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我和遇羅克的一家

      遇羅克（1942年—1970年），1942年生於北京。新中國成立後，他是第一批戴上紅領巾的少先隊員。1954年，考入北京市25中學。
        1957年，曾在水利部任工程師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是北京市工商聯委員員、全國婦代會代表，也因“右派”辯護，成為“右派分子。”
        1960年、1962年，遇羅克兩度參加高考，均因“政治條件不夠錄取標準”而未被錄取。 1961年春節，到大興縣紅星公社農場去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其間創作許多文藝作品。除幾篇作品得以發表外，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出身有問題”被退稿。後來，這些作品成為他“反革命罪狀”的一部分。
        1964年，遇羅克回到城裏，先做了兩年臨時工，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機器廠當學徒工。1966年2月13日，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文革”爆發後，遇羅克於1966年7月寫作《出身論》一文，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提倡民主和人權。該文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後被廣為傳播，影響很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捕前幾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我要堅持真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
        被捕後，受到八十多次“預審”，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揚言要暗殺”、“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年僅27歲。

1976年4月，在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中，人民群眾沉痛悼念遇羅克並要求為其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

人生是為正義而戰

從“文化大革命”中死裏逃生的人們常常談論，目前還沒有一部文藝作品如實地全麵地描繪了一九六六年“紅八月”遍及全大陸的大規模暴行。

正是紅衛兵的令人發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條反叛的道路，這充滿荊棘、坎坷、血淚而又艱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門第、溫情脈脈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著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化與道德的熏陶，隻知人間有愛與誠實，不知恨與狡詐為何物。長到十八歲的我，一心想當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做個像父親那樣終日著書立說、搞科學研究的人。

誰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歲那年，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學校裏平時親如姊妹的同學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出身最壞的，即家庭有問題的都是鬥爭對象。我因為對運動表現出抵觸情緒，聲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條魚”而遭到紅五類（即出身於革幹、革軍、工人、貧下中農的人）及其追隨者的批判。

八月五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學校——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校領導揪出來，用棍棒打她們（四女一男，故用她們二字），罰她們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淒厲的叫聲至今不絕於耳。卞仲耘校長患有嚴重的心髒病，經不起折磨當晚死去。第二天，紅衛兵頭目高三黨員學生劉進在大喇叭裏喊“誰也不許往外說，誰說了一切後果就由誰負責！”

我的母親在女十三中當語文教員，在劫難逃，頭發被剃，挨過鐵鏈子、槍托子，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逃也沒地方逃。剃了頭，公共汽車都不讓上，隻好每天送她走著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見她剃頭而欺負她，到了班上還得挨紅衛兵的皮鞭，我天天護送媽媽去學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體鱗傷的媽媽接回來。我總害怕，早上送走媽媽，晚上能不能見她活著回來。

母親唯一的過錯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體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給自己縫個黑牌子掛在胸前，又被趕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曬下死去。

我想起小學六年級時讀的“苛政猛子虎”，當時我不懂，問董老師，“這些人為什麽寧願讓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老師說，“那時的人們沒這樣的覺悟”。

我生活在二十世紀科學發達的今天，就有這祥的覺悟。

我糾集了幾個兒時的夥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製油印機，辦了個油印小報與紅衛兵鬥爭，散發給各個中學與紅衛兵對立麵的學生組織。就這樣，我在六十五中“北鬥星”戰鬥組認識了遇羅文。

遇羅文個子很高，穿件藍色的短棉外套，戴著絨棉帽，第一次見麵，他問我：“你看過《出身論》這篇文章嗎？”“沒有。”

我回答說。他隨手從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遞給我，“你拿去看看吧，不過還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

我如饑似渴地讀著這《出身論》，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筆鋒犀利，用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控訴血統論的罪惡，從理論上澄清了許多模糊的認識，主張人人平等，文章最後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青年起來鬥爭。讀後真讓人佩服作者的膽識。

