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出版始末 | 李輝

文 | 李輝

黃仁宇先生

一、黃苗子致信傅璿琮

在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出版物中，《萬曆十五年》無疑占據著一個顯赫位置。雖是一部史學著作，影響力卻早已超出史學界。大曆史視野、敘述風格、篇章結構……

黃仁宇先生呈現出的另類史學寫作方式，受到不少寫作者和讀者青睞與追捧。撇開其學術價值暫且不論，僅將之稱為一部寫作經典，恐怕也不為過。

讀《萬曆十五年》自序，知當年這一中文版引進大陸，與黃苗子先生的熱情促成有關。黃仁宇這樣寫道：“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 ，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係。乘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麵。”

中華書局的傅璿琮先生，是《萬曆十五年》的責任，他在《那年，那人，那書——<萬曆十五年>出版紀事》一文中回憶說，這部書稿，最初是由黃苗子與他聯係的。黃苗子於1979年5月23日致信傅璿琮如下：

黃苗子先生

璿琮同誌：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曆史教授黃仁宇先生（有誤，非耶魯大學——引注），托我把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轉交中華書局，希望在國內出版。第一次寄書稿來時，金堯如同誌知道。表示隻要可用，就盡快給他出版。這樣做將對國外知識分子有好的影響，並說陳翰伯同誌也同意他的主張。但書稿分三次寄來，稿到齊時，堯如同誌已離開了。

現將全稿送上，請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將結果通知我更好，因為他還想請廖沫沙同誌寫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這些都要我給他去辦。

匆匆即致

敬禮！

苗子

五月廿三日

傅先生還回憶說：“……原稿在遣詞造句上確有不少難懂之處，因此在征得黃苗子先生同意後，由我請大學時同窗好友沈玉成先生（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對全書作一次全麵的文字加工。”

應該說黃仁宇是幸運的。1979年之際，中國欲翻譯、引進一本國外著作，有諸多不便。《萬曆十五年》，從提交選題、論證再到正式出版，曆時約三年，就當時情形而言，這一出版周期雖不算快，卻也算正常。

萬曆十五年初版本，中華書局1982年版

二、“生正逢時”黃仁宇

參照閱讀黃仁宇回憶錄《黃河青山》（張逸安譯，三聯書店，2001年6月），可進一步得知，《萬曆十五年》由中華書局順利出版，對當時身處窘狀的黃仁宇，恰是來自故國的最好慰藉。

1979年夏天，黃仁宇正在普林斯頓參加《劍橋中國史》的撰寫，由他負責明朝部分。就在此時，他卻意外接到校方的解聘通知：“但有一件事令人尷尬：我被解聘了。我們的成員來自長春藤（又譯常春藤——引注）名校、劍橋、倫敦……人人都受聘於某研究單位，隻有我例外。我不是屆齡退休，也不是提前領到養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長考夫曼博士署名給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黃河青山》，67頁）

《黃河青山》三聯書店 2001年6月

這一年，黃仁宇年已六十一歲，在美國漢學界雖非赫赫有名人物，但能夠參與《劍橋中國史》的撰寫，可見還是具有一定學術地位與影響。“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個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同上，82頁）他在《黃河青山》中，屢屢發出類似憤懣不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同一年，黃仁宇遇到另一個打擊——無緣作為明史專家訪問中國。他寫道：“然而，在1979年，我卻置身於非常狼狽的處境。……我卻在這個關鍵時期被一個小學校解聘。我申請參加美籍明清專家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該活動是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所讚助，但我卻被拒絕，這顯然無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響力。”（同上，100頁）

不僅如此，完稿於1978年的英文版《萬曆十五年》，在美國尋找出版社也不順暢。因為這一原因，黃仁宇才決定將之翻譯成中文，希望能在中國尋找出版中文版的機會。

隨後的進展證明，黃仁宇的這一決定，頗為明智。此時，剛從“文革”劫亂中走過來的中國文化界，百廢待興，對來自遠方的、新的、有著獨特見解的著作，有著急切的期盼。從文化人到出版社，無不試圖以各種努力，推開一扇又一扇窗戶，讓一個封閉已久的中國，能夠與整個世界麵對。

