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為太平狗,莫作離亂人
——元·《幽閨記》
一
1949年的春天對於中共共產黨人來說是無比美好的,但對於中國國民黨人來說則是慘不忍睹的。在這個春天,國軍兵敗如山倒,解放軍所向披靡銳不可當。
4月20日,國民政府談判代表最終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簽字,第二天,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隨即,中共第二、第三野戰軍的百萬雄師,在西起湖口東至靖江的千裏戰線上強渡長江,席卷貴池、銅陵、蕪湖、常州、鎮江,並於23日占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然後揮師上海。
4月24日,蔣介石率領兒孫在奉化母親墓前最後一次祭拜,隨即登上太康號軍艦,離開大陸。
航行到吳淞口海麵時,太康號軍艦卻停了下來。
原來,在蔣介石的隨行人員裏,有一位陶希聖先生。他的女兒陶琴薰還在上海,他非常喜愛這個女兒,因此,在這軍情緊急千鈞一發的關口,他竟然向蔣介石提出能不能讓軍艦停一下,他要去上海把女兒陶琴薰接出來。
蔣介石竟然答應了!
要知道,此時的上海已經被陳毅的第三野戰軍圍的如鐵桶一般,全軍將士枕戈待旦,隻待一聲令下,隨時占領上海!
而第三野戰軍的炮火,已經可以完全覆蓋吳淞口。
太康艦一停下,陶希聖就在軍艦上給女兒發電報,約好在碼頭見麵,然後乘汽艇上岸。
當然,女兒陶琴薰並沒有跟他走。
她甚至沒有和父親最後再見一麵。
我想,陶琴薰當時的心裏雖然有不忍有悲憫有淒婉,但主旋律一定跟潛伏裏的晚秋一樣——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陽光好
秧歌伴著鑼鼓跳
青春扮做旭日早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愛情好
匆匆的過客快忘掉
叛逆的心向著北方跑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風景好
雄壯的兵馬閃光的刀
嶄新的山河翹望著拂曉……
1949年5月24日,陶希聖在他的日記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琴薰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
三天後,5月27日,第三野戰軍占領上海。
幾十年後,陶琴薰支撐著病弱的身體,對兒子沈寧回憶了這段往事,她說:“你外公身居要職數十年,罕見為私謀便利。吳淞口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蔣先生竟然準許了你外公的請求,在十萬火急之中停下兵艦,專門等候一個普通少婦的媽媽。然而,無論是怎樣的柔腸寸斷,媽媽還是決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遠行了……”
二
陶琴薰這個名字也許有點陌生,但了解一點民國史的人,一定不會對她父親的名字陌生——名列中共於1948年公布的43人戰犯名單的第41位:陶希聖。
外國是什麽樣我不知道,但中國的執政者身邊總會有一些文化人。好聽的名稱叫“智囊”,難聽的名稱叫“禦用文人”,中性的叫“文膽”。
陶希聖便是蔣的“文膽”。
陶琴薰的爸爸媽媽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對夫婦,他們生逢亂世還要托兒拽女,對人生的感觸自然深刻。陶琴薰一直記得,在日軍進攻香港的那個夜裏,炮彈如雨點般落下,四周的建築物都在燃燒,父親陶希聖嚴肅的對孩子們的未來進行規劃:將來你們一個一個都不要搞政治,還是學一點一技之長,自己養活自己吧。
我查過曆史記載,那天是1941年12月8日的深夜。
進攻香港的是日軍第十八師團。
這個十八師團是日本陸軍的精銳,由三萬多名北海道的產業工人組成。他們雖然是工人階級,但從來沒有讀過馬克思,因此他們不知道工人無祖國這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斷,他們一心愛國。就是這個師團,最先踏破南京城門。大屠殺後即揮師廣東,占領香港後兵出東南亞,無堅不摧。後來怨他們倒黴,在緬甸迎頭遭遇孫立人廖耀湘,覆滅。
這是後話,不提。
還說陶希聖夫婦。
陶希聖是湖北黃岡人,他太太萬冰如也是黃岡人。所不同的是,陶希聖是官宦人家,而萬冰如卻是書香門第。
1915年,16歲的陶希聖考入北京大學,師從沈尹默、沈兼士等大師。兩年後,還在讀書的陶希聖便娶了小他一歲的萬冰如。黃岡風俗,男婚女嫁都是在孩提時代便訂婚,都是兩家父母做主。陶萬兩家也不例外,萬冰如一歲陶希聖兩歲的時候,兩人便成了對方的未婚夫妻。
陶希聖他娘姓揭,揭你皮的揭。刁蠻遠近聞名,人稱“揭二娘”。還未嫁過去的時候,萬冰如淘氣的很,每逢這時,冰如的媽媽就拿她未來的婆婆嚇唬她:再不聽話送你到揭二娘那裏打死你!
