明園詩派的一員。這一次刑天舞幹戟了。 

 

接著，徐敬亞他們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大展”的約稿也來了，雖然我支持這種傾向，但我本人沒有參與。說實話，我對這種“集體興奮”有點興奮不起來。文革時期因為父母出身不好，我連紅小兵也入不了，這倒也好，從此形成了我內向的性格。記得我從小還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動物成群結隊，獅子獨往獨來”這類“外國格言”，看來它對我毒害甚深。我雖然不是獅子，但我卻漸漸認定了詩歌是孤獨的果實，是一項個人的秘密的精神事業。在中國現代詩人中，我感到最親近的是馮至，他翻譯的裏爾克的一句詩，多少年來一直是我的座右銘： 

 

……他們要開花， 

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 

這叫做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黃翔帶了六七個人鬧哄哄地到了虎坊橋詩刊社，像紅衛兵大串連似的，我給他們遞上了水，但說實話，我和他們沒有什麽話要說。還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來，嚷嚷著要吃回鍋肉，好，我帶他們去買，但對於這路豪傑，我隻是以禮相待罷了。我既不“結黨”，更不想“入夥”。後來見到有些詩選或論述也把我的詩劃入什麽“第三代”，對不起，如果說起“代”，用歐陽江河的話來說，我也隻能屬於“二點五代”。更確切地講，我什麽“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屬於我的“練習期”或“成長期”，我知道我還有更遠、更艱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潛一些。如果要做什麽事，我也隻是想為一些年輕而優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認識或“認可”的詩人和詩歌做一些事情。憑心而論，80年代的詩刊是它辦得最好、最開放的一個時期，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鄒狄帆、張誌民、邵燕祥、劉湛秋以及王燕生、康誌強（她是嚴文井的夫人，他們倆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詩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曉渡、宗鄂以及後來調入的鄒靜之等編輯，都為詩歌做了很多事情。隻不過對一個“主旋律”的刊物來說，它受到的牽製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較難，而且那時人們對詩的認識也在那個“份”上，比如我曾在詩刊送審過海子的詩無數次，我記得隻通過了一首。還有一次詩刊作品組為1986年度“青春詩會”提名，我提了韓東、翟永明等，在場的另一位資深女編輯拿腔拿調地問：“這個翟永明是誰——呀——”。 

 

但有眼光和勇氣的人總是有的，1986年秋，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的資深編輯鄧蔭柯來信，約我編選一個青年詩人詩選或先鋒詩選，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於是我約在詩刊評論組的曉渡一起來編。我們一起確定了名單和編選體例，並分了工，經過一兩個月的工作，最後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門西河沿街196號那座有著上百年曆史的老樓裏定了稿，並確定了“中國當代實驗詩選”這個集名。記得在定稿時，我和曉渡對歐陽江河的《肖斯塔科維奇：等待槍殺》一詩還有些擔心，擔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過，但我們還是決定不抽下這首詩。因為曉渡主要從事批評，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麵比較合適，他最後也就同意了。順帶說一下，在這本後來產生廣泛影響的詩選中，我們並沒有編入自己的詩。 

 

這裏還有一件事是，這本詩選在1987年出版後，可能是聽到什麽風聲，當時的詩刊常務副主編劉湛秋特意把曉渡和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要我們注意“傾向問題”。這個自由派副主編說得並不是那麽認真，而我們依然是這個“傾向”。 

 

這就是那個召喚我們、讓我們為之獻身的詩歌年代。難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關舉辦的青春詩會。這不僅是曆屆青春詩會中比較有影響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裏切身感受到一種能夠提升我們、激發我們的精神事物的存在。與會的詩人有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簡寧、力虹、楊克、程寶林、張子選等。不過，會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們的邀請剛發出去幾天，有關部門就找到詩刊社，說“不止一位不適合參加這樣的活動”。劉湛秋急得從詩刊社的四樓上咚咚地跑下三樓來找我，要我馬上提供一份與會者名單，並介紹每位的情況，我一邊列名單，一邊說“我保證他們會沒事！”但他哪裏在用心聽，“上麵”還在等著他呢。 

