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 | 父親的往事

父親的往事

 

賈平凹

我的父親一輩子教書，沒有什麽學術建樹，也沒當過什麽領導，為了養家而工作著，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平日喜歡喝口酒，唱幾句戲，還有點脾氣急躁，是一個很普通的鄉村教師。但有三件事，誰也料想不到，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滅頂之災。

一件是，我父親兄弟四個，他為最小，三個伯父在老家種田，販火紙，甚至去下煤窯，供他在西安讀書，畢業後在西安田家灣小學任教。1948年胡宗南撤退前在陝西省政府開一次報告會，要求所有單位的人都參加，田家灣小學的教師當然得去。但在去的路上，我父親溜隊了，和另一個同事到易俗劇社看了一場秦腔《奪錦樓》。

一件是，我姨父是共產黨陝南遊擊隊的隊長，1949年家鄉剛一解放，他把我父親從西安田家灣小學叫回去給他們當文化教員，但最終又沒當成，我父親去了當地一所學校，而他送了一件黃呢子軍上衣。黃呢子軍上衣是姨父的戰利品，我父親很珍貴這件禮物，每每過年時穿那麽幾天，就收起來保存在一個鐵皮箱子裏。姨父1953年病逝後，我父親再也沒穿過那件黃呢子軍上衣，而十多年裏提著鐵皮箱子碾轉了商洛三個縣的九所學校。

一件是，當我出生時，父輩兄弟四個並沒分家，二十二口人還在一個大鍋裏吃飯。我父親的工資主要承擔全家孩子們的教育費用。我有七個堂兄四個堂姐，其中三個堂兄小學畢業後要上中學，從1960年到1965年，我父親就帶著他們先後從這個縣到那個縣，從這個學校到那個學校，管吃管住管學習。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說那是紅色風暴，確實是風暴到來飛沙走石，草木倒伏，所有人都要革命，所有人都在積極表現著而麵目全非。我父親帶著的那個二堂兄，因要加入紅衛兵，也寫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父親保存有一件國民黨軍官服。這可不得了了，紅衛兵就抄收了鐵皮箱子，果然見到黃呢子軍上衣，我父親無論怎麽解釋，他們都認為保存國民黨軍官服就是企圖變天，就是仇恨共產黨，將我父親送到了“教師學習班”。在“教師學習班”，他們翻我父親的檔案，檔案裏竟然有一份參加胡宗南報告會的材料。而把胡宗南的報告會定為國民黨特務訓練班後，我父親就成了全縣教育係統揪出的“一條大魚”。

那時候，我是初二學生，也輟學回家當了農民，每天勞動著掙三分工。“教師學習班”已轉移到兩嶺小學，距我家僅十裏路，但我父親一直沒有回來，我去過幾次，學校門口有背槍的站崗，根本不能進去。而村子裏早就成立了造反組織，時常有批鬥會，凡是批鬥會，無論是公社的書記生產大隊的支書，還是那些已戴帽的地富反壞右，程序都是讓他們先低頭認罪，進行自我交待，交待完了，主持人問：交待得老實不老實？群眾就喊：不老實！再問：不老實怎麽辦？再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就有人拿了麻繩來，把每一個被批鬥者綁了吊到屋梁上。

我不知道我父親在“教師學習班”會是什麽樣子，卻不斷傳來那裏的消息：萬灣村的一個教師死了，是半夜裏用褲帶把自己吊在了窗格上死的。陳家溝村的一個教師被抬到縣醫院搶救，是吞了三顆釘子，血流了半盆子。謝澗村的一個教師也死了，原本斷了一條腿不會死的，但第二天正批鬥著，頭往上一仰就死了。我們全家就驚恐著我父親能不能熬得住，他有胃病，膽小又好麵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兩嶺小學，還是不能進去，就每天傍晚坐在村外的橋頭上，盼望著父親能突然回來。我母親逢人便說：他會過了關吧？回答的都是：恐怕難呀，他事那麽大的。我母親心裏也明白我父親凶多吉少，但她隻是想讓人給她說句安慰話，沒人肯說安慰話，我母親就在家裏放聲大哭。

到了第二年四月，我父親回來了，人還完整，卻是被戴了“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遣返農村勞動改造。那天我正在生產隊地裏幹活，聽說我父親回來了，趕緊往家跑，我父親已經在炕上睡了，見了我抱著就哭。手嘩嘩地抖，說：我把我娃害了！

