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地立人：全球化中的中日關係

 

德地立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和他的父母、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在中國工作，即便是在文革動亂時期也未曾離開。我小時候在北京外國語學校上學時，德地的母親是那裏的日語教師。所以德地一直跟我們一幫同學一起玩，可謂發小，德地與中國的淵源和感情，以長期擔任中信證券公司董事會主席一職便足以證明。他現在還任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執行理事、研究員。最近我托我的老同學帶給德地我寫的三本書。為了回謝，他把下文發給我。我轉發給大家共享。 

演講人：德地立人

2019年4月12日 於揚州

      王石是同誌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在揚州參加王石先生主辦的深淺學院論壇和大家交流。

我稱王石為同誌。為什麽？因為他是堅定的中日友好的使者。講兩個例子：第一個、本世紀初，由於小泉首相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出現緊張時期，他作為中方的主講人毅然決然參加在北京由日方組織的中日金融交流大會，大講中日交往的重要性。我在會上見到他，我說他很勇敢。他說，“是啊，我家人也說，‘什麽時候啊，還講日本！’但，我不能不講實話。”

第二個例子，同樣時期，王石和中信集團的孔丹董事長一道吃飯，我陪同。他說，“日本有很多東西值得中國學習”，舉了很多例子後說，“日本古代派過遣隋使、遣唐使，現在我們應該派遣日使向日本學習先進經驗”。在中國敢講這種話的人很特別，何況在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

難得的是，王石不僅講還要做到，他每一年組織萬科的年輕人，帶頭訪問日本，到大大小小的日本公司去取經。他感受力很強，在日本隻要他看見有一點閃亮東西他很快有感覺，感覺了他馬上要和大家共享。相信在座的人對王石都有同樣的感受。

不管中日關係好與壞，他都能堅持己見、付諸實踐、持之以恒。作為我真誠希望中日友好的人來說，王石該不該是我的同誌?

 講點家史

講到我希望中日友好，我不能不講一點自己的家史。我出生在日本東京，一直到11歲小學六年級住在日本橫濱。在日本，我和一般的淘氣的日本男孩兒沒有兩樣。可是到了1964年春天，我們兄弟三人隨著父母到了北京。這件事改變了我後來的整個人生。兩年後文革開始，整個文革10年，我是在北京度過的。

我父母為什麽要到北京呢？我父親早年日本陸軍航空士官學校畢業。還是個首席畢業。太平洋爆發之後作為參謀被派到新幾內亞與美國打仗。新幾內亞是太平洋戰爭中最慘烈的戰區之一。日本軍隊前後派了20萬人之多，但死者高達93%，絕大部分不是病死的就是餓死的。他九死一生，戰後當了俘虜一年後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看到天上飛的是美國飛機，街上跑的是美國吉普，他看了實在忍不住。同時產生疑問，“日本不是天皇的神國，永不被打敗嗎？我們打仗不是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正義戰爭嗎？我們怎麽就輸得這麽慘呢？”於是他開始看書，接觸馬列文獻。

通過學習和了解被暴露的戰時事實，他慢慢明白，原以為解放亞洲人民的大東亞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身為職業軍人，他對那場侵略戰爭感到有責任，於是開始組織舊軍官開展到中國向中國人民道歉的運動。由於當時右翼軍人和日本政府的極力反對，組織舊軍人工作很艱苦，但上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組織了兩次日本原軍人代表團訪問了中國。

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幾次會見了代表團。團長遠藤三郎中將贈送毛主席一把傳家寶日本古刀，以示友好，中日永不再戰。毛主席寫了親筆信回贈了齊白石一幅竹畫。回國後，我父親他們又組織了中日友好原軍人之會，開始了長期和中國的友好交流活動。1964年，我父母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到北京工作。

我在此講家史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日中友好是我家的傳家寶，不能動搖。

 

