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九十歲的聶元梓在想些什麽

作者：韓三洲


　　　　　　　　　　一、

2009年12月26日，周六，寒意料峭。中午，聶元梓老人打來電話，說今天是毛澤東的116歲冥誕，有人約她下午到 “烏有之鄉網站”去聽講座，問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問她，知道“烏有之鄉”是個什麽性質的網站嗎？那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左派網站，也就是毛派的網站，這個網站還在呼籲要把毛澤東的誕辰日作為中國的“聖誕節”呢。

她說不知道，眼下閉目塞聽，也不會上網，更不懂現在的左右之分，隻是想去看看聽聽，到那裏不說話就是了。

我說，不管你說不說話，隻要人去了，就等於表明了你的立場，會被人家當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還是執意想去聽聽，還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辭不過，就頂著寒風連同一個廣播學院的退休幹部一起打車來到位於海澱蘇州街的附近的“烏有之鄉”，等攙扶老人上樓後才發現，“烏有之鄉”的講堂裏早已經擠滿了人，而且是年輕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給聶元梓找了座位坐下後，等拿出相機，剛給老太太怕一張照片留作紀念，就被人禁止了，說是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兩點，講座開始，由前北大副校長梁柱主講《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來回答“右派醜類們對偉大領袖的攻擊與汙蔑，因為他們對毛澤東得詆毀已經超出了當年的蔣介石！”在幾近兩個半小時的講演中，主講人慷慨激昂，抑揚頓挫；滿屋子聽眾激情洋溢，掌聲不斷。本來擔心年近九旬的聶元梓會支撐不住，沒想到她居然穩穩地坐著聽講，一直到了終場，真是令人稱奇。

講座結束後，還是有人認出了這個步履蹣跚、老態龍鍾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聶元梓。有人爭著與她合影，也有人詢問她的近況。所以，連“烏有之鄉”書店陳列的那麽多圖書都沒來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樓下。此時，天已昏黑，寒風瑟瑟。在等出租車的空間，一個中年男子走過去衝著我們大聲說：“聶元梓同誌，你們當年搞得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話，就不會出現今天的資本主義複辟局麵了！”

麵對這樣的敏感話題，聶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語：“我們當時不都是聽毛澤東的話，才幹革命嘛，咋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對出獄已25年的聶元梓來說，心境複雜，有高興事也有煩心事。

高興的事是社會媒體又開始注意她了。南方一個頗有些名氣的寫過《袁庚傳》的傳記文學女作家，采訪了她幾次，說要為她出一本傳記。這年暑天的時候，有關單位找到了她，說要錄製影像資料，為曆史留下注腳，影像留存，文字版權歸個人。每天上午車來接送，到錄影棚自我講述，整整錄製了38天。而聶元梓自己對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萬字的《聶元梓回憶錄》則很不滿意，“那時候剛出獄不久寫的，手邊沒有資料，全憑個人記憶，加上錯字很多，圖文不符，不好！”盡管如此，坊間還是出現過多種盜版書。“有三種盜版，一本比一本盜得好，證明這書還是有市場有影響啊！”老太太不無得意地說。近幾年，她把這本回憶錄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對文革感興趣的研究者拿著這本回憶錄找到了她，還有許許多多早已相忘於江湖的舊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對過她的人，也都相繼聯係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憶舊，過去的瘡疤被一層層揭開，曆史的真相逐漸浮現。於是，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越來越清晰了。

煩心的事，就是在國內頗有影響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載了署名牛輝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記》，作者講述了文革中作為與聶元梓一起呼風喚雨的“紅衛兵戰將”，是如何聶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吳溉之家的陳年往事。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不少媒體便加以轉載，也成為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作為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這篇文章對聶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來像噩夢一樣纏繞著她。