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見到我父親哭，他知道他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他的兒子也就成了“黑五類”的狗崽子，才十四五歲呀，在那個以成分定命運的年代，從此前途上的燈滅了。

政治上徹底沉進穀底，經濟上隨之陷入絕境，在以後的數年裏，村裏凡有批鬥會，我父親肯定被叫去認罪，他的手抖得越來越厲害，胃病又不停地犯，不能吃紅薯，可不吃紅薯又能吃什麽呢，隻能把紅薯切片曬幹磨麵做糊糊吃。而我，沒資格當民兵了，不能參軍，不能招工，村小學裏一個民辦女教師去生孩子，需要個代課的，學校同意我去了，公社書記又把我取消了。也就在那幾年裏，我知道了什麽是世態炎涼，什麽叫看人的眉高眼低，知道了一頓飯沒吃的饑餓和吃了上頓沒有了下頓的饑餓是怎樣的不同。但那些年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在不屈不撓地寫申訴信，父親手抖得握不住，他說我寫，幾乎是每月一兩封申訴信寄往父親任教的那個學校和縣上、地委的有關部門。沒錢買信紙，我們就到處找紙，沒有白紙了，就用以前的作業本在背麵寫，到商店去討要包裝紙回來裁了寫。我至今對紙的珍惜就是那時養成的。寫了上百封各種顏色不同，大小不一的申訴信，寄出去了全沒有下落，我和我父親心裏也明白這些信是白寫的，但寫信成了夜裏習慣的活計，寫了那個晚上才能睡穩。

我的父親蒙受了天大的冤枉，我的少年裏充滿了仇恨。可恨誰呀，恨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北京文化大革命了偏僻的山地裏也文化大革命？恨誰決定了給我父親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為什麽這個社會就有了地富反壞右？恨送我父親黃呢子軍上衣的我姨父嗎？恨那個胡宗南嗎？恨運動怎麽就控製了全社會的思想，怎麽人都變成狼了，變得烏眼雞了。可我這麽恨著，老虎吃天，沒處下口呀。直到後來聽我父親說是我的二堂兄首先揭發了他保存黃呢子軍上衣的事，又聽我父親說在“教師學習班”上，第一個把他綁起來拷打的是鄰村一個姓李的人，我和弟弟就計劃著怎麽去報複。我們計劃當麵質問二堂兄，罵他一頓，宣布與他斷絕關係，再在某個夜裏潛藏在鄰村的路口，專等著那姓李的出來了，砸他幾磚頭。這計劃被我母親覺察了，告訴了我父親，我父親大發雷霆，不準我們惹事，這個家經不起再有事了！他說：恨他們有什麽用呢，他們不陷害不綁打我，還是會有人陷害綁打的。我的父親是善良的，也是軟弱的，他和我的母親嚴防著我們出去亂說亂動，我們不理解也想不通世事，雖沒有去報複二堂兄和那個姓李的，但心裏無時不在咒他們，殺他們。

五年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我父親的冤案終於平反，重新回到了學校。但他的身體再難以恢複健康，病病懨懨了多年，於1989年去世。

我是後來逐漸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怎麽回事，明白了為什麽能在中國發生，也為了使曆史再不要重演，也以我的認識和能力，寫下了《我是農民》《古爐》《老生》等一係列文學作品。

當我父親去世時，我感歎過他如果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深山農民，或者是一個哲人，那多好啊，而我的父親是小知識分子，他似乎什麽都懂，又沒有懂到極致，他才有了那麽多的痛苦、委屈、疑惑，他才有了那麽多對生的渴望和對死的恐懼。

我的那個二堂兄，他當年當過造反派的頭兒，後來也教書，我和弟弟十多年沒與他往來，後來他主動地來跪在我父親的遺像前痛哭流涕，我們便也叫他是二哥了。他現在已七十六歲，是我們這一輩人中最和氣的人。

而那個姓李的，在我父親去世的前十年就死了。我有一年回老家過春節，聽說他是開拖拉機去縣城，經過四方嶺時，路是很平坦的，拖拉機卻翻了，原本他被摔在路上，可拖拉機翻了一下，又翻了一下，就砸在他身上，頭當時就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