萬冰如聽了害怕,就能老實幾天。
一個十八,一個十七,兩個娃娃在亂世開始了婚姻生活。
當然,學業不能中斷。陶希聖一到寒假暑假就急如星火般往老家趕,顛鸞倒鳳,一刻千金!
寒假暑假的結晶是兩個女兒的出生。
老大叫陶驪珠,老二便是我們前麵提到的陶琴薰。
兩個女兒的出生帶給萬冰如的是空前的劫難。
陶家是大家族,大家族的所有是非陶家都有。陶希聖的父親叫陶月波,他的官宦生涯就是做縣長,清朝時在河南的夏邑、新野、安陽、洛陽、葉縣做知事,民國不叫知事了,改任湖北黃陂縣長。
這個基層幹部是很厚道的,可惜他常駐任所,家裏的大事小事都是揭二娘說了算。
萬冰如嫁過來才知道揭二娘絕非浪得虛名,那強悍和刁蠻無人能出其右。從嫁過來第一天起,萬冰如就從大戶人家的嬌女變成了揭二娘的傭人。
本來,在陶家做媳婦已經不如苦役了,偏偏又接連生了兩個女兒!
陶家重男輕女,連生兩個女兒就是一宗大罪。
揭二娘祭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聖人語錄,要兒子休妻另娶。
可是陶希聖不願意,別看是包辦婚姻,小夫妻真有感情了。陶希聖告訴他娘:跟萬冰如離婚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關鍵是她在咱家一點錯都沒有。而且萬家已經不是過去單純的書香門第了,非要蠻不講理休了人家,人家的父親在江西做官,人家的舅舅在北平做官,都比咱爹官大,他們要是為這事兒鬧起來,咱家可絕對擋不住。
揭二娘怕官,不提了。
1922年,驪珠夭折。
陶希聖回家時才得知這個消息,夫妻抱頭痛哭。
後來,萬冰如也實在爭氣——揭二娘不是嫌她不會生兒子嗎?她一口氣生了六個兒子!
三
終於熬到陶希聖北大畢業,他先在安徽法政專門學校執教,而後又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找了一份編輯工作。
那時的北大不值一提,陶希聖回憶說:編輯是以學曆定待遇的,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國內大學教授的,月薪250元。若是英美著名大學的博士而未曾任國內大學教授,即為200元。日本帝國大學畢業而曾任國內大學教授,150元。日本帝大畢業未曾任教者120元。明治大學畢業者100元。國內大學畢業生亦有等次,例如上海同濟大學及東吳大學畢業生90元,北京大學畢業生60元。我是北大畢業而曾任安徽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月薪定為80元。
可以自立了,陶希聖把萬冰如接來上海。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開始了,陶希聖被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聘為政治教官,開始與國共兩黨親密接觸。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在那樣一個大時代裏不受馬克思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陶希聖的思想很快開始左傾。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事,他很可能成為一個共產黨人。
▲圖為陶琴薰全家福
那是農民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刻,陶希聖在湖北擔任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他看到農會隨便就可以槍斃地主,實在是一件既血腥又恐怖的事情,於是站出來阻攔。沒想到在革命的大潮中,他的阻攔不僅不起絲毫作用,反被農會指控為“反動軍人”,要槍斃。後來他向陳獨秀求救,才保住了一條命。
他對政治絕望了,從此教書寫作。
直到抗戰爆發,他再度棄學從政,投向了國民黨。
他的投向國民黨,不能說不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風流倜儻,氣宇軒昂,寫一手好文章,詩詞歌賦無所不能。他們1928年在武漢結識,惺惺相惜,頓成莫逆。
對,汪精衛。
當然,蔣也是極為器重陶希聖的。當時,蔣與汪共同設立了一個指導全國輿論的機構,叫“藝文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的宗旨就是宣傳抗戰,鼓吹反共,周佛海任事務總幹事,陶希聖任設計總幹事。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陶希聖追隨汪精衛當了漢奸。
其實,汪精衛後來的事態發展不僅有悖這夥人最初的計劃,甚至也有悖汪精衛的初心。當時這些人是要避開日軍占領區,準備在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地,由與汪精衛關係較好的軍閥朋友武力支持,建立與重慶抗戰政府相對立的和平政府。
然而,當汪氏臭名昭著的“豔電”發出之後,原先說好的龍雲、張發奎等將領卻並沒有響應。手裏沒有一兵一卒的汪精衛,哪有力量去建立政府?