我還文章給遇羅文時，向他打聽作者是誰，他含含糊糊沒告訴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地區發生了第一起殺人事件，首都中學生派十名能幹的人組成了個調查團，其中有我一個。遇羅文聽說我要去新疆，給了我一些鉛印的《中學文革報》，上麵赫然印著《出身論》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遇羅文已與四中高二年級學生牟誌京、王建複辦起了鉛印報紙，創刊號登的就是《出身論》，賣報時被群眾搶購一空，又印了三萬份。

我帶著《中學文革報》隨調查團去了新疆烏魯木齊市。

從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後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羅文，送給他兩盒新疆特產葡萄幹。他精神煥發，朝氣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裏有關於‘出身論’的辯論會。”他問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對他談談在新疆的見聞，見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論》上，我不好掃他的興，便說：“好吧，我去。”他馬上從皮夾子裏拿出一張黃色的入場券，上麵印有地址，入場券是油印機印的。

辯論會在一所紅漆大門裏召開，被掃地出門的房主已經不知去向。我去時，大廳裏早已擠滿了人。我隻好站在走廊上隔著玻璃窗向裏觀望，兩派辯士各占一方，東麵是身穿雜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雙方都神態嚴峻、緊張，不時為自己推選出的辯士鼓掌。一個身穿黑色製服棉襖，戴著花邊眼鏡的少年沉穩地翻著麵前的一大堆馬列著作，引經據典地駁斥對手，我正好與他麵對麵，他的神情與周圍人有很大的差異。“他似乎不關心與真理無關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聽旁邊有人讚歎：“這發言的人是誰？真了不起。”我扭頭一看，竟是遇羅文。

羅文在他哥羅克麵前好像換了個人，矜持地衝我點點頭。我已知道遇羅克就是《出身論》的作者。他個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點駝，長圓的臉上戴著副白框眼鏡，手插在風雪衣外套兜裏，那件藍綠色的風雪衣羅文有時也穿，無論顏色與樣式都很美觀。遇羅文對他介紹說：“四中‘紅旗’派的，作為‘紅旗’派的代表進了報紙的編輯部。”遇羅克說：“才初三，真不簡單。”這個被遇羅克稱讚過的人後來成了我丈夫。

遇羅克在臨散會前走了，我一直聽到完。散會時，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湧，遇羅文不失時機地蹬上椅子，大聲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統論’被‘出身論’駁得體無完膚。”一個穿黃軍裝的紅衛兵也不示弱，說：“這位編輯阿Q精神真強。”

我等著遇羅文，他頭上冒著騰騰的熱氣，我們倆並排走在胡同裏，我對他談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槍殺死的無辜群眾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屍體亂扔著，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還聽一個姓包的女孩子講述南疆建設兵團對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視的情況，她是上海一九六四年支邊青年，家庭出身小業主，受盡了氣，表現再好，也不讓她入黨。她一邊訴說一邊哭，我亦無言安慰她，隻好抽出一份《出身論》送她看看。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

從新疆回來，我深感人為挑起的群眾鬥群眾是多麽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蓋棺定論是多麽必要。

“我想加入《中學文革報》。”我向遇羅文提出。“好吧。”遇羅文深情地看著我，點點頭。“我再跟牟誌京說說。”

第一次見到牟誌京是在遇羅文家。他留著分頭，懷裏摟著個大書包，翻著眼睛專注地聽遇羅文講話。他們在商量去長城遊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飯，笑嗬嗬地說：“洛誦，你也去吧。”我沒有心思遊山逛水，遇羅克見我執意不去，顯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扭過頭不理睬我。

羅文也很愛玩，認識沒多久就對我說：“有空時咱們去櫻桃溝花園，那兒可有意思了，到處都是櫻桃樹。”

