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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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的檔案】新華社北京1982年2月19日電: 原北京市出租汽車公司一場汽車駕駛員姚錦雲因犯以駕車撞人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罪，已被依法判處死刑。
殘酷的青春 ——世界以痛吻我，我仍報以歡歌
◎ 沈 睿
多年來我經常想到姚錦雲。她死後的最初幾年，我常常夢見她。至到有一天在夢中她對我說，我再也不回來了，她就再也沒來到我的夢中。
多年來我一直想寫她但我卻沒真正動筆，因為我無法用言辭表達我的切膚的愛和生命的喪失。
我一直在等，等，等到今天，等到我可以說一切而不必痛哭失聲而因噎廢言。等我年齡得足夠而回憶往事，往事因回憶而變得溫馨，美好，就是痛苦也成了財富。
姚錦雲被處決之後，我精神幾近瘋狂。我當時大學剛剛畢業，被分配到水電部。幸運的是，頭幾個月我不必上班，可以完全沉浸在我的悲傷之中。
我到TAM廣場去，在嚴寒的廣場上走來走去，一個人絮絮叨叨地跟想象中的姚錦雲說話。我到姚錦雲撞車的金水橋邊，檢查被撞裂的橋欄，仔細查看那些裂紋，好像那是姚錦雲留給我的字跡。
如今我白發散落在發間，過去的男朋友成了丈夫又成了前夫。那生斯長於斯的古老的、綠蔭掩映的北京成了一個現代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城市。
當年的事故現場
（一）
姚錦雲和我都成長在北京城內西北角地區。從我們的家走到北京的城牆不過五分種，穿過斷壁殘垣的城牆，就是碧綠的護城河。護城河的對麵就是太平湖公園。太平湖公園因為老舍在那裏自殺而成為中國的文化記憶之一，而公園本身，大概在一九七零年左右就不存在了。
姚錦雲的家，直到死前她還在住的家，是五根檁胡同八號，我的家是石碑大院胡同十一號。我們兩個人的家相距不過二百米之遙。
一九九三年在我離開中國之前，那個地區拆遷了。我隨後離開中國，就再也沒有回到石碑大院和五根檁胡同去看過。
一九九八年冬，我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楊永成開著車，帶我在夜晚的北京閑逛。我說，"咱們去看石碑大院吧"。他說，"看什麽看，什麽都不在了，沒必要看"。。
一晃，楊永成突然腦血管迸裂，跨入死亡的門檻，雖說他又回過來了，這位我少年時代唯一的異性好朋友，卻再也無法開車了。
姚錦雲、楊永成和古老的北京，是我的少年時代。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早已過了通常到國外開創新生活的年齡。麵對的是全然的無知，全然的茫然。我那時夢想和他一起建立生活的人，不解而且惱怒地對我說，"你幹嘛來美國？這裏有什麽值得你來？你離開那麽好的工作，孩子，到美國這裏重新開始，你怎麽能開始？你不可能！"
我看著說這個話的人，我們正在陰雨綿綿之中走過俄樂崗大學的圖書館。從圖書館的台階上往下看，空無一人的校園在雨中等待學期的開始，十分寂寥，心中的雨水把我淹死了。我冷冷地對那個人說，"好吧，十年之後我會是一個這裏的教授。我們走吧。"我們就此分手。
也許他是對的，我為什麽到美國來？是因為人人都向往的出國嗎？可是我已不再年輕。我一錢沒有，一文不名，可是我還是來了。
因為，一九九三年，我見到姚錦雲的一個至親的人。他對我說，"你知道嗎，我聽說姚錦雲去美國了？"
如今我在美國住了十年了。我是教授了。可無論我住在那裏，我都喜歡很小的房間，我需要在一個小而黑暗的房間裏，看書，寫作。在黑暗的小房間裏，我覺得踏實。
（二）
恐懼。我們成長在恐懼的時代。
正是這種恐懼引導我看見了姚錦雲站在他們家的院子裏。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冬春的一個中午，也許已經是三月份了。因為我記得看見姚錦雲的背景是那湛蘭的藍天，是冬天清脆的但是你可以感到開始柔和的天空。
那天中午下學的路上，我走過北草場胡同的時候，聽見人們吵吵嚷嚷地，"抄家了，抄家了"。
那個時候，我在西直門第一小學上小學二年級。
那天中午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聽見人們的喧囂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跟著人流跑去看抄家的去。
這真和我的性格不符。我是一個極其害羞的女孩子，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的孩子。可是，一種我無法解釋的好奇心，使我向姚錦雲的家走去，那時我並不認識她。
她的家坐落在南北向的北草場胡同內的西邊的一條東西向的小胡同裏。一進胡同口，我就看到有人在一個坐南朝北的大門口出出進進。我知道那就是抄家的地方，就隨人流進去了。進去一看，是一所不大但是很整潔的四合院。
院子中有幾棵樹，都光禿禿的。還有一個十字甬路，是青灰磚的，通向北房三間，南房也是三間。西方隻有兩間，我麵對著關著門的三間東房。北房有房廊，廊子下堆著很多書報，顯然是倉促的堆在那裏的。
我環顧四周，是我很熟悉的四合院落－－我就是在這種院落中長大的，沒有什麽新鮮的。奇怪的是，院子中並沒有什麽人，我看見也聽見南房中人聲鼎沸，可是院子裏卻很安靜，好像不真實地安靜。
我突然害怕起來，怕人家抓住我說，小孩子到這裏來幹嘛。於是我就走下台階，向右拐，到南房中去了。