漢奸陣營立刻爆發了爭吵。
陶希聖以及高宗武、陳公博認為隻要是在日軍占領區外建立政權,最多算是對國民政府的背叛,而不是賣國。可是一旦在日軍占領下的南京建立政權,賣國賊的帽子就摘不掉了。但是周佛海則主張識時務者為俊傑,要憑借日軍的力量建立政權。
周佛海占了上風。
1939年8月28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了所謂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偽政府粉墨登場。陶希聖任宣傳部長,五四著名愛國青年梅思平任工商部長,陳公博、周佛海等一幹漢奸都各自委以重任。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開除這些人的黨籍,國民政府隨即發布通緝令。
然而,蔣介石卻在公布通緝令之前,勾掉了陶希聖的名字。
其實,這僅僅是蔣認為陶希聖有才有思想,隻是因為跟錯了人而誤入歧途,願意給他留一個機會而已,卻令日本軍部及汪精衛一夥大為猜疑。
▲圖為汪精衛與蔣介石
四
此時,萬冰如正帶著孩子們滯留香港。1939年10月,陶琴薰收到了爸爸的一封來信,爸爸在信中說:
“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汙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汙泥,卻已是汙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隻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譽地位,是我自己從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的,為什麽我要讓它們埋沒在汙泥中自尋毀滅?”
18歲的陶琴薰從爸爸來信的字裏行間讀出了意味。
陶希聖追隨汪精衛的初衷是對抗戰前途的悲觀,認為能與強大的日本進行和平談判是上策。但是在跟日本人的談判過程中,陶希聖漸漸明白日本根本不要什麽和平,它的最終目的就是全麵征服中國。
而汪精衛倡導的所謂和平,就是投降!
陶琴薰立刻把爸爸的來信拿給媽媽看,並且談了自己的看法。
陶希聖的漢奸行為已經讓萬冰如傷透了心,如今看了他給女兒的信,十分緊張,趕緊把當時也在香港的陶希聖的學生連士元找來商量。連士元一邊看信一邊流淚,然後告訴萬冰如,陶希聖還有一個信得過的學生叫鞠清遠,此刻正追隨在陶希聖身邊,應該給他打電報,讓他悄悄來香港。
鞠清遠來了,他向萬冰如和陶琴薰介紹了陶希聖如今的困境,由於沒有家眷,單身一人,汪精衛陳璧君夫婦不讓陶希聖自己在外麵住,一直住在汪家。而且因為陶希聖不甘心做漢奸,與汪精衛等人屢次發生衝突,已經引起了懷疑,受到76號的監視。並且告訴她們,一份賣國密約正在進行中。
兩個學生一致的意見是:必須在賣國密約簽字前把陶希聖救出。
萬冰如聽罷,沉思片刻,說:我帶全家去上海,隻有這樣,才能有借口讓他離開汪精衛家,然後再想辦法。
連士元和鞠清遠雖認為這也不失於一種辦法,但又擔心萬冰如一家全部陷入虎口。他們把擔心對師母說了,萬冰如淡淡說:事到如今,一切都顧不上了。
▲圖為陶希聖與萬冰如
1939年12月13日,萬冰如毅然帶著五個兒女來到上海。
一下子來了六口人,陶希聖便有了在外租房的理由。他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一家人終於又團聚了。
安頓下來後,陶希聖向萬冰如介紹了這兩年追隨汪精衛的情況。說實話,陶希聖對日本也有一個逐漸認清的過程。他還在上海時便給胡適之寫信,說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談,而在滅亡中國。後來,他逃出汪偽集團後,曾經對他的一個學生談起他與汪精衛的區別,他說就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不喝了。汪精衛喝了一口,發覺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萬冰如直截了當問他所謂“中日密約”是怎麽回事?
