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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吃完兩個紅心番薯,父親才放心地起身離去,走的時候還落寞地說:“為什麽不找個有土地的房子呢?”
這次父親北來,是因為家裏的紅心番薯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給我,還挑選幾個格外好的,希望我種在庭前的院子裏。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早已從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廈,是根本容不下綠色的地方,甚至長不出一株狗尾巴草,更不要說番薯了。
到車站接了父親回到家裏,我無法形容父親的表情有多麽失望。他在屋內轉了三圈,才放下提著的麻袋,憤憤地說:“伊娘咧!你竟住在無土的所在!”一個人住在腳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親竟不能忍受,這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後才知道的。然後他的憤憤轉變成喃喃:“你住在這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所在,我帶來的番薯要種在哪裏?要種在哪裏?”
父親對番薯的感情,也是這兩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那是有一次我站在舊家前,看著河堤延伸過來的菅芒花,在微涼的秋風中搖動著,那些遍地蔓生的菅芒長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較近的菅芒搖動得特別厲害,凝神注視,才突然看到父親走在那一片菅芒裏,我大吃一驚。原來父親的頭發和秋天灰白的菅芒花是同一種顏色,他在遍地菅芒的野地裏走了幾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見。
那時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裏,父親來到我的麵前,微笑地問:“在看番薯嗎?你看長得像羊頭一樣大了哩!”說著,他蹲下來很細心地撥開泥土,捧出一個精壯圓實的番薯來,以一種讚歎的神情注視著番薯。我帶著未能在菅芒花中看見父親身影的愧疚心情,與他麵對麵蹲著。父親突然像兒童一般天真歡愉地歎了一口氣,很自得地說:“你看,恐怕沒有人番薯種得比我好了。”然後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個番薯埋入土中,動作像是在收藏一件藝術品,神情莊重而帶著收獲的歡愉。
父親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關於番薯的一些記憶。有一次我和幾位外省的小孩子吵架,他們一直罵著:“番薯呀!番薯呀!”我就回罵:“老芋呀!老芋呀!”
對這兩個名詞我是疑惑的,回家詢問了父親。那天他喝了幾杯老酒,神情很是愉快,他打開一張老舊的地圖,指著台灣的那一部分說:“台灣的樣子真是像極了紅心的番薯,你們是這番薯的子弟呀!”而無知的我便指著北方廣大的大陸說:“那這大陸的形狀就是一個大的芋頭了,所以外省人是芋仔的子弟?”父親大笑起來,撫著我的頭說:“憨囝仔,我們也是從唐山來的,隻是來得比較早而已。”
然後他用一支紅筆,在地圖上將我們遙遠的北方故鄉有力地畫下來,牽連到我們所居的台灣南部。那是第一次在十燭光的燈泡下,我認識到,芋頭與番薯原來是極其相似的植物,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麽判然有別的。也第一次知道,原來在東北會落雪的故鄉,也遍生著紅心的番薯!
我更早的記憶,是從我會吃飯開始的。家裏每次收成番薯,總是保留一部分填置在木板的眠床底下。我們的每餐飯中一定煮了三分之一的番薯,早晨的稀飯裏也放了番薯簽,有時吃膩了,我就抱怨起來。
聽完我的抱怨,父親就激動地說起他少年的往事。他們那時為了躲警報,常常在防空壕裏一窩就是一整天。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著,一旦警報聲響起,父親的九個兄弟姊妹就每人抱兩三個番薯直奔防空壕,一邊啃番薯,一邊聽飛機和炮彈在四處交響。他的結論常常是:“那時候有番薯吃,已經是天大的幸福了。”他一說完這個故事,我們隻好默然地把番薯扒到嘴裏去。
父親的番薯訓誡並不是尋常都如此嚴肅,偶爾也會說起戰前在日本人的小學堂中放屁的事。由於吃多了番薯,屁有時是忍耐不住的,當時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親形容說:“因此一進了教室往往是戰雲密布,不時傳來屁聲。”而他說放屁是會傳染的,常常一呼百應,萬眾皆響。有一回放屁放得太厲害,全班被日本老師罰跪在窗前,即使跪著,屁聲仍然不斷。
父親頑笑地說:“經過跪的姿勢,屁聲好像更響了。”他說這些的時候,我們通常就吃番薯吃得比較甘心,放起屁來也不以為忤了。
然後是一陣戰亂,父親到南洋打了幾年仗,在叢林之中,時常從睡夢中把他喚醒,時常讓他在思鄉時候落淚的,不是別的珍寶,而是普普通通的紅心番薯。它炙烤過的香味,穿過數年的烽火,在萬金家書也不能抵達的南洋,溫暖了一位年輕戰士的心,並呼喚他平安地回到家鄉。他有時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張像極番薯形狀的台灣地圖就清楚浮現,思緒接著往南方移動,
再來的圖像便是溫暖的家園,還有寬廣無邊、結滿黃金稻穗的大平原……
戰後返回家鄉,父親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後種滿了番薯,日後遂成為我們家的傳統。家前種的是白瓤番薯,粗大壯實,一個可以長到十斤以上;屋後一小片園地是紅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實,細小而甜美。白瓤番薯是為了預防戰爭逃難而準備的,紅心番薯則是父親南洋夢裏的鄉思。
每年父親從南洋歸來的紀念日,夜裏的一餐我們通常不吃飯,隻吃紅心番薯,聽著父親訴說戰爭的種種,那是我農夫父親的憂患意識。他總是記得饑餓的年代,番薯是可以飽腹的,如今回想起來,一家人圍著小燈食薯,那種景況我在凡·高的名畫《吃土豆的人》中幾乎看見,在沉默中,是莊嚴而肅穆的。