就此而言，中文版《萬曆十五年》書稿來到北京，正可謂在一個恰當的時候，出現在一個恰當的地方。吳祖光先生晚年常愛以“生正逢時”題贈友人。這裏，不妨套用之——黃仁宇與他的《萬曆十五年》，生正逢時。

三、鬱興民與女婿卡爾

黃仁宇想到請黃苗子幫忙推薦，是因為他與黃苗子夫人鬱風的弟弟熟悉的緣故。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在兩處不同地方，詳細敘述了其間細節，為當年出版界留存了一份難得記憶。兩段敘述分別如下：

尋找英文版《萬曆十五年》出版商時備受挫折，我於是將全書譯成中文，隻有書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鄧小平訪問美國前幾個月，我的朋友餘哈維（音譯）前往中國。我們之所以認識，有一段淵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們同在長沙臨大，事實上還住在同一棟宿舍，隻是彼此並不相識。之後他就到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加入美國海軍，後來娶了美國人。1946年，我們都在沈陽的國民黨東北總部，彼此還是不認識。我們搬到紐普茲後，才在朋友家相識，從此兩家相往來。哈維現於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任職，看過《萬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擔任會長的華人赫遜河中部聯誼會中，舉辦一場曆史研討會，討論這本書。他於1978年前往中國，我則到英國，臨行前我請他設法幫我在中國找出版商。……他秋天回到普吉西，我也回到紐普茲後，他來電熱心告訴我前景“看好”。他的妹夫黃苗子是作家及藝術家，願意將書稿引介給北京的出版社，這則消息在當時會比五年後更令人興奮。1978年，中國尚未完全從“文化大革命”中複元。黃被拘禁多年之後，才剛從政治犯的勞改營中釋放出來。雖然很高興“二度解放”（第一次是從國民黨手中），但還不知道風向會如何吹。而且，當時的中國和現在一樣，並沒有民間的出版商。（同上，74頁）

1978年10月，在哈維的催促下，我用空運寄給黃一份書稿的影印本。但是，信雖然到了，這本超過五磅重的書稿，卻不曾抵達終點。1月初，黃寫信給我，建議我再給他一份，但這回由哈維的女婿親自攜帶進大陸。這個年輕人卡爾·華特（Carl Walter ）剛獲得簽證，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國銀行，這是他在史丹福的博士論文題目。我們還沒見過對方，但在嶽父母的要求下，卡爾慷慨承擔起信差的角色，並沒有仔細檢查放在他行李中這一疊厚厚書稿的內容，是否被當時的北京視為反動材料都還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書稿親自交給黃本人。兩個月後，哈維來電告知，北京出版曆史書籍的最大出版社中華書局，原則上同意出這本書。他無法理解，為何我接電話時一點也不熱衷。原來，他打電話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辦公室來電的當天，邀請我次日和校長談“大學最近刪減預算對教職員的影響”。由傳話的措辭和秘書的口氣，再加上當時紛紛謠傳紐普茲將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師，我毫無疑問將被解聘。那時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興。這時電話鈴響，就是哈維帶來的好消息。（同上，76頁）

上述回憶，有幾處需要加以訂正與說明。

文中所提“餘哈維”，應譯為“鬱哈維”，即鬱風之弟鬱興民，黃苗子應翻譯為姐夫而非妹夫。從黃仁宇回憶可以看出，鬱興民和女婿卡爾，傳遞隔洋消息，攜帶書稿入關，可謂，諸多因素，機緣巧合，方使當年相當棘手之事，迎刃而解。他們在《萬曆十五年》出版過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鬱興民抗戰前就讀於清華大學，抗戰爆發後，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等在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即黃仁宇所寫“臨大”。離開臨大後，鬱興民留學美國，二戰期間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二戰結束後，馬歇爾前來中國調停國共內戰，鬱興民隨美方軍事調解小組前往沈陽。黃仁宇時任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的副官，不過，二人雖同在沈陽，但並不如黃仁宇回憶錄所寫都在“國民黨東北總部”。