陶希聖告訴她:11月1日,汪精衛政府與日本政府開始和平談判。日本方麵拿出了一份《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草案,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和陶希聖五個人看了,心情都格外惡劣,因為這份草案連臭名昭著的近衛聲明都不如。
至此,陶希聖的和平幻想完全破滅。
他找到陳璧君,對她說:請你轉告汪先生,如果這個談判答應的話,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從內河到領海,日本人全要!這個草案的實質就是繼德蘇瓜分波蘭之後,日蘇再瓜分中國。這是什麽談判?這就是一個瓜分契據,由幾個中國人簽字而已!
當陳璧君把陶希聖的話轉告汪精衛時,汪聽了也潸然淚下說:看來那些主張抗日的人是對的,而我們錯了?
他立刻去找日本談判代表影佐,抒發了一陣悲憤之後說他準備終止談判,他要移居法租界閉門思過。當時影佐低著頭不說話,一麵聽一麵記。聽到汪精衛的悲慟之處,竟然也流淚了,汪精衛看的清清楚楚,影佐的眼淚滴落在筆記本上。
汪精衛回來後立刻把這個情況對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講了,他認為影佐還是有悲憫心的。
陶希聖冷笑:汪先生你相信影佐的眼淚嗎?
周佛海不高興了,他說:陶希聖你太刻薄了。
梅思平也說:已經走到這一步,還能有哪條路走?
後來影佐真的回東京向陸軍大臣匯報了自己的想法和汪精衛的態度,結果陸軍部次長阿南惟幾立刻責問影佐:你這番話對得起在中國陣亡的日本軍人嗎?
▲圖為汪精衛
五
後來,當陶希聖一家成功逃離上海來到香港後,陶琴薰在香港《國民日報》發表了文章《我家脫險前後》,文章寫道:“那時我和母親便知道他想回港而不能,所以我們便計劃著到上海去將他換回來,不過具體辦法當時尚未想到。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們便決定將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換父親出來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們便出人意料地全家到了上海。”
《國民日報》剛一發表,重慶、昆明、廣西等地的報紙立即爭相轉載,一時在大後方引起轟動。
後話,不提。
剛剛安頓下來,陶希聖便接到汪精衛的通知,要他出席26號召開的幹部會議,最後審議日汪和約。
陶希聖表示身體不舒服,不去參加了。但汪精衛寫來了條子,希望他“宜以毅勇精神,擔當一切。即有非議,置之不顧”。
話說到這份上了,他不好意思駁了汪精衛的麵子。
會議由汪精衛主持,參加者出了汪精衛以外,隻有陶希聖和高宗武,周佛海和梅思平。
四個人分成兩派:陶希聖和高宗武是一派,堅決反對在和約上簽字。周佛海和梅思平是一派,主張漢奸做到底。
兩派爆發了激烈衝突,以至於汪精衛對從香港來看他的陳公博說:“這樣下去要殺人流血了!”
陳公博一聽鬧到這樣地步,立刻返回了香港。
這天的會上做出了決定:12月30日與日方在和約上共同簽字。
會議結束後,陶希聖回到家裏。萬冰如見他麵無人色,神情恍惚,便問發生了什麽事?陶希聖講了和約要在30日簽字的事。
萬冰如問他:既然陳公博可以走,你為什麽不能走?
陶希聖說:我在日本人的監視之下,走不了的。
萬冰如又問:那你打算簽字?
陶希聖說:不簽便隻能死在這裏。
萬冰如繼續問:那簽了呢?
陶希聖說:簽了還不如死!