我們終於去玩了一次。《中學文革報》全體成員騎自行車去香山公園，遇羅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醬花卷讓我們帶著。我們一大群人擁簇在遇羅克的身邊，氣象專科學校的王亞琴、李金環恭敬地向他請教問題，遇羅克耐心地給她們做著解答，我覺得遇羅克像個青年領袖。牟誌京喜歡照相，他為大家拍照。我和遇羅文一起到西便門印刷廠取報，又一起到王府井賣報。

遇羅文能把平板三輪車蹬得飛快，把報紙分送給各個賣報點。爭購《中學文革報》的熱烈場麵我從此再沒見過：人們排成長龍般的隊伍，舉著錢，前胸貼後胸，買到的人如獲至寶，沒買到的人遺憾萬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價從人手中轉買。人們買報那殷切的表情告訴我，他們是在尋找真理之聲。對於大規模的混亂人們是多麽厭倦，對於壓在人頭頂上的等級製是多麽憎恨。

牟誌京從來不賣報紙，他認為這不是總編輯份內的事。

我參加進去時，報紙已經出刊到第四期了。我們每天到自來水公司的一間空房子裏碰頭。有一天，牟誌京和遇羅文爭論起來。牟誌京說：“為什麽總登‘小組’的文章？”羅文說：”你有什麽好文章嗎？你拿不出好文章，就登‘小組’的。人們都愛看小組的文章。”“小組”的全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遇羅克的筆名。

紙張被控製起來了，要弄到紙必須有清華大學第三“司令部”蒯大富的批條。我和閆世鈞上清華大學找到蒯大富。天氣已經不太冷了，蒯大富還穿著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長方臉，戴副深色鑲邊的眼鏡。我說明來意，希望他能批些紙。蒯大富不以為然地說：“《出身論》是很錯誤的，錯誤的，不能給紙。”我說：“咱們辯論辯論吧。”蒯大富顯然不願和我浪費時間，站起身來就跑，一邊跑一邊說：“不屑一辯，不屑一辯。”周圍的人看我們倆在院子裏賽跑不禁哈哈大笑。

回到遇家，我對羅克哥哥講了這件事。他高興地說：“你可真行，追得他滿院子跑。”我說：“這算什麽，我是為紙。”羅克哥說：“我給他寫封信，約他到王府井辯論，如果他來了，把個蒯大富駁得啞口無言，不亦樂乎，你看怎麽樣？”我說：“他恐怕不會來吧。”羅克哥還是把信發出去了，蒯大富呢，當然沒敢來。

羅克哥哥給許多中央首長都寄去了文章，希望獲得支持。《中學文革報》總編輯牟誌京也存在著這個幻想。有位同學到牟誌京家，說：“快走，快走，中央首長正在人大會堂見群眾。”牟誌京急忙拿了幾份《中學文革報》趕到人大會堂，牟誌京解下球鞋帶，把報紙捆好，請前排的群眾傳交給中央首長，眼珠不錯地追隨著報紙，直到首長身邊的警衛員接了才鬆口氣。

事情卻恰恰相反，當時身居要位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

《中學文革報》在艱難的逆境中作戰，聯動分子砸，四三派搶，誰都可以打擊《出身論》來顯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轉移到天津去印時，戚本禹發話停刊，我被派往天津，通知印刷廠停印，《中學文革報》被迫停刊。

風雨飄搖中的一個樂觀的家庭

遇羅文的家住在東四明星電影院旁的一條死胡同裏，是座不大的四合院，本是遇家的私產，“文革”前就早早地交了公。他家住北房一大間一小間，遇羅克則住在最東麵門衝西開的放煤間改成的小條型屋裏，屋裏僅能放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桌。

我認識遇羅文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他家已遭紅衛兵幾次洗劫、抄家，遇羅文的姐姐遇羅錦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送到良鄉勞教三年，罪名是書寫反動日記。他家處處能感到被專政的窒息，卻沒有絲毫的不振作。