（1986年《星星詩刊》中國十佳詩人在成都頒獎，顧城，舒婷，謝曄，北島住進成都花園酒店。）

好在一切又“沒事了”。詩會按原計劃進行，我隨同詩刊作品組組長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關組織詩會。荒涼而開闊的山海關，以滿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蘋果樹迎向整個大海的山海關。記得一次我們在山坡上散步時，有人隨口就說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種向大海邊”！但我已記不清是誰說的了，是西川？也許誰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體現了那個年代蓬勃的詩歌精神和詩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我們在暴雨下衝向海裏遊泳的情景，一張張灌滿雨水的嘴中發出“啊——”“啊——”的聲音，歐陽江河還站在雨中的海灘上當即作詩：“滿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關，歐陽江河寫下了他的名詩《玻璃工廠》。那一天我們在白天參觀秦皇島市玻璃廠，晚上我和他去徹夜看護一個生病住院的女詩人。夜已很晚，我們仍守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歐陽江河靈感來了，但是沒有紙，我就把我的香煙盒掏空給了他，他就在那上麵寫下了詩的初稿。這裏還有一個細節，他的這首詩本來叫《在玻璃工廠》，我認為“在”字有點多餘，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時歐陽江河嘴快筆也快，最愛講的玄學話題是“蛇的腰在哪裏”（講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陣哈哈大笑），最愛談論的是厐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為不願意聽他“布道”，郭力家拒絕開會，整天穿著喇叭褲和尖頭皮鞋在外麵溜噠，我看他滿腦子轉悠的就是怎樣和歐陽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並沒有發生。 

 

（歐陽江河《玻璃工廠》手跡）

現在看來，山海關的相遇和相聚，的確預示了詩歌後來在90年代的某種發展。我想正是因為在那裏的交流，陳東東後來有了創辦《傾向》的想法。而“知識分子寫作”或“知識分子精神”這種與“第三代詩歌”有所區別的說法，在這之後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現了。 

 

也正是在山海關期間，我抽空去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取回了剛出版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樣書，記得歐陽江河拿到這本書後就讀裏麵張棗的詩，邊讀邊讚歎“天才！天才！”在這本詩選中我們選了張棗的《何人斯》、《鏡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詩，在編選過程中我還寫了篇讀張棗詩的隨感《朝向詩的純粹》（後來收入我的第一本詩歌隨筆集《人與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這是關於張棗詩的第一篇評論。張棗很高興，到處給人看，包括給北島看（這是北島後來告訴我的）。那時張棗已出國，我時常收到他那有著一手絹秀字體的信，落款是“你的棗”。有一次他回國（應該是1987年冬），來到前門西河沿街二樓上我家昏暗的屋裏，一進門，我放上了音樂磁帶，他一聽“啊，柴可夫斯基！”然後就坐在那裏久久不說話了。我可以體會到他內心裏的那種感情。說實話，我也真喜歡那時的麵目清秀、裹著一條長圍巾的張棗。但後來因為我回絕了在一件在我看來很嚴肅的、我的道德準則不允許我去做的事情上給他幫忙，我們的關係從此疏遠了。 

 

就在從山海關回來後，我還收到了駱一禾寄來的詩學自述《美神》，它一開始就抓住了我：“我在遼闊的中國燃燒，河流象兩朵白花穿過我的耳朵，它們張開在寬敞的黑夜當中……”這種詩性想象力是多麽動人啊。那個年代常提到的“詩歌精神”，我以為在一禾的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的確，這是一位立誌“修遠”、有著宏偉壯烈的詩歌抱負的詩人，雖然在我看來這種追求還需要相應的藝術限度意識，也還需要時間的磨練。第二年夏天在北京十裏堡舉辦青春詩會，詩刊社安排我和新調入的編輯李英主持，我們請駱一禾、蕭開愚、南野、林雪、海男、袁安、童蔚等人參加，一禾本來要到西藏遠遊（我想很可能是和海子等人一起），他慨然留下來了。記得在會上我對他講“為什麽你要寫‘我伸出我亞洲的胳膊’呢?”不行，胳膊必得是亞洲的胳膊，我無法說服一禾。這正如誰在那時都無法說服寫作《太陽·七部書》的海子。在今天看來，這種對“大詩”的狂熱，這種要創建一個終極世界的抱負會多少顯得有些虛妄，但這就是那個年代。那是一個燃燒的向著詩歌所有的尺度敞開的年代。歐陽江河在那時就宣稱“除了偉大別無選擇”！而“偉大的詩人”，在他看來就是那種“在百萬個鑽石中總結我們”的人！ 