萬冰如說話間去衣櫃裏取出陶希聖的手槍,對他說:我把全家的性命帶來上海換你逃走。如果逃不掉,我們一同死在這裏。如果你簽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聖稱病沒去簽字。
▲圖為高宗武與陶希聖
30日,和約簽字的當晚,高宗武突然登門。
現在該說幾句這個高宗武了。
高宗武是浙江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29歲就擔任了亞洲司司長,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外交部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
民國時期不講背景隻講才華,他的嶄露頭角就證明了這一點。1932年初,國民政府的外交刊物《外交評論》創刊。在創刊號上,一篇《最近日本之總觀察》的雄文打開了國人的視野。這篇文章用洋洋萬言全景式的介紹了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方麵的情況。從創刊號開始,他一連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十四篇文章,談的都是日本問題。
署名高宗武。
一個嶄新的日本通出現在公眾麵前。
1932年11月,蔣介石決定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禮聘各界名流出任專員。名不見經傳的高宗武以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受聘,從此躋身於名流之列。
在戰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過一次得意之作——偽滿洲國成立後發行郵票並使用偽滿年號的郵戳,國民政府因事關領土完整,下令東北郵局所有員工撤回關內,斷絕與偽滿洲國的郵政聯係。日本當然不幹,多次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實現通郵,迫使國民政府在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去北平與日偽代表談判。此人憑借自己的聰明,提出了一個方案:在山海關與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專門負責轉遞出入關郵件。進關郵件均貼特質之郵票,不蓋“滿洲國”字樣的郵戳。
通郵問題順利解決。
蔣很看重他,1937年7月31日,蔣在南京召見高宗武。高宗武講了自己對中日形勢的看法後,請求承擔對日交涉的重任,表示能夠說服日本近衛首相,使日軍從華北全麵撤退。蔣是有閱曆的人,對眼前這個狂妄的年輕人不置可否。
高宗武在南京無所事事,成天與一群悲觀政客們在一起喝茶聊天。他們都認為不能與日本進行戰爭,寧可要屈辱的和平。
高宗武的想法傳到了汪精衛耳朵裏,汪精衛感到與自己竟是不謀而合,立刻延攬,並要他起草一份對日外交的步驟與要點,然後由他呈送蔣。
然而,蔣對這份文件非常冷淡。
最終,高宗武加入了汪精衛集團。
但是,這個人與汪精衛周佛海他們有本質的不同。他是從民族利益考慮認為不能跟強大的日本進行全麵戰爭,但他還是有底線的。他與陶希聖並不熟識,幾乎沒有什麽私下過往。因此,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突然造訪,讓陶希聖吃了一驚。
陶希聖在回憶錄裏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他躺在床上,問高宗武:我們倆是不是都被監視了?高宗武答非所問,隻說了三個字:走了吧。陶希聖也是有出走準備的,因此立刻問:1月3號、5號、7號都有船,我們坐哪條船走?高宗武回答:1月3號是美國“總統號”,比較安全,我們就搭這條船。
跟一個並不十分熟識的人談這樣性命攸關的事,高宗武是不是太草率了?高宗武在他的回憶錄裏講了他對陶希聖的認識——1939年9月,汪精衛帶著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和梅思平去南京與日本人談判成立新政府。他們覺得很壓抑,沒有一點尊嚴,雙方不對等。高宗武說就連汪精衛也很不高興,有一次汪精衛問高宗武:你要不要聽最激烈的反日言論?到我房間來聽。然後去了汪精衛的房間,汪精衛痛罵日本人!
在對日談判密約的日子裏,高宗武發現陶希聖跟自己的立場是一致的。因此,他敢於來找陶希聖商量逃出汪偽集團。高宗武還告訴陶希聖,他已經用膠卷把汪日密約拍了下來,逃出去就立即公布於世。
六
高宗武離開後,陶希聖立即跟萬冰如說了,商量全家出走。但萬冰如認為絕不可能,因為目標太大。萬冰如認為陶希聖一個人先走比較有成功的把握,她帶著五個孩子在家能麻痹汪精衛和日本人,待他成功後她再帶全家出逃。
也隻有如此了。
當時,陶希聖的家裏除了萬冰如外,隻有陶琴薰知道父親的出逃計劃。在餘下的幾天時間裏,陶琴薰和萬冰如表現如常,日常生活照舊,沒有一絲一毫的變化。
1940年1月3日一早,萬冰如跟陶琴薰默默地看著父親坐著汽車離開了家。
陶希聖讓司機開到和平飯店,到了以後他讓司機回去,說要車的時候會打電話。司機開車走了,他也進了飯店,但是他立即從旁門走出,叫了一輛黃包車直奔碼頭。
然而,他和高宗武都是用假名字登記上船的,雖然事先他們都向對方告訴了自己的假名字,但也許是因為太忙、太緊張、太有壓力,總之他們把對方的假名都忘記了。他們互相在船上的旅客登記簿上尋找,想看到那個名字就會認出,可是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無奈,陶希聖就上甲板上發愣,卻一眼看到了高宗武!