“簡直是胡說八道，造謠汙蔑，無恥誹謗！”老太太一直在重複著這句話，“他（牛輝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個混世魔王，哪有資格撇清自己、往別人身上潑屎，搞人身攻擊！”老太太按捺不住，寫下了9條批駁意見，5月份就給了《炎黃春秋》雜誌社，內中還有一封措辭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體應該公平公正，你們能登牛輝林的文章，也應該刊登我辯誣的文章，我將保留對對貴刊訴諸法律的權利”雲雲。其間，她甚至準備聯係張思之大律師，想請他為自己代理這一訴訟。

半年多過去了，《炎黃春秋》未見刊載，聶元梓也曾多次詢問過。一次，電話打到了責任編輯楊繼繩的那裏，聶元梓陳述了個人意見，責問對方為什麽偏聽偏信，不能秉公處置？結果楊繼繩也發火了，回敬了一句：“你這還是文革那一套遺風啊！”接著把電話掛了。事後，聶元梓來電話告知此事，說：“楊繼繩的脾氣可真大啊！”她也許不知道，楊繼繩如果沒有那麽大的脾氣的話，也不會有他自己那麽厚重的《墓碑》一書問世了。

不過，事隔一年之後，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到底還是刊載了聶元梓的《我對<夜半抄家記>的意見》一文，9條意見，盡在其中。老太太說，憋了一年的氣，這才順了點。她說，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條，是一條對曆史的辯誣，證明“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並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誌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

虎年春節到了，聶元梓說她給《炎黃春秋》編輯部寄去了一封信，對能予以她這個特殊的政治人物網開一麵，讓她說話，表示感謝。這也是40多年來，聶元梓第一次以個人的名字在國內媒體上刊登文章。



　　　　　　　　　　三、

其實，多少年來，聶元梓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對牛輝林一文剛剛作出回應，又出現了一個叫張樸的，在特區的一家刊物上刊出《聶元梓印象》，把她描繪出一個諉過與人、死不認錯的政治動物與眾叛親離、與世隔絕的孤家寡人。文章最後不無譏諷地寫道：望著聶元梓的垂垂老臉，我心緒如浪，這位當年號稱“中國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領袖，如今住無定所，身無分文，差點靠乞討度日。她活這一輩子，到底為了什麽？她的晚年淒涼，又是怎樣造成的？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聶元梓還會為權力而瘋狂嗎？

這篇文章於去年年底在國內同樣被四下轉載、廣為流播，讓聶元梓的聲譽再一次為往事蒙羞。文章附有作者與聶元梓的合影照片，可她看來看去，怎麽也回憶不起是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見過這位作者了，“看來，以後要接受教訓，不能隨便見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裏信口雌黃！”老太太操著濃濃的河南口音，生氣但又無奈地說。

不過，張樸文中的所謂“住無定所，身無分文”之說，根本就是主觀猜測，隨意編造的，也與聶元梓的現狀大不相符。當年的“五大領袖”，除去譚厚蘭1982年早逝外，其餘的三人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各有自己的事業。經過多方申訴，聶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幾年已經歸北京市民政局負責管理，並在薊門橋一帶暫借其兩間住房；每月的生活費，已經由前幾年的600多元漲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醫按照離休人員待遇，全額報銷。對此，聶元梓說：“別看蒯大富比我小25歲，他的身體還不如我呢，聽說都中風好幾次了，自理都難咧。”

盡管享受著如此“特例”，聶元梓經濟上還是感到十分拮據。在高消費的北京，這點待遇遠遠不夠，不過就是雇用一個保姆的工資錢，所以日子緊巴巴地不好過。“北京市有明文規定，像我這樣提前假釋、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應該由原單位接受。但我多年來屢屢給北大、國家教委甚至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按照國家政策，還由北大來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無下文。中間一度想為此事狀告北大校長，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 你可知道像我這樣當年十二級的幹部，現在人人都拿到一萬多的月薪了。”

聶元梓說，她最大願望就是想回北大，已經擬好了給國家高層領導人的一封信，申訴自己的現狀與委屈。她與這位高層領導的母親是延安時代的同學，看看能否起點作用。“我沒有別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讓人生有個歸宿。盡管文革中我有罪錯，可我還是1937年便參加抗戰的老革命，也是一個北大人，總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濟金來過日子吧。另外，這也不是關係到我一個人的問題，是文革遺留的一大批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四、