 

誰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可以“總結我們”的詩人？是時間，是那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把我們每個人都卷入其中的曆史，是驟然“闖入”我們生活中的命運。“闖入”，這正是西川90年代後用過的一個詞。西川在80年代也曾寫下《遠遊》那樣的長詩，但我記得在1990年秋的一天，在時隔數月不見之後，在那依然荒涼的時代氛圍中，他來到西單白廟胡同我的家，並帶來一首他新寫的《夕光中的蝙蝠》。我一讀，便深感喜悅。那時我還讀到開愚、孫文波、孟浪、王寅、莫非、張曙光以及在北大上作家班的非默的一批作品。我不僅從中感到了曆史的重創所留下的壓力和裂痕，我想中國的詩人可以重新發出他們的聲音了！ 

 

而這就是命運對一代人的造就。葉芝在他的後期詩中曾這樣寫到：“既然我的梯子移開了/我必須躺在所有梯子開始的地方，/在內心那破爛的雜貨店裏”。我想，這也正是90年代以後發生在許多中國詩人那裏的“故事”。曆史之手移開了他們在早年所借助的梯子，使他們不得不從自身的慘痛中重新開始，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高度”的放棄。 

 

回想起來，結識詩人多多，不僅是80年代後期，也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987年冬才認識多多的。那時我家剛搬入西單白廟胡同一個有著三重院落的大雜院裏，多多住在新街口柳巷胡同，他經常到苜蓿地看完他母親後一個人騎車到我家來，而且往往是晚上九點半以後，我們一談就談到很晚，然後我推開門目送他推上停靠在院子裏那棵大棗樹下的自行車，像個地下黨人似的離去。在那時北京的詩歌圈子裏，雖然對多多的詩歌天才人們已有所認識，也不能不服，然而對於他的那種傲氣、“不講情理”和“偏激”，許多人都受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也因此離他而去。然而很怪，對於他的這種脾性，我卻能理解。那時我和莫非來往也很多，一次我們去莫非位於雙秀公園家的一個聚會，多多一來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來了一段多明戈，然後還意猶未盡地念了一句曼德爾斯塔姆的詩“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接著又對滿屋子正要鼓掌的人說：“瞧瞧人家，這才叫詩人！哪裏像咱們中國的這些土鱉！” 

 

“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可以說這就是讓我們走到一起的東西！雖然我亮不起他那樣的歌喉。我們在一起時也隻談詩，不談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對詩的那種全身心投入的愛和動物般的敏銳直覺，也一次次使我受到觸動。多多還有個習慣，那就是遇到好詩必抄在他的本子裏，光看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抄下來。那時我和沈睿正在組織編譯《當代歐美詩選》，許多詩未出版前就給他看了。他也一再催著我們多譯詩（1991年秋冬我開始譯策蘭，我想就是為我自己和多多這樣的讀者譯的，後來一到倫敦，我就把譯稿寄給他看了）。當然，更令人驚異的是他的語言天賦，是他那神秘而強勁的創造力，1992年初到倫敦後我讀到他的新作《我始終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裏》，我驚歎我們的漢語詩歌達到了一個怎樣的境界！可是有人卻不，在倫敦時我對趙毅衡和虹影談起這首詩怎麽好時，趙博士說他“看不出來”（雖然他和多多也是朋友），他找來《今天》上發的這首詩要我一句一句對他解釋。這樣的詩能解釋嗎？算了吧。 

 

話再回到1988年，那一年秋天北島回國，他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一是設立“今天詩歌獎”，一是召開多多詩歌研討會，其實這兩件是同一件事情。多多詩歌研討會在王府井的一個地方舉行，去了很多人，屋子裏滿滿的，許多都是“今天”同仁和文革時期的“過來人”，我去稍晚一點，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個桌子邊。過了一會，廖亦武、李亞偉也來了，因為已沒有了座位，也無人理會，廖大俠就在那裏要“鬧出一點動靜來”，於是北島趕快從裏麵出來製止。會結束時北島找到我，說我的發言不錯，問我能否把這個發言和其他人的發言一起整理一下給他，我當即推掉了。我自己的可以，但別人的發言我整理不了。後來《天涯》雜誌準備出一個多多專輯，多多本人請我寫一篇，我則好好寫了一篇，但這個專輯後來因故未出，我們的稿子也全被弄丟了。 

 