遇羅文希望我能夠用自行車帶人，他讓我拿他練，我怕摔著他，他說：“保證摔不著。”我除了敢帶他還是誰也不敢帶。

他讓我練習蹬三輪板車，我覺得有失體統，說什麽也不肯。

我對社會的認識剛剛開始，滿腦子都塞滿了學校灌輸的條條框框，我有一句幼稚的話被遇羅文當作笑柄。我說：“中國沒有失業的。”遇羅文說：“我們這邊兒有姐兒倆，沒找著工作，插隊去了，這不叫失業叫什麽？”以後我們倆發生爭論，他就學著我的腔調說：“中國沒有失業的——什麽呀！”

我想到前途感到渺茫，遇羅文一次偶然冒出幾句：“咱們以後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去過魯濱遜式的生活。”我一聽正中下懷，便很現實地說：“咱們插隊去吧。”遇羅文立即無精打采地說：“插隊可沒意思了，你沒去過農村不了解情況。”“你去過嗎？”“我哥去過，所以我了解。”他換了較和緩的口氣說：“‘困難時期’你餓著了？”我立即想起自己成大眼燈的情形，說：“夠嗆。”遇羅文感慨地說：“你那時要認識我們家就好了，我們家一點也沒餓著，我哥哥在農場幹活，給我們帶回大米、白薯。”我遺憾地說：“真是太可惜了。”羅文又告訴我一件事：“在農場，有一對青年男女結婚時，誰都不參加婚禮，隻有我哥哥去了，還送禮物給他們。”我驚訝地問：“為什麽？”遇羅文勉強地說：“那女的懷孕了。”一陣沉默。

羅克哥哥在遇家三兄弟裏，個子最矮最瘦弱，他活潑，好動，說話尖刻不饒人。他喜歡玩打手板的遊戲，一打起手板來，他的眼睛裏閃動異常靈活的光，羅勉老被打著，每被打一下，羅勉就用另一隻手輕輕撫摸被打的手背，靦腆地笑著，羅克哥哥就高興地笑個不停。他還很喜歡唱京戲，他有一副好嗓子，聲音很細，響亮，也很柔和，他常與羅勉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話：“羅勉，你演那個胡傳魁，我演那個阿慶嫂怎麽樣？”羅勉笑而不答。“那你演那個沒出場的阿慶。”說完，自顧自地唱起來。

羅克哥哥把羅文當成大人對待，和他討論文學。有次對羅文談起《紅與黑》：“斯湯達寫於連在山頂上看鷹那段多好哇！”羅文讚同地點點頭，不過，我很懷疑羅文是不是看過《紅與黑》了，即使看了，是不是注意了這一段？

羅克哥哥抓緊時間拚命地看書，他那兒文學書籍不斷，但丁的《神曲》，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英國女作家的《呼嘯山莊》……除了外國文藝，羅克哥哥還研究中國古典詩詞，他拿了一張紙，上麵抄了好幾首詩詞，對我說：“你們師大女附中老師水平高，這幾首詩詞上有些地方我不懂，像‘有鳳來儀’怎麽講，是什麽典？”我拿了去問語文教員杜老師，杜老師有的也講不上來，羅克哥哥很是遺憾。

羅克哥哥告訴我：“我考大學時成績很好，可是不錄取我。我去問班主任，為什麽不錄取我？班主任撒謊說我數學不及格。其實我數學得一百分。”爭取高等教育的權利是羅克哥鬥爭的主要動力之一。

有次我發牢騷說：“到處搞武鬥，這叫什麽‘觸及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羅克哥哥笑著說：“應該叫‘打擊每一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因為每一個人的靈魂都被打擊到了。”

遇伯父、遇伯母常常流露出對我們的擔心，遇伯母焦躁不安地說：“捏死你們，還不跟捏死幾個小螞蟻似的，你們別折騰了。”

遇伯父也勸羅克哥哥不要寫文章了，羅克哥哥有時嫌煩，就半開玩笑地引用“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遇伯父是“右派分子”，遇伯母的“右派”帽子雖摘了，但資本家帽子還有，他們被這麽一噎，也不好說什麽。遇伯父對我說：“羅克是咎由自取，我們無能為力。”