兩人開心大笑,立刻開始起草一封揭露汪日密約的公開信。後來,這封公開信在《大公報》發表,轟動一時。
在船上,陶希聖問高宗武是不是安全?高宗武神秘一笑,說放心好了,船上暗中有保護我們的人。
陶希聖一驚,問你找了什麽人?
高宗武說出了那人的名字,更把陶希聖驚的長大了嘴——
杜月笙!
原來,高宗武在他下決心逃離汪偽集團的時候,便找了杜月笙。雖然杜月笙那時人在香港,但他立刻命令他留在上海的總管萬墨林負責營救。
1月5日船到香港,高宗武馬上把他拍下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交給杜月笙,7號,杜月笙直飛重慶,把密約麵交蔣介石。
蔣介石本來要立刻公布於世的,但是杜月笙告訴他不能公布,因為陶希聖的老婆孩子還在上海。
蔣決定暫緩發表,囑咐杜月笙迅速營救萬冰如一家。
話說陶希聖脫險後立刻給萬冰如發了報平安的電報,接到電報,萬冰如開始準備全家出逃,她帶著陶琴薰悄悄去買了船票。
然而,萬墨林捎來了話:買票的事已經引起76號注意,不能這樣走,走不掉的。
萬冰如的勇氣和膽略都是驚人的,她帶著陶琴薰直接來找汪精衛。
她首先見到的是陳璧君。陳璧君問她有什麽事?她說她要去香港把陶希聖叫回來。陳璧君多疑,自然不信。正在這時候,恰逢汪精衛下樓,他聽到了萬冰如的話。
萬冰如晚年的時候,曾寫了一篇回憶錄叫《逃難與思歸》,裏麵詳盡的記錄了她與汪精衛的談話——
汪問:你自己去,能勸希聖回上海麽?
我答:他可以回來,但有幾件事要說明白。
汪問:什麽條件?我都可以答應。
我答:他不簽字。他與他們爭執得太厲害,他不願住愚園路。
汪說:我都答應,隻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館裏,或者另找一所住宅也可以。
我答:聽說76號要殺他,再開追悼會。
汪說:你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護衛保護他。
我說:事不宜遲,我去勸他回上海。若是遲一兩天,他在香港說一句話出來就收不回,我去也無用了。
汪說:我派你去香港。
他返身上樓,拿了兩千塊錢送給我。
陳璧君問:你怎樣去法?