在一個耄耋老人的眼裏，往事還真的並不如煙。幾年了，每次見麵，有事沒事，話題就會聊到文革上麵。她回憶，文革初起，各個院校都有造反派組織，可毛澤東為什麽偏偏選定了北大作為他的“文革策源地”，這才讓事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地轟轟烈烈地發展到全國。毛澤東與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圖書館登錄室勤工儉學時，曾受到代理館長張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為毛的字體潦草，張要他重新再填寫一本圖書卡片，看到了毛的臉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時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詢問張申府的情況，解放之後，他幾次提到“張申府、張老板麵色很難看啊”。所以，張申府於建國前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與此有關聯。

到了1957年反右，北大更成為重災區，教職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學生右派421人，共計511人。但毛澤東不高興了，嫌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把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到了這年10月以及來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就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了，也就是給明顯搞錯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場三個月的“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一說是716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占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七。

聶元梓說到，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曆史係貼出一副流布很廣的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被監督北大文革的李訥匯報給毛澤東聽，毛澤東說了：“什麽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並且讓女兒李訥向聶元梓傳達了這句原話。一個“深”字不要緊，運動又火上澆油似地升級了。盡管如此，毛還是感到不滿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四大領袖”，直接對聶元梓說，“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麽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到了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學副校長、曆史係主任翦伯讚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也是熬不過去的結果。

直到今天，聶元梓還堅持認為自己是純屬政治判決 。她說，拿這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來說，該由誰來承擔曆史的罪錯？是被人稱為“五個指頭”，大拇指即發動者毛澤東的罪錯，還是林彪、四人幫的罪錯？或是我們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學生領袖”的罪錯？誰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實內情？像我這樣一個當年被全國上下視為大紅大紫的“造反第一人”，還不到兩年時間，就在十萬人大會上被江青說成是“聶元梓太驕傲，誰的話都不聽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壞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給逐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了。也許當年聶元梓的名字還有被利用的必要，對我的拘留審查對外沒有宣布，九大的時候，我是在學習班裏批鬥中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九屆二中全會，我是從居留地江西被三個人押解進京參加會議的，會後又被押解回去。連自己什麽時候被選為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8341部隊的楊德中），都不知道，還是後來從我的判決書上看到的。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可以說，人們並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實際情況。

在她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決書上，清清楚楚地寫道：“本庭確認，被告人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對此，聶元梓憤憤不平：十年文革，政治風雲瞬息萬變，人事滄桑白雲蒼狗，其後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中渡過的，如果有正常曆史思維的話，請問：文革初期，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嗎？如果沒有形成，當初我所追隨的，又是什麽“集團”？判決書上為什麽非要把我與這後來才有的兩個集團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五、

“都是牆倒眾人推，毫無是非公道！”這是聶元梓對當下“文革學”的一種評介。作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當事人，任意被人妖魔化，有人說她是“亂世狂女”，有人說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滬上的一個頗為影響的傳記家，在文章中還言之鑿鑿地說她早已經死了。對此，她感到委屈,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政治玩偶，讓人高高拋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糟改踐踏。激憤之狀，溢於言表：“人一倒黴，啥壞事都往你頭上推！我是誰呀，一張大字報就在全國掀起那麽大的浪，能讓天下大亂了？”