我想讓遇伯母高興，用藍色透明的玻璃絲編了個小錢包送給她，她笑得合不攏嘴。過幾天，我上遇家，看見遇伯母正在翻箱倒櫃，拿出一個塗著金粉的漂亮的杏黃網兜，說：“孩子，這是朋友送我的瑞士網兜，我一直沒舍得用，送給你吧。”

遇伯母擅長烹調，她平時很少做飯，她和羅克哥哥每天去上班，遇伯父沒有工作，每天在家裏做飯，收拾屋子，餘暇與祺友下圍棋。

遇伯母有天下班回來，滿臉驚恐未消，對正在掃屋裏地的遇伯父說：“崇基，這天可危險了，我發現電線漏電把頂棚快烤著了。我急忙報告了領導。領導派人修了後，說‘多虧老王，不然就糟了’。”

她那天心情格外好，買了豬腸子，用堿水和醋水洗得幹幹淨淨，切成一小段一小段，裹上麵，一個個炸成大紅棗狀，再切上蒜片，澆上醬汁，每個人分到幾個，我把自己盤裏的分一個給羅克哥哥，因為他還要帶飯。

遇家每天門庭若市，有個叫王世偉的與羅克哥哥關係很好，他是後來成為羅錦第一個丈夫王世俊的哥哥，也是遇家的鄰居。

還有個文質彬彬的戴眼鏡的青年，有時來看看遇伯父和伯母，羅文告訴我：“他叫李立凡，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我、遇羅文與四中諸君同登峨嵋山

牟誌京的同班同學吳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張玉海等人辦了個《隻把春來報》，張玉海寫了篇《論出身》，被紅衛兵和聯動分子說成是對我們小罵大幫忙。他們曾受到《紅旗》雜誌私下的警告。

毛子給牟誌京四張火車票，遇羅文、我、王建複和牟誌京與毛子等六、七個人一起去四川，目標是天下第一山——峨嵋山。一行人中隻有我一個是女孩。

開始爬峨嵋山了，我唯恐落在後麵被人恥笑，拿出在學校練長跑的勁頭，總走在最前麵，把他們遠遠甩在後麵。第二天再爬時隻有遇羅文在我身邊，其餘人都不知去哪兒了。天下著小雨，我把雨衣讓給遇羅文穿，他推辭了半天，我還是給他穿了，並幫他係上扣子，我淋著山雨，在這仙境裏，幸福無比。

第三天，遇羅文也不陪我走了，他覺得老陪女孩子在一起讓人看不起，剩下我孤零零的。

深老山林中，萬籟俱寂。我多少有點怕，一怕匪徒，二怕野獸。忽見前麵有個人，單腿跪地給樹拍照，樹上刻著清晰的兩個大字“四中”。“毛子——”我驚喜萬分，雖然隻在從成都到峨嵋縣的路上與他攀談過幾句，此時此地卻像見到親人。他因為精心刻字耽誤了時間。“你對學校還真有感情。”我說。他仍全神貫注“哢嚓哢嚓”地給樹拍照。我候在一旁，看他把這項偉大的工作做完。“走吧。”他滿身披掛地向我走來，簡短地招呼了一聲。

我肚子“咕嚕咕嚕”地叫起來，響亮得連毛子都聽到了。一座寺廟奇跡般出現在跟前，毛子前去化緣。蹲在地裏擺弄菜的老和尚理也不理他。我想：“峨嵋山前不久受到紅衛兵的掃蕩，大部分和尚被趕下山學習，留守的這個和尚把毛子一定是當成紅衛兵了。”毛子並不介意，回來時遞給我一根像胡蘿卜般細的蘿卡狀的東西。我不再考察這個蘿卡狀的東西是否來路正當，焦急地等毛子削完皮，看他切下一小塊留給自己，剩下的全給了我。