 談點最近的中日關係

我認為中日良好關係將可以延續較長時間。理由：

1，中美地緣政治的衝突已成為長期化；它本質上是個世界霸權之戰；

2、全球地緣政治緊張時候，中日雙方都需要在經濟上，政治上保持良好關係；最近中國決定更換駐日大使，決定派日本通、負責北朝鮮的孔鉉佑副部長就是證明；

3、人民之間，尤其中國老百姓每一年超過800萬人次大規模地訪問日本，說明在中國已經出現了“感知日本”新的潮流。

這三條決定，沒有提別情況，我認為中日關係應該有條件較長時間保持相對穩定的關係。

 古代中日往來史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中日關係史。講到中日關係，很多人馬上想起15年中日戰爭（抗日戰爭）。但回顧近兩千年的中日往來史，雖明朝時有過倭寇，也在朝鮮打過幾次戰役，但絕大部分是積極友好的關係。從1200多年前，日本通過大化革新在奈良建立古代中央集權國家到遷都京都後的一千多年主要是向中國學習了包括中國漢字在內的先進文化、製度和科學技術。此地揚州，著名的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家知道，1200年前鑒真和尚是從揚州出發到奈良的。他試渡東瀛五次失敗，最後雙眼失明，但他不放棄初衷，最後公元754年第六次東渡成功定居奈良。鑒真和尚給日本帶來的不僅僅是戒律佛學，還有醫藥學、建築學、書法藝術等，給與早期日本很大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我陪同周培源北大老校長訪問過唐招提寺，當時唐昭提寺的老管長特意安排我們到平時不開放的安放鑒真和尚脫胎漆坐像處。老管長跪在榻榻米打開坐像門時，邊打開邊向鑒真和尚導像說，“和尚您看誰來了，您的家鄉有人看您了”，活像給家裏的老人說話。

這尊日本國寶鑒真和尚像閉目坐禪，其寧靜的表情非常傳神，使我們心裏也得到平靜。據傳，這座像是鑒真和尚的弟子們察覺和尚臨近壽終而在世時開始做的，因而應該逼近真人。感人的是，1200多年來奈良唐招提寺的和尚們給鑒真和尚燒香供佛沒有一天斷過。

      再舉一例，這次日本新的年號【令和】雖直接取之於日本1200多年前的日本第一個詩集《萬葉集》“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但此句本身又是來自東漢張衡《歸田賦>中一句：“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更早的先秦的《黃帝內經》裏還有句：“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可見中日文化密不可分，所以今天過分的強調取自於哪裏，是日本或中國？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仍有不少人認為，日本是中國文化的簡單COPY（複製品），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比如，日文和中文的語法完全不同，日本引進了漢字可怎麽和日文兼容呢？日本很早就從草書和偏旁發明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解決了以日文讀漢字和語法不同的問題。尤其平假名非常實用也漂亮。漢字和平假名和著用，對於小孩認字也很方便。日本創造平假名和片假名意味著，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日本化的過程。

這種影響一直到150年前，在明治維新時期也是如此。雖然明治維新的研究比較複雜，仍有不少本質上的爭議，但有一點是公認的，即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儒家“改革派”思想給了早期的維新誌士以深遠影響；如果沒有王陽明恐怕日本維新和實際曆史不一樣。

總之，明治維新之前，雖然中日的交往是雙向的，但絕大部分來說主要日本向中國學習和引進了中國的優秀文化、製度和技術。

       明治維新後的中日交往

明治維新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從明治維新後到今天為止，中日交往有過三次高潮：第一次是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突然發現日本厲害了，為什麽？維新使日本變為富國民強的國家。中國人恍然大悟，於是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期，中國派了很多留學生到日本。從早期的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黃興、廖仲愷、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蔣介石、郭沫若、廖承誌真是舉不勝舉。

他們從日本學了什麽？他們主要學的不是自然科學，而學習了維新的道理，並為中國革命做準備。大家知道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成立的。順便說，孫中山的中山就是日本的匿名（很有意思，日本人不講孫中山，隻講孫文，反而在中國用孫中山）。

第二次高潮是在1972年田中角榮訪問中國恢複了邦交之後一直到90年代。由於當時中國計劃經濟體製之下經濟發展落後，通過貿易、引進投資以及各種研修，中國向日本引進了先進的技術、人才和資金，學習了先進的經濟管理思想。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靠的是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奮鬥，但公正地說，日本也有一份功勞。