也就在這一年年底吧，在歲末的陰鬱天氣下，在團結湖一帶一個倉庫一樣的活動場所裏，北島主持了“首屆今天詩歌獎”授獎儀式。授獎儀式莊重、肅穆，北島親自撰寫了給多多的授獎辭。這個授獎辭今天看來仍很經典，我認為這是北島本人寫下的最重要、最激動人心的文字之一，它不僅抓住了多多詩歌的特質，它對於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堅持和延續由“今天”所開創的獨立的詩歌傳統都十分重要。在宣讀這篇授獎辭之前，北島還明確聲言設立“今天詩歌獎”就是為了和一切官方的文學獎“相抗衡”。我去參加了，去的人依然很多，有中國人，也有許多老外。我和人們一起站立著聽著這聲音（那裏沒有座椅），我又感到了那種能夠召喚和激勵我們上路的東西了！ 

 

然而，落實到具體人世的層麵上，有些事情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在猶豫再三後，我在這裏也不得不把它說出來——為了那曆史的真實，也為了讓後人看看我們這一代人是怎樣“與時間達成的悲劇性協議”。就在這個授獎儀式舉行後不久，應該是臨近春節吧，我在已搬入農展館南路文聯大廈的詩刊辦公室裏上班，忽然過道裏傳來了說話聲和走動聲，我出來一看，北島出現在那裏，原來他是來“領獎”的！因為那一年中國作協設立了十部優秀詩集獎，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們也給了北島。該獎由作協委托詩刊社具體辦理，早在好幾個月前已宣布了結果。北島當然知道這個獎的性質，但他終於還是來了，在劉湛秋的帶領下去詩刊社徐會計那裏領那2000元的獎金。在過道裏遇到我時北島多少有點尷尬：“唉，快過年了，沒錢花了”。我則回到我的辦公室裏，像挨了重重一擊似地坐在那裏發楞。北島離去時，我也沒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隻是感到深深的沮喪和悲哀。當然，我知道我無權指責任何人或要求任何人，我也知道我們這些人還不能和我們所讀到的那些俄羅斯知識分子和詩人相比。然而，在我“親愛的祖國”（這裏借用舒婷當年的詩句），還有什麽是可以指望的呢？一時間，似乎什麽都沒有了…… 

 

而接下來的一年，不用多說，它對我們每一個人的震撼，更是言辭難以形容的了。要回憶它，也遠遠超出了我們個人的能力。這裏隻說一個細節：那一年早春，一禾匆匆地來到我在西單白廟胡同的家，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我問他喝什麽，他答到“酒”，我拿出一瓶烈酒（汾酒），他倒滿一大杯，一仰首就全下去了，壯烈啊。 

 

接著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的消息！對此，我那時一點也不相信，甚至拒絕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殺前的大半個月，他在安慶老家過完春節回來上班後還來過文聯大樓找過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辦公室裏談詩，我們甚至還一起上樓去文聯出版公司買書（因為是中午，那裏沒人上班，他順手從過道的書櫃裏抽出兩本書，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給了我）。沒有任何征兆！也許，唯一的跡象是他那篇詩學絕筆《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頭年10月底，應《世界文學》編輯劉長纓之邀，我為他們的“中國詩人與外國詩”欄目組稿，我首先約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來了《龐德點滴》，海子也很快從昌平給我寄來了他這篇文章（寫作時間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滿了語言破裂的跡象，如“這個活著的，抖動的，心髒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詩，和，開花，風吹過來，火向上升起，一樣”，等等。我當時就有些詫異，但我特意告訴劉長纓這不是語法錯誤，這是詩人有意這樣寫的，請一定照原文發。劉長纓聽了我的話，該文後來一字不動發表於《世界文學》（雙月刊）1989年第2期。在這之前，我也告訴了海子這個消息。但他沒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時他已將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裏“流著淚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體本身來對他心目中的“偉大詩歌”進行最後一次衝刺！

 