盡管身上的背包早已轉移到毛子身上，我仍氣喘不停。快到金頂了，已聽得到人語響。“毛子你先上去吧，這兒已經沒有危險了。”毛子看看我，轉身迅速地向金頂爬去。一會兒，他捧著一大包花生粘來接我：“吃吧，我從楊百鵬手裏搶來的。”

從峨嵋山回到成都，大家各奔東西，牟誌京和毛子去越南，我陪遇羅文留在成都。

遇羅文病了，我跑遍成都市也沒買到可口的食物，隻好用飯盒盛了些鱔魚麵回來。遇羅文不高興地說：“我以為你準會買些香腸什麽的回來，沒想到你就買回鱔魚麵了。”沒服侍過任何人的我，一腔熱情換來一頓指責，十分不悅。

我們玩撲克牌消磨時間，羅文贏了，就拍著手哈哈大笑。“我又贏了，你真笨。”我氣極了，不再理他。

羅文接到他家信說沒發生什麽事情，我們就返回北京。

回到家裏，從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撫養成大的奶奶流下淚來：“你走怎麽連招呼也不打，我們都急死了。”我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對家庭、對親人犯下了怎樣深重的罪孽。為了我這個忤逆不孝之女，我那曆史清白、政治上毫無瑕點的父親在科學院被人貼大字報，曰：“教女不嚴”。我媽媽為我罪加一等，多挨幾次批鬥。我最對不起的是奶奶，連個贖罪的機會都不再有了。

1970年1月9日北京市一打三反《通知》遇羅克就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遇羅克、遇羅文一行東北之行

從峨嵋山的回來後，我靜下心來，在家裏跟爸爸與三個弟弟學英語，跟奶奶學“大學”、“中庸”，但有時仍很想念遇羅文。

有天，我穿上最漂亮的連衣裙去看他，他正在百無聊賴地修理自行車座套。我讓大弟弟陪我來的，他在遇家門外等著我。我待了兩三分鍾，看看遇伯父、遇伯母都還好，就回去了。

過了不久，東北打起來了，遇羅文、牟誌京、張富英（後來成為遇羅文的妻子）、王玲、張君若和王家材等人去東北玩，遇羅克也去了。

我和李金環與我們班同學汪靜姍去武漢玩，武漢太熱，汗流如雨，我們呆了一個星期，實在受不了就回來了。

毛子與牟誌京與我們分手後，乘火車到廣西憑祥，又乘窄軌火車到了邊境。他倆兜裏揣著巧克力，開始翻山越境，為對付路上一人般高的草和蒼蠅般大的蚊子，他們把領口、袖口係起來。牟誌京很想家，毛子卻一聲不吭。他們終於翻過大山，走上了陽關道。

走不多遠，就被抓起來送回友誼關。

牟誌京回北京沒多久，即與羅文他們又去了東北。毛子還想東山再起辦報紙，但失敗了。

毛子注定要當冒險家，“文革”爆發後，他是四中第一個去蘭州串聯的人。西單商場武鬥時他在場，平白無故地挨了粒汽槍子彈，子彈打在右眼眶骨頭裏取不出來，引起瞳孔永遠放大。

他要隻身去東北，當天找我道別，邀請我到北海公園去劃船。遊人很少，我們倆泛舟湖麵，周圍靜悄悄的，隻有槳聲與我們的談話聲。“我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來了。我要把學生證放在死人兜裏，讓人們認為我死了。”我驚異地喊起來，無論我怎樣追問，他也不說他到底想幹什麽。“他想擺脫命運的桎梏。”我認為這是答案，就不問了。

毛子從此再也沒有音訊，他的夥伴張玉海跑到緬甸參加“緬共”，在一次戰鬥中，身中六彈犧牲了。

羅文一行終於從東北回來了，我接到他一封信，敘述了他們在東北遭遇的一件事，漂亮的女孩子張君若被一群紅五類剪了頭發，因為問她什麽出身，她老實地回答：“右派。”遇羅文很激憤，信中寫道：“這是多麽不公平，這是多麽殘忍！”