第三次往來高潮的出現就是最近幾年。前些年，中國到日本訪問人數一年還不滿100萬人，近幾年每一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去年已經到了830萬人次以上! 日本政府所希望的2020年時到1000萬人次訪日中國遊客已經不再是夢想。他們之中很多是回頭客，你要問他們對日本的印象，回答最多的是“日本幹淨，物價便宜”“日本飯好吃、安全”“日本是和諧社會”等等，不再是上世紀70、80年代的“日本彩電又好又便宜”“日本工業先進發達”“物價貴但工資也高”等等。

我認為，這次中日交往高潮最突出的特點是，曆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中日雙方相互比較平等地相互學習的時代。當然，這與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的兩三倍成為世界第二，科技快速發達，實現民富國強無不關係。

 日本應向中國學習什麽？：戰略思維、快速反應、試錯精神、摸著石頭過河、創建人脈能力等；具體行業上，互聯網行業的創新以及商業、互聯網和AI結合等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中國應向日本學習什麽？：執行力、團隊精神、注重細節、注重信用價值。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挑戰課題最多的國家，比如超超高齡少子化社會、負債最大國家、自然災害多發國家等等。日本如何麵對這些挑戰？通過什麽辦法來克服這些困境？以我來看，日本隻能通過正確的製度安排和執行力強的各級政府和區域大眾一道來解決。日本已經積累了各方麵不少經驗中國可以借鑒。

中日往來能走到哪裏？

中日往後往來幾十年，但能走到哪裏呢？很遺憾，我自己也是沒有答案的。但我知道，這和兩國人民到底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什麽樣的國家有著緊密的關係。換句話說，到底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們生活在什麽樣的國土的有關。這就帶來了，中日兩國以什麽樣的世界觀彼此交往的問題。不同的世界觀的人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變社會。國與國的往來也如此，因此，我們需要帶有共同價值觀的人互相勉勵支持，互相影響。但這裏需要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均可接受的製度和理念框架。

說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理念和框架，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這裏有經濟利害問題，但我認為最困難的還不是經濟利害問題，因為經濟問題，最終可用win-win(雙贏)來解決，最難磨合的是各文明通過自己的曆史形成的不同習慣，不同性格、不同價值觀的路徑依賴性（“路徑依賴”是經濟學用語，即今天的製度是由人們在曆史中選擇、積累形成的，因而存在路徑依賴性）。

這種路徑依賴性很難改變，從負麵地去說，比如多數日本人墨守成規的保守性格很難改變；比如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魯迅痛恨的大眾奴性問題，在現實中國人際關係中仍然存在；再如文革，外國人是最不能理解中國為什麽搞文革，但現實中文革的幽靈還在徘徊。我們知道，幾千年曆史形成的一個民族性格，是和一國的長期形成的製度緊密相關，它需要很長時間去克服。這個問題後麵還要提到。

 中日之間，有無擔心的事？有：

第一、美國的壓力。中美在打貿易戰時，川普不願意看到同盟國太靠近中國。尤其在高科技設備和零件的出口的問題上美國已經開了個很長的名單，要求同盟國不許向中國出口，如果違反要懲罰；

第二、突發事件。島嶼問題，、漁船問題、軍艦軍機問題、海上石油問題等都有可能爆發突發事件。如何管控？；

第三、中日雙方都有反對中日接近的人。石原慎太郎購島事件是最好的例子，把願意中日友好的人給綁架了，高興的是反對中日接近的人；

第四、民意。在上次購島事件後，中國發生了大規模反日遊行，有些地方還出現打砸搶現象。日本民眾對此感到十分恐怖。事件發生以後的民意調查，中日雙方出現對對方的好意降到最低點。而隨著訪問日本國人的增加和兩國政府之間的和解，中方民意有明顯的改觀，而日本民意至今在低位徘徊，而且今後未必馬上改觀。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多了，大大小小的摩擦也會增加，有的可能成為摯友甚至夫妻，但如果碰到難搞的，可能變成終身仇人。