聶元梓不明白，民間為什麽會流傳鄧小平的一句話，一看到聶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樓的大兒子。甚至還有傳言是她叫人把鄧樸方從樓上推下去的。這些傳聞，恐都不是空穴來風。所以，文革結束後，新校長周林一進校，就宣布“四人幫”對聶元梓的隔離審查、批鬥勞改的一切規定繼續有效。而聶元梓本人從內部發行的《北京大學紀事》上，還找到了這樣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鄧小平約見包括北大校長周林在內的教育界人士，特意問到聶元梓怎麽樣？當聽到有人說她要翻案時，鄧說：“她有什麽案可翻？聶元梓你們為什麽不批？這個人至少應該開除黨籍，調到別處去勞動，她有一張大字報，對文革起了推動作用，康生說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認為，這也決定了自己被判處十七年的案子，出現不允許上訴、也不讓證人出庭這些違背法律程序的現象，直到今天，控檢方連當年的一張終審判決書都沒給我。聶元梓辯解說， 鄧樸方的跳樓致殘，與我並無關聯，我能不翻案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注意，時間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隊進校十天以後的事情，而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軍宣隊進入北大後，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也已經失去自由被隔離審查批鬥了，與鄧樸方的跳樓有什麽直接關係？ 更可笑的是，對我的判決書認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這裏，硬把鄧樸方跳樓一案的發生時間，幾近提前了五個月，這真是罔顧事實的違心之論啊。

判決書上，還有一個有待澄清的曆史公案，上麵寫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聶元梓秘密接到花園村‘中央文革’記者站，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密謀，派聶元梓去上海‘造反’。”聶回憶，審訊我時，我請法庭出示與江青勾結的證據，可他們既無旁證、又無佐證，可以說沒有一份能證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關材料。現在，我自己從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上，找到了一條最有力度的證據，證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當時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憶中詳述了這一事件：“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要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過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傳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麽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紅衛兵組織，隻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去上海……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


　　　　　　　　　　六、

2010年春節一過，轉眼就到春暖花開的四月天了，聶元梓89歲的生日就在這時候。按照中國人“過九不過十”的傳統，也就要邁入她“九十初度”的歲月了。對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曾經大紅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來說，好像早已經已經蓋棺論定了。但在民間，她並沒有被曆史塵封，依然是一個被屢屢提起的話題。對自己的政治生涯，聶元梓說，她自己經常會捫心自問，我怎麽會成為反革命呢？我16歲就參加革命了，可以說是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為黨工作，兩個人壯烈犧牲，6個人坐過敵人的監牢。父母將全部家產都捐獻給國家，至今我們家的房子還辦著學校，中共河南滑縣縣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曆屆縣委書記包括趙紫陽同誌都是在我家裏辦公。參加革命後，我就抱定了為黨犧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麽會產生反黨思想和參與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聶元梓認為，不是要提倡反思嗎？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雙向反思，對的不可能全對，錯的也有其曆史原因。她說自己90歲了，前45年隻知道跟黨走，路走對了；後45年也是自覺跟黨走的，沒想到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吧，經濟是發展了，日子是好過了，但官場貪腐、貧富懸殊、觸目驚心，以黨心、民心來看，難道說能比40多年前的社會狀況更好更公平嗎？過去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和“砸爛”一切固然不對，可對革命的原動力來說，包括文革，不也是因為有官僚主義的存在和社會不公的因素而引發的嗎？

近距離觀察，雖說是年屆九旬的老人了，但聶元梓的思維還很清晰，她說，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諦：曆史永遠是勝利者和權力者寫就的。她解釋參與文革的動機，“我當年來北大，是大哥聶真與陸平聯係的，我與陸平本人並沒有個人恩怨。”所以，對“何其好也”的那張大字報來說，它的恰逢其時的出籠以及所產生的瘋魔般的效應，絕非今天一再重複地“造反”二字所能涵蓋的，這裏麵既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偉大號召的正常反應，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北大曆次運動中所造成的積怨爆發所致。這多種合力的結果，才有了“第一張大字報”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說法，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浩劫、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為什麽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舉手讚同文革的有些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加害別人。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錯誤，能否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幾個“造反派”身上。這樣刻意營造的一種的曆史記憶？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現在不是天天說要尊重曆史、還原曆史嗎？尤其是億萬民眾所親曆過的文革史，更不應該是任人隨意來曲解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一經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90初度的聶元梓又說了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隻要我活著，就會繼續申訴，不為別的，就是覺得自己這輩子太冤，90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有幾天活頭，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