聽回來的王家材講，羅克哥哥總與這些中學生保持著距離，把自己區別開。

遇羅錦與《冬天的童話》

聽王玲告訴我，羅文口袋裏總裝著我的一張照片，我聽了很高興。

張富英告訴我，遇羅文對她異常關心，還救了她的命。

牟誌京則告訴我：張富英很愛助人，例如別人寫信，張富英就去拿膠水，她總堅持這樣做。

遇羅克讓我把信送給陳毅兒子陳小魯遇伯父看我和遇羅文無所事事，就用夏目漱石著的《我是貓》一書作課本，對我們說：“這是日本的名著，如同中國的《紅樓夢》，在日本，人人皆知，這是真正的日本語言，你們好好學習。”他逐字逐句地給我們講，一心想把我倆培養成一流日語翻譯。

我那股爭強好勝勁兒又上來了，一心想壓倒遇羅文，每天考試，我都比羅文背得熟，默得準，遇伯父就誇獎我。遇羅文不服氣：“你就會死記硬背。”我不示弱：“你背好讓我瞧瞧!”遇伯父說：“學外語主要靠下功夫記。”羅文沒詞了。

羅克哥哥忙著寫文章，他認為除了出身問題便是工資問題是社會問題了，人們普遍對多年不漲的低工資不滿。他對我和羅文說：“我寫好後，讓香餌工代會給我發表，他們其實是個偽工代會。”他無所謂“真”和“偽”，隻要給他發文章就行。

過了些日子，他對我們說：“我把文章給他們，他們要把我的文章與他們的文章合並，那怎麽行啊，我這文章是革命，他們是修正的。”

十一月裏的一天，我照舊背著書包去遇伯父家上課，那天羅克哥哥在家，伏在大屋的寫字台上寫信，全家人都在，屋裏靜悄悄的。羅克哥哥見我來，抬起頭，捏著筆對我說：“洛誦，有兩個密探總跟著我，我走到哪兒，他們跟到哪兒。我對他們說：你們總跟我幹什麽？他們也不作聲。這事兒還真不好辦。”

我聽了也有些緊張。嘴上卻說：“咱們沒做違法的事，怕他們作甚。”羅克哥哥嚴肅地說：“這可是沒準兒的事，要是把你抓起來，你也沒轍。”我這兒給陳毅同誌寫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講話，我想他是會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給他，怕他看不到。聽說陳老總的兒子陳小魯在八中，這個陳小魯大有其父之風，你把信送給陳小魯，讓他交給他爸爸，這就保險了。”

“我不認識陳小魯。”我有些為難。羅克哥哥語重心長地說：“洛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為他們說話是應該的，為了千千萬萬的人，即使我犧牲生命也是情願的，可是……”我急忙打斷他：“我去就是，你別說了。”我接過羅克哥哥遞過的信，信封上用蠅頭小字工工整整地寫著“敬呈陳毅同誌”。羅克哥哥又說：“你可以先看看。”我小心翼翼地抽出信來，信上寫道：“敬愛的陳毅同誌：我是人民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學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對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作為一個受黨培養多年的青年，我覺得有責任挺身而出，為此，我寫了《出身論》一文。您曾經談過，在出身好與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間不應當存在一條鴻溝……”

1978年1月，群眾自發聚集在廣場紀念碑下悼念遇羅克。李曉斌攝

在信中，羅克哥哥表達了對陳毅同誌的尊敬愛戴與信任，並談到自己去東北串聯，看到大好河山，抒發了對祖國一片赤誠的情感。信的最後談到自己目前被跟蹤盯梢的處境，懇請陳毅同誌幫他免遭不測。