中國人還好，有什麽想法一般可以說出來，而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人一般先憋著，久了可能用腳投票避而不見，再者突然爆發。這點王石先生在日本朋友很多，大家可以向他多請教。（笑）

      多文明下的健康未來

最後回到大主題。多文明下的健康未來。關鍵詞是：多文明和健康未來。什麽是人類的健康未來？首先是要做到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威脅我們的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是什麽呢？地球溫暖化、環境破害、科技的惡用、兩極分化、人口膨脹、少子老齡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AI等高科技的惡用等。目前的情況，如用馬克思的思想框架去說，就是經濟基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上層建築已經跟不上經濟基礎的發展需要，因此麵對和克服這些挑戰需要由上層建築的改革來解決。

美國哈佛大學已故亨廷頓教授在1990年代寫了一本名著《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冷戰結束後，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成為全球的主要矛盾。他還請他的得意門生法朗西斯、福山在它的書上寫評語，福山在充分肯定的《文明的衝突》的學術價值的同時，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後來福山寫了《曆史的終結》，他認為人類到了今天，從政治製度上來看，人類已經到了終點，即法治和民主製度社會。後來他在《政治的起源》和《政治的腐朽》的著作裏，全麵分析和概括了人類和政治的起源，進一步闡明了曆史終結的觀點。

他認為，人類利己和利他性的本性決定了，人類能夠最終建立的政治體係隻能是統一的中央政府、法治和民主相結合的社會製度。他認為美國，由於建國的條件所決定，在法治和民主方麵很強，但是中央政府比較弱；而中國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建立了龐大的中央極權製度，一直延續今天，而法治和民主方麵明顯弱。

我是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的。也就是說，不同文明之間，隻能以人類本性相符合的中央政府、法治和民主這大家能夠接受的法寶來克服人類麵臨的挑戰和文明之間的衝突。

信奉“Balance of Power”(力量的均衡)的超現實主義者基辛格，在他的《On China》和《世界秩序》兩本書中，對於美國的普世意義的法治和民主製度也給與了肯定。他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國內政治在國際關係中的反映”，“美國以民主與法治為宗旨的外交政策總體上取得了成功”。

 思考文明衝突的亨廷頓不可能不考慮文明背後的精神問題。他在去世之前寫的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National Identity》米國民族的特性（Identity）的挑戰中提出，“美國開國以來一直信奉的美國精神，即虔誠、勤勞、尊法、尊重個人權利等基督新教為基礎的美國精神正在被大量進入的非法移民所侵蝕”，感歎這樣下去，“國將不國”。

美國之所以美國，是因為所有來自海外成為美國的人，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不僅要首先要接受還要堅決捍衛這種美國精神，因此所謂美國精神從一開始就是帶有普世性質的。但目前帶著普世性的美國精神被簡單的“多樣性”所取代。作為寫《文明的衝突》的作者來說，我能理解他的擔心。今天在美國出現的民粹主義也是他早已預見的結果。

去年5月在日本見到福山，他說他正在寫有關美國人的 Identity（特性認同）的書。我也期待能夠看到福山對此問題的看法。

 以上所述，我想強調的是，第一、經濟和社會基礎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正在給與人類加大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的同時正在毀滅性的打擊著“舊世界”，要實現多文明下的健康未來，必須盡早改革全球上層建築，使上層建築符合經濟社會基礎變化；

第二、新的上層建築的改革，必須要充分肯定個人，民族，種族、宗教等個性或特性的基礎上，必須追求普世性理念和製度。這才是實現多文明的健康未來的起碼的前提。

 大學篇裏的名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句告訴我們要想解決天下大事，首先從自己做起。但遺憾，這句話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修身、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沒有告訴我們應該修成什麽樣的人，什麽樣的家、國、天下。相信今天的答複，不是也不該是2000多年前孔夫子教導的簡單重複。這就需要我們自己去思考了。為實現多文化的健康未來，今天已經輪到我們自己思考、學習和行動的時候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