在這個近百年來中國最富裕的此時此地,父親的憂患想來恍若一個神話。大部分人永遠不知有槍聲,隻有極少數經過戰爭的人,在他們心底有一段番薯的歲月,那歲月裏永遠有槍聲時起時落。
由於有那樣的童年,日後我在各地旅行的時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蹤跡。我發現在我們所居的這張番薯形狀的地圖上,從最北角到最南端,從山坡上貧瘠的石頭地到河岸邊肥沃的沙浦,番薯都能堅強地、不經由任何肥料與農藥而向四方生長,並結出豐碩的果實。
有一次,我在澎湖人口已經遷徙的無人島上,看到人所耕種的植物都被野草吞沒了,隻有遍生的番薯還和野草爭著方寸,在無情的海風烈日下開出一片淡紅的晨曦顏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裏,各自緊緊握著拳頭。那時我知道在人所種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強悍的。
這樣想著,幼年家前家後的番薯花突然在腦中閃現,番薯花的形狀和顏色都像牽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牽牛花不論在籬笆上,還是在陰濕的溝邊,都抬頭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風景;番薯花則通常是卑微地依著土地,好像在嗅著泥土的芳香。在夕陽將下之際,牽牛花開始萎落,而那時的番薯花卻開得正美,淡紅晚霞一樣的色澤,染滿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親常說,世界上沒有一種植物比得上番薯,它從頭到腳都有用,連花也是美的。現在台北最幹淨的菜市場也賣有番薯葉子的青菜,價錢還頗不便宜。有誰想到這在鄉間是最卑賤的菜,是逃難的時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來有一位賣糖番薯的老人,一個滾圓的大鐵鍋,掛滿了糖漬過的番薯,開鍋的時候,一縷撲鼻的香味由四麵揚散出來,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長得很細小,卻總像記錄著什麽心底的珍藏。有時候我向老人買一個番薯,散步回來時吃著,那蜜一樣的滋味進了腹中,卻有一點酸苦,因為老人的臉總使我想起在烽煙中奔走過的風霜。
老人是離亂中幸存的老兵,家鄉在山東偏遠的小縣。有一回我們為了番薯問題爭辯起來,老人堅稱台灣的紅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鄉的紅瓤番薯,他的理由是:“台灣多雨水,番薯哪有俺家鄉的甜?俺家鄉的番薯真是甜得像蜜!”老人說話的神情好像當時他已回到家鄉,站在番薯田裏。看著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親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夢,我真正知道,番薯雖然卑微,它卻聯結著鄉愁的土地,永遠在鄉思的天地裏吐露新芽。
父親送我的紅心番薯過了許久,有些要發芽的樣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賣糖番薯的老人,便提了一些去巷口送他,沒想到老人改行賣牛肉麵了,我說:“你為什麽不賣地瓜呢?”老人愕然地說:“唉!這年頭,人連米飯都不肯吃了,誰來買俺的地瓜呢?”我無奈地提著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丟在地上,一個番薯從袋口跳出來,破了,露出其中鮮紅的血肉。這些無知的番薯,為何經過卅年,心還是紅的,不肯改一點顏色?
老人和父親生長在不同背景的同一個年代,他們在顛沛流離的大時代裏,隻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隻有那破了皮的紅心番薯才能記錄他們心裏的顏色;那顏色如清晨的番薯花,在晨曦掩映的雲彩中,曾經欣欣茂盛過,曾經以卑微的球根累累互相擁抱、互相溫暖。他們之所以能卑微地活過人世的烽火,是因為在心底的深處有著故鄉的驕傲。
站在陽台上,我看到父親去年給我的紅心番薯,我任意種在花盆中,放在陽台的花架上,如今,它的綠葉已經長到磨石子地上,甚至有的伸出陽台的欄杆,仿佛在找尋什麽。每一叢紅心番薯的小葉下都長出根的觸須,在石地板上待久了,有點萎縮而幹枯了。那小小的紅心番薯竟是在找尋它熟悉的土地吧!因為土地,我想起父親在田中耕種的背影,那背影的遠處,是他從芒花叢中遠遠走來,到很近的地方,花白的頭發,冒出了菅芒。為什麽番薯的心還紅著,父親的頭發竟白了。
在我十歲那年,父親首次帶我到都市來,我們行經一片被拆除公寓的工地,工地堆滿了磚塊和沙石。父親在堆置的磚塊縫中,一眼就辨認出幾片番薯葉子,我們循著葉子的莖絡,終於找到幾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親說:“你看看這番薯,根上隻要有土,它就可以長出來。”然後他沒有再說什麽,執起我的手,走路去飯店參加堂哥隆重的婚禮。
如今我細想起來,那一株被埋在建築工地的番薯,有著逃難的身世,由於它的腳在泥土裏,苦難也無法掩埋它,比起這些種在花盆中的番薯,它有著另外的命運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們遠離了百年的戰亂,住在看起來隱秘而安全的大樓裏,卻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伊娘咧!你竟住在無土的所在。
星空夜靜,我站在陽台上仔細端凝盆中的紅心番薯,發現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細瘦的葉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葉都沉默小心地呼吸著。
那時,我幾乎聽到了一個有泥土的大時代,上一代人的狂歌與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中,隻有靜夜的敏感才能聽見。
摘自林清玄《在這堅硬的世界裏,修得一顆柔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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