這裏還有一事，也就在海子自殺前不久，芒克等人開始籌劃一個大型“幸存者”朗誦會活動。“幸存者”是1988年由芒克、唐曉渡、楊煉等人發起的一個北京詩人俱樂部，我是它的首批成員（“幸存者”是分期分批“發展”的）。我當然很尊重芒克，也知道他的詩歌貢獻包括他在《今天》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不過，第一次在芒克位於勁鬆的家裏開會時，我心裏就有些打鼓，因為芒克宣布了“組織紀律”，如果三次缺席，就要被除名。會上，我對“幸存者”這個名字也提出異議，多多也接著插話，說他從來就不是一個什麽“幸存者”，“嗨，你都這樣了，怎麽不是呢”，芒克趕快出來打斷了我們的“異議”。縱然有所保留，後來我還是很認真地參加了“幸存者”的活動，也曾在我家舉行過兩周一次輪流的聚會（那次聚會的情況見我七、八年前寫的《火車站，小姐姐……》一文），我和沈睿甚至冒著風險托人在一個印刷廠偷偷免費印了一期“幸存者”雜誌。到了4月份，朗誦名單定下來了，我一看，有點驚訝，因為上麵沒有我，也沒有西川、莫非、童蔚等（我想海子如活著，也肯定不會有），我在詩刊辦公室找到曉渡，曉渡解釋說“可能是因為你有口音，芒克沒安排吧”，“那麽西川呢，他也有口音？”我回到家後，一時性起，就給芒克去了一封信，以傲然的口氣（當然現在看來也有點可笑）宣布從此退出“幸存者”。據說芒克接到信後，氣得他老兄夠嗆，拿著信跑到同樣住在勁鬆的曉渡家的二樓下，嚷嚷著喊他下來，要問他這是怎麽一回事。 

 

就是這麽一回事。我想我沒有必要再和這些事情攪和在一起了。那就讓我們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我隻知道那次芒克組織的朗誦會很成功，據說多多在台上一度聲音哽咽，說出了他對海子之死的自責和愧疚。我知道他會這樣，每個活著的人也應該這樣。到了五月初，我和西川等人則參加了另一場紀念五四的大型詩歌朗誦會，當時一位著名話劇演員朗誦了我的《詩歌——謹以此詩給海子》，這首詩本來是我在海子死前的前兩天寫下的，它是我在那些日子裏內心危機的產物，海子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我忍著淚加上了這樣一個副標題，把它獻給了死去的詩歌親人：“詩歌，我的地獄/我的貧困/我的遠方的風聲/我從來沒有走近你/我的從山上滾下的巨石……”朗誦會上，當這聲音傳來，我已不能聽，我一個人來到禮堂外麵那昏暗的過道裏。我自己已不能承擔那聲音…… 

 

而接下來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遺稿期間忍痛寫下的這句詩裏了：“今年的雷霆不會把我們放過”。寫下這話的詩人果然沒有被放過：他死於腦溢血。他定格於永遠的28歲（“韻律護住了他們的軀體”）。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駛過，仍在無情地、更無情地尋找著我們…… 

 

難忘的，還有那一年那些荒涼的冬日夜晚。朋友們都四散了。曾經磨得滾燙的鋼軌已漸漸生鏽。我也沒有了工作。但還有“一張鬆木桌子”，桌子上還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各群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安全通行證》、米沃什的詩及詩歌自傳《詩的見證》，等等。在西單白廟胡同那座有著低矮屋頂的老房子裏，一夜夜，妻子和六歲多的兒子已在裏屋入睡，而我徹夜讀著這些書。有時我不得不停頓下來，聽著屋外那棵大棗樹在寒風中呼嘯的聲音，有時讀著讀著又無言淚湧。我感到了那些不滅的詩魂在黑暗中對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識到了我們那被賦予的生命。我寫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 

 

閃閃運轉的星空， 

一個相信藝術高於一切的詩人， 

請讓他抹去悲劇的樂音！ 

當他睡去的時候， 

鬆木桌子上，應有一首詩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潔繡品…… 

 

但問題是，我們的那些蒼白文字能否抹去這悲劇的樂音？我們能否繞過這其實永遠也無法繞過去的一切？我們又能否忍受住我們那內在的絞疼而在中國繼續去做一個所謂的詩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來一輛車送我去首都國際機場。在幾乎無望地折騰了一年半之久後，我終於拿到了護照和去英國的簽證。車從西單白廟胡同（它現在已永遠從北京市區地圖上消失了）裏出來，沿著冬日的長安街越過西單路口，越過高高的電報大樓，越過故宮的紅牆……而我在心裏和它們一一道別時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倫敦後所寫下的，無論我去了哪裏，“靜默下來，中國北方的那些樹，高出於宮牆，仍在刻劃著我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