我鄭重地把信夾在日語書裏，奔向第八中學。天氣已經冷了，我穿的是藍大襟衣服，下麵罩著棉襖，戴著一雙毛絨手套。

陳小魯長得很像陳毅同誌，他衣著樸素，領口露著紫紅絨衣，外表是一身藍製服。我說明來意，拿出了遇羅克的信，他接過了信。我問他：“聽說陳老總體重減了十斤，是真的嗎？”他說：“是謠言。”我說：“請轉達我們對他的問候。”他說：“好。”我問他同意《出身論》的觀點嗎？他坦率地說：“我持不同意見。”盡管如此，他還是慷慨地答應轉交。這時有個粗眉大眼的男同學笑著向他打招呼，他說：“這是計三猛。”聽口氣，計三猛好像是他們那派的一個著名人物。

羅克哥哥詳詳細細地問了我們的談話，當他聽說陳小魯答應轉交時感到很寬慰。後來他又讓我找陳小魯一次，陳小魯說：“我交給秘書了。”我問：“陳毅同誌看見沒有？”陳小魯說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醒來，我記起夜裏做了個可怕的夢，夢見四個警察在抄遇羅文的家。一種不祥的預感抓住了我，我穿上大衣，戴上頭巾和手套，急急忙忙向遇家走去。

一推開遇家房門我就傻了，與我夢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樣。四個警察在翻箱倒櫃，一個軍代表坐在床上，遇伯父與他的一個棋友被命令站在一旁。我，嚇哭了。

相逢十一載後

十一年以後，我再見到遇羅文一家時，已經由一個單純、熱情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蹲過監獄、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人了。

同牢房的女囚邢泓遠寫過這樣一首詩：“進來的時候是亞瑟，出去的時候是牛虻，進來的時候是姑娘，出去的時候是女將。讚美你，普羅塔尼亞的牢房，你赤烈的熔爐冶煉了多少純鋼！”

可是遇羅克哥哥卻永遠出不來了。這個有堯舜的心、荊軻的血的人永遠出不來了。血統論害死了無以數計的人，宣傳者與執行者都沒被判死，批判血統論的人倒被判了死刑。

磨難已大大損壞了我的容顏。當我找到搬到羅車胡同的遇家時，當時在家的遇伯父與遇羅勉根本認不出我。“我是洛誦……”“啊，洛誦！”遇伯父拉著我的手，閉著眼睛，搖著頭，歎息著。遇伯母下班回來，看見此情此景，眼淚立即湧了出來。她一邊拭淚一邊問：“孩子，你是怎麽找到這兒來的？”

這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遇家，這個受壓迫最深重的家庭裏我同樣感到了春天。

羅克哥哥平反昭雪工作正在進行中；羅錦，這個我沒見過卻一直惦念的人就在北京，與一名工人結婚住在北三裏屯。

羅文在一九六八年被“少管”一年，解除少管後先在陝西與張富英一起插隊，後來隨羅錦轉到東北，因為受人牽連以“窩藏罪”被判處五年徒刑，冤案已被平反，正在回京的途中。

在我沒見羅錦以前，遇伯母對我說：“洛誦，我們事先提醒你，羅錦的脾氣和常人不一樣，說翻臉就翻臉，以後別為她影響了咱們的關係。”遇伯母又說：“我昨天還把你的照片片給她看，孩子，我把你的照片給她看，羅錦說真漂亮。孩子，我把照片還給你吧。”“不，不，您收著吧。”她在這苦難的深淵裏，在這顛沛流離的歲月裏還保存著我的照片，我怎麽能收回呢！

至於我和遇羅錦的交往，是以後的事。她的經曆大家都知道了，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想起遇羅克一家對我的這份情誼，我真是百感交集。為把中國建設成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國家，中華民族已付出了幾代人犧牲的高昂代價，曲折前進的曆史洪流定會蕩滌一切封建法西斯殘渣，每個革命者的世界觀都將麵臨著嚴峻的考驗，人民將會做出最公正的裁判。

中國必定會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繁榮昌盛！

[石假裝]

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