黃仁宇回憶說，他在1979年3月27日接到鬱興民電話，被告知《萬曆十五年》獲中華書局同意出版的好消息。據苗子致傅璿琮信中所述，可知鬱興民通報的消息，應是金堯如的最初答複，因金已離開，遂轉由傅璿琮接手負責。

四、特殊角色廖沫沙

圍繞《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的出版，還有一位被黃仁宇數次提到的人是廖沫沙。

早在抗戰期間，黃仁宇在田漢主編的《抗戰日報》任編輯時曾與之共事，是多年未見的老朋友。1979年，廖沫沙剛剛平反，再度啟用，於是，在為《萬曆十五年》尋找出版機會的過程中，廖沫沙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黃仁宇寫道：

碰巧哈維也從普吉西來信。信的開頭就很樂觀：“從中國來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黃苗子已拜訪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陽醫院養病。黃苗子請廖沫沙寫中文版的序，他認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時我們都在為《抗戰日報》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沒有看到他了。他當然是三大異議分子之一，諷刺文章引來極左分子的批評，批評……最後他終於回來，隨時可能正式獲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這本書要在中共出版應該不會太難。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毫無王牌，但也沒有理由繼續灰心。（同上，102頁）

從黃仁宇的敘述看，他與黃苗子想到請廖沫沙寫序，應是考慮到廖沫沙此時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可借其影響力來促成《萬曆十五年》的順利出版。後來，廖沫沙因病雖未如願寫序，但他還是為《萬曆十五年》題簽，黃、廖多年前的曆史淵源，在晚年有了一個圓滿的銜接。

五、黃苗子題跋初版本

《萬曆十五年》迄今已有多個版本，包括插圖本，但我最喜歡的還是1982年5月的初版本。

初版本封麵設計頗為講究。書名由廖沫沙題簽，繁體行書，豎排於中央。封麵襯底為全幅淡綠色圖案，並延伸至三分之一封底。該圖案應是選自明代織錦。我藏有一冊由沈從文作序的《明錦》（人民美術出版社，李杏南編，1955年版），沈先生在序中這樣說：“本集材料的來源，全部出於明代刊印的《大藏經》封麵。經文刊刻於明初正統永樂時期，到萬曆時期全部完成。”《萬曆十五年》封麵所選圖案，與《明錦》中所收“綠地龜背龍紋加金錦”、“紅地菱格加金錦”等樣式相近。當年，選明錦圖案作為《萬曆十五年》的封麵，的確相得益彰，由此也可顯中華書局之巧思。

沈從文作序的《明錦》書影

二〇一一年，《萬曆十五年》出版幾近三十年。時光荏苒，除黃苗子先生依然健在外，與這本史學經典出版關係密切的幾位關鍵人士均已仙逝。不久前，我前去朝陽醫院探望黃先生時，特地找出初版本《萬曆十五年》帶上，請他題跋。

九十八歲的老人，落筆依然清雋而有力，扼要敘述多年之前往事如下：

這本書的初稿，是由我愛人的弟弟鬱興民從美國寫信給我，由我介紹給中華書局請他們出版的。經過他們研究，理順了個別文字，便出版了。黃教授到中國，曾和我見麵。後來，他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外風行一時，成為研究中國史的要籍。李輝兄得此，因記其經過。年，苗子九十八歲

因這一題跋，我收藏已久的這一冊《萬曆十五年》，多了一段出版記憶的溫馨。

黃苗子給李輝收藏的《萬曆十五年》初版本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