我說道:我帶兩個小孩子一同去,三個大孩子還在這裏上學。
陳璧君說:你的大孩子我來照應他們,你放心去,趕快同希聖一道回上海。
我起身告辭,汪精衛夫婦送我到大門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車。
1940年1月13日,萬冰如帶著兩個兒子在十六鋪碼頭登船。
18歲的陶琴薰帶著兩個弟弟來送媽媽,媽媽在甲板上向她和弟弟揮手,陶琴薰突然嚎啕大哭。
萬冰如一看大女兒哭了,再也不能抑製自己的感情,生離死別,是凶是吉,一切都在難測之中,不由得也嚎啕大哭起來。
輪船在哭聲中駛離碼頭。
▲圖為陶琴薰
萬冰如安抵香港,她跟陶希聖商量後,以陶的名義給汪精衛發去了電報,稱“希聖即可偕返上海”。
收到電報的時候,汪精衛正憂心忡忡的準備去青島與侵華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及華北漢奸王克敏、南京漢奸梁鴻誌等舉行會談。他喜上眉梢,立刻把陶希聖的電報給同行的周佛海、梅思平看,一個個都喜笑顏開。
而萬冰如立刻籌劃救陶琴薰姐弟出上海。
還是找杜月笙商量,杜月笙立刻命令萬墨林迅速救出萬冰如留在上海做人質的陶琴薰姐弟。
杜月笙的勢力萬墨林的計謀當然都是勝利逃出的重要條件,但是,如果沒有陶琴薰的大智大勇,後果真的很難預料。
萬冰如一走,陶琴薰姐弟上學放學都立刻由76號接管,上學車送,放學車接,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直接組織營救的萬墨林在1973年發表的《滬上往事》中回憶了這一段經曆,他說:“陶小姐跟她的兩個弟弟密議一番,事畢,泰來和恒生兩公子聲聲說外麵壓路機太吵,無法做功課,也睡不著覺。陶小姐被他們吵的沒辦法,便跟監視人員講明了,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明天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陶氏三姐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個個都那麽沉著鎮靜。”
其實,應該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兩個弟弟脫離了76號的視線,萬墨林迅疾為他們買好了第二天的意大利郵輪,然後又千方百計把陶琴薰接了出來,讓他們三姐弟分別登船。
萬墨林囑咐他們:船開了也不能姐弟相見,除非到了公海以後。
陶琴薰牢牢記著,一直等到駛出吳淞口進入公海,她才去找到兩個弟弟。姐弟見麵,又是一場大哭。
後來杜月笙告訴她,萬墨林已經暗中部署了強大火力,萬一有不測發生,立刻與敵人火並。
驚出陶琴薰一身汗!
遠在重慶的蔣介石得知陶琴薰姐弟乘坐的郵輪已經駛入公海,立刻下令發表陶希聖高宗武的聯名公開信及臭名昭著的《汪日密約》。
22日,就在陶琴薰帶著弟弟們在香港的寓所與母親抱頭痛哭的時候,《大公報》在正標題:“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副標題:“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集中外曆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質賣到思想”下,獨家刊登《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原件)》,同時發表《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社論。
天下為之大嘩!
第二天,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了蔣介石的《為汪日密約告全國軍民書》,他說日汪密約把“近衛聲明東亞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體化了,骨子裏暗藏著利刃,比之二十一條凶惡十倍,比之亡韓手段更加毒辣”,他號召中國人民“光複山河,蕩滌漢奸腥膻,報複先烈仇恨”。
同日,中共的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全國同胞起來,反對汪派賣國密約》的社論,指出:“擺在中國人民麵前隻有兩條道路:一條就是堅持抗戰的道路,中華民族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生路;一條就是對日投降的道路,漢奸汪精衛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死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七
後來,還是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陶希聖九死一生的躲過了日軍在香港的搜捕,千辛萬苦回到了重慶。蔣介石對他並沒有一絲懷疑或歧視,也沒有在檔案裏注明“限製使用”,而是給了他極大的信任。
在高陶事件中功勳卓著的萬冰如,又回到家裏做她的主婦,相夫教子,其樂融融。同樣功勳卓著的陶琴薰,則來到西南聯大的外語係,成了一名高材生。
在西南聯大,她結識了同學陳璉,陳布雷的女兒,從此成為肝膽相照的好朋友。她最終拒絕了父親帶她一家去台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她這個好朋友有關。
福兮禍兮?
抗日戰爭結束了,民族矛盾下降了,階級矛盾上升了。說句老實話,蔣先生那一套陳腐的儒家治國方略以及以蔣介石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她那時還不知道這本書是出自她父親的手),根本不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輪》和《論聯合政府》的對手。當時,革命老人謝覺哉就說:為什麽全國進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湧向延安?因為延安有民主。全世界進步人士為什麽稱讚延安,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等於沒有到中國?因為延安有民主。抗戰以來,延安的文化、經濟、軍事各方麵的進步和動員,為什麽全國所不及?因為延安有民主。
陳璉天天給她介紹共產黨的清廉政治,天天給她揭發國民黨的腐敗政治。後來,當陳璉夫婦被國民黨以共產黨嫌疑逮捕的時候,陶琴薰曾發出詰問:為什麽好人都是共產黨?
