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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厚蘭,1937年出生於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後就留校工作,同年入黨。工作幾年,到1961年她又被推薦為“調幹保送生”到北大政教係學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係列造反活動。
譚厚蘭,農民家庭出身,她個頭不高,體態略顯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鏡,身著舊布衫,給人的印象是生活比較樸素。但她性格則很要強,並且能說會道,喜歡出頭露麵,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她就“脫穎而出”了。
1966年譚厚蘭最先響應聶元梓的舉動,在北師大貼出大字報矛頭指向校黨委領導人,後又對準進校的工作組,釀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組被上麵下令趕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8月底她組織了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
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康生說:“我想了三天三夜,畫了一張那裏的印象圖。”康生把圖交給譚厚蘭,接著說:“到那裏,該砸什麽就砸什麽。”
1966年11月7日,譚厚蘭率“井岡山戰鬥團”的造反派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誓師搗毀“孔家店”。會後,她親率200多人從北京出發,直奔山東曲阜造反。到達曲阜後,她立即聯合當地造反派組織,成立“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11月15日,在孔府大門前主持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宣讀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等。
會後,譚厚蘭指揮紅衛兵分頭衝進孔廟、孔府、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紅衛兵從孔子和他的門生的塑像肚裏紛紛掏出線裝的《禮記》、《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或焚燒,或撕毀,或扔在地上踐踏,擠不上神龕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到處踢來踢去。
11月29日,孔子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孔子的墳被雷管和炸藥炸開,黃土四濺。
“衍聖公”,是孔子嫡係長子長孫的封號,自宋代起就世襲爵位。清末和民國初期的衍聖公孔祥珂及其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也先後被從墳裏掘了出來。由於保護得好,屍體還沒有腐爛,男女都有,光著身子。紅衛兵往樹上係繩子,然後將屍體吊起來,每天圍觀的人絡繹不絕。
附近的村民紛紛闖入墓地,瘋搶墓裏的陪葬品,流傳著“一夜挖出一個拖拉機”的說法。村民們眼裏隻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當時從孔家子孫的墓裏挖出來的金銀珠玉不計其數,銀行來收金銀,96元一兩,前後收了30多萬元。麵積3000多畝、延續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及隨葬品被洗劫一空。
1966年11月28、29日連續兩天,10萬人聚集在曲阜師範學院操場上,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向毛澤東“匯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了下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
對孔子學說深懷敬意、專治經學的周予同教授,被從上海複旦大學解押到掘墳現場,被逼著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紅衛兵還把一尊高大的孔子塑像頭,戴一頂紙糊的高帽子,上麵寫著“頭號大壞蛋孔老二”,放到一輛大卡車上遊街。曲阜師範學院首任院長高讚非等1962年在濟南出席“孔子學術討論會”的學者,被勒令陪著孔子塑像遊街,稱之“為孔老二送喪”。
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毛澤東的紅衛兵“帶著深仇大恨”,砸毀國務院1961年樹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發了給國務院的抗議信,共毀壞文物6000多件,燒毀古書2700多冊,各種字畫900多軸,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多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曆代石碑1000多座。
砸爛“孔家店”之後,譚厚蘭聲名大振,成了一時轟動京城的人物。她以後又在江青指使下,接二連三衝擊國家機關,多次組織和挑起武鬥,殘酷打擊北師大的反對派。她的表現深得中央文革小組的肯定和賞識,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不僅擔任了北師大革委會主任,還兼任了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還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譚厚蘭攙扶毛澤東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大報小報上,出盡了風頭。
然而,好景不長,1968年7月28日淩晨,譚厚蘭他們五個人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次日,首都“工宣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清算。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是年9月,被允許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年僅45歲,一生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