其實,陳璉已經是老黨員了,隻是陶琴薰不知道而已。1939年,還在讀高中的陳璉就已經加入了中共。畢業後去西南聯大讀書,跟她接組織關係的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後來成了她的丈夫。1947年夏天,陳璉把準備結婚的消息寫信告訴了爸爸陳布雷。陳布雷擔心這個從未見過麵的女婿是共產黨,便托了時任國民政府北平市副市長的張伯瑾去調查。張伯瑾問了吳晗、葉公超和朱自清,吳晗是袁永熙在西南聯大的好朋友,葉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朱自清和袁永熙的另一個姐夫是朋友,他們反饋回來的信息是:袁永熙是個正派的好青年,不是共產黨,有點左傾而已。陳布雷寬慰了,他說:有點左傾沒關係,璉兒找的人總是左的,隻要不是共產黨就好。然而,8月10日陳璉跟袁永熙在北平六國飯店舉行婚禮,蜜月一結束就被捕了。後來特務們沒有查出陳璉和袁永熙的中共黨員身份,被保釋出獄。
陶琴薰一天天左傾,陶希聖看在眼裏,急在心頭。這個一生跟人有過無數論戰的雄辯家,卻一點也辯不過自己的女兒。
不是他辯不過,誰也辯不過。四十年代的時候,美國紐約曾有一場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美國應該支持名正言順代表中國、卻因腐敗而人心盡失的國民黨,還是支持政治清廉、卻與政府分庭抗禮的共產黨?
甲方代表是林語堂以及眾議員尤德,他們支持國民黨。
乙方是史沫特萊以及美國作家福爾曼,他們支持共產黨。
辯題一出,雙方唇槍舌劍,高潮迭起。
然而,史沫特萊僅用一句詰問,讓甲方就此閉嘴——你們聽說過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國來享福嗎?你們見到過有一個共產黨人在美國購置產業嗎?
▲圖為陶琴薰與丈夫沈蘇儒
後來,陶琴薰也戀愛結婚了,丈夫叫沈蘇儒,是比沈鈞儒年輕四十歲的堂弟,新聞記者。因為職業關係,他采訪過許多中共人士,如周恩來、範長江、梅益等。他對陶琴薰說這些人溫文爾雅可親可敬,哪裏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
中共建政後,沈蘇儒去了外文出版社的《人民中國》雜誌社做編輯,而陶琴薰則去了全國總工會的國際部編譯處。
1957年黨號召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陶琴薰認為靠攏黨就要提意見,因此她在鳴放會上做了一個發言,說領導因為她是戰犯的女兒,所以對她不信任。
她因此成為右派。
陶琴薰跟她的好朋友陳璉真是命運多舛,陶琴薰成了右派,老公卻不是;陳璉不是右派,袁永熙卻成了右派。陳璉被迫與袁永熙離婚,帶著三個孩子來到上海,在華東局宣傳部任處長,而且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
1967年11月19日跳樓自殺,年僅48歲。
陶琴薰沒有自殺,她頑強的活著。而且,她一直與父親陶希聖有書信聯係,這是組織上特批的,屬於統戰的一部分。陶琴薰的長子沈寧回憶說:有一次母親讓他陪著去郵局給外公寄了一件景泰藍,母親說再過一個月就要到外公的生日了,我把景泰藍給他做禮物。沈寧望著媽媽,說不出話來。母親繼續說:外公以前跟周恩來很熟,我給他寫過信,要求允許與外公取得聯係,他批準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隻是信件和郵包要經過有關部門檢查。沈寧問媽媽:你愛外公嗎?
陶琴薰點點頭,說:我很愛他,他也很愛我。很多年了,我一直都想念他……
尾聲
1966年春天,陶琴薰患急性類風濕關節炎。文革開始,她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因為彎不下腰,隻好跪在水田裏幹活,最後栽倒在水田裏。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範生的美國來信,並且寄來了美國的特效藥。但她隻收到這一次,之後的全部被查扣。
三年後,1978年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享年57歲。
80高齡的陶希聖在台北得知消息後,徹夜不眠。他想起當初三歲的長女驪珠夭折,曾讓他痛不欲生。如今次女去世,仍然不能親臨悼念。夜深人靜時,他揮筆寫下了這樣幾句詩——
生離三十年
死別複茫然
北地哀鴻在
何當到海邊
▲圖為陶希聖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