南房中的陽光非常明媚。也許是正午的原因，房間中的麵向南的大窗中流瀉著濃濃的陽光。我看見很多人都在伸著脖子看什麽，我也鑽到前麵，伸著脖子看，好像是毛筆字，在發黃的紙片上寫的字，放在一個大的寫字案上。
我並沒有看懂，也不明白是怎麽回事，退出來，我就向外走去。我聽見有人在說，"出去，出去，看什麽看，家都抄完了，還有什麽可看？"
我聽見這個話，恐懼起來，就更急於溜走了。我被那個惱怒的聲音嚇得隻想立刻從這裏消失。我就站在外邊了。我這時才看到在北房的廊柱旁，站著一個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紀大，她顯然早就看到了我，或者她剛才一直躲在廊柱子後也不一定，此刻我們四目相對。
我看到的是一對恐懼的，但充滿憤怒的眼睛。她站在那裏，穿著一件合體的呢長大衣，看著我。我也看過去，看見她和她半躲在廊柱後的身影，她的目光和她頭上湛藍的天空。
陽光泄在她的身上。她好像是一個陽光中的一個影子。我們互相看著，我突然跑起來，倉惶地像受驚的兔子似的跑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麵。多年後，當我們成為無間的好朋友的時候，我向她講我是怎樣第一次見到她時，我對她的印象時。姚錦雲毫無概念。她說她根本就不記得在那天見到過我。她也是下學剛回家，見到家裏出事了，躲在廊柱後，不知做什麽好。
（三）
出事對姚錦雲家不是新鮮的事情。我後來得知，那天我看到的情況是公安局來她家通報她的姐姐自殺了。她的姐姐，比她大三十多歲的姐姐上吊自殺了。
公安局同時搜查了他們家，大概是在找證據。她的姐姐是她同父異母的姐姐。四十年代，和一個美國人結了婚。那個美國人在中國大陸被"解放"之前，回到美國去了。
文化革命初期，她自然被看成是美國特務，挨鬥，挨打，一切可能想見的折磨。一個與美國男人結婚的中國女人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罪證。在一個僅僅因為與外國人交往就是特務的時代，這個女人無法活下去了。她走到北京的郊區，在北京西北的鳩峰地帶，在一棵樹上結束了生命。
當姚錦雲告訴我這些故事的時候，她好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她講的時候也並沒有傷心的表示。我也沒有表示震驚。也許是在那個年代，我們目睹太多的自殺，太多的死亡，所以這些故事都不構成震驚的理由。
我們對自殺司空見慣。我自己的叔叔，我父親的堂弟，那個愛說說笑笑的金爹，那個在一九六五年國慶節騎來一輛平板車，把我們這些孩子都拉上，到東城區糧食局去看電視，看國慶遊行轉播的金爹，也在一九六九年自殺而死。
金爹是一個喜歡熱鬧，歡笑和孩子的人。他每次來我家，都給我們帶禮物來。兩包果脯，一包麥芽糖。在一個糖果和動物餅幹都希奇的年代，金爹帶來的果脯是我們的不可想象的享受。
成年後我多次想過金爹對生活和孩子的熱情。當我有了孩子後，我常常觀察那些來我家的客人。我結論到，凡是對孩子認真關注的人，都是對生活都有一種骨子裏嚴肅和善良的人。
金爹帶來的麥芽糖是我最喜愛的糖果。麥芽糖，嚼在嘴裏，甜香滿口，濃濃的，纏綿在嘴裏。不僅如此，金爹還參加過抗美援朝，還上過大學。他的父親，我的八爺爺是東城區人大代表。金爹談論的事情總是很有意思。
一天，我的父母突然說他自殺了，留下了一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自殺，因為有人說他是"516"分子。"516"是怎麽回事，我並不確切地知道，但是我確切地記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那天，我從高音喇叭裏聽到的《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文化的革命的通知》。
我當時是一年級的小學生，正是中午下學回家的路上，大喇叭的高音讓我覺得很嚴肅，感到什麽嚴肅的事情發生了。聽到金爹是"516"分子，我想到了那個確切的日子，想到我的感覺，但是，對金爹自殺的消息，也許是司空見慣，不記得我怎樣驚異或傷心過。
我們小學的班上，突然轉來的一個同學，叫田彩虹。她膚色黧黑，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她坐在我的旁邊。"你為什麽轉學到這裏來？我也是轉學來的。"我介紹我自己。"我被收養了。"她說。"我的父母都自殺了。我沒有家了，我被這家人收養了。"
她的父親給全家人，包括她的哥哥姐姐都喝了帶毒的牛奶。她和弟弟睡覺睡得早。她的父親試圖給他們灌牛奶，但是因為他們睡得太深，喝得不多，所以，她和弟弟被救活了。
全家的其他人，七口人，都死了。
（四）
我對姚錦雲家的事情知道很多，甚至在我們成為好朋友之前就知道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姚錦雲的媽媽是我們小學校的數學老師。
學校裏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到處都是大字報。一陣一陣的大字報浪潮揭露老師們的老底。我就是在學校裏看大字報知道劉老師的曆史的。
諸如，劉老師是現在的丈夫的小老婆。我記得看過一張漫畫，畫的就是劉老師和她的丈夫，一個禿頭的老頭勾肩搭背，劉老師的嘴畫得紅紅的，腰細細的，一副資產階級的太太樣子。
也許是那張漫畫中流露出來的男女情懷，那個時代這樣的畫麵隻有在漫畫中諷刺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時刻才有，我對那張漫畫印象很深。後來劉老師成為我們的數學老師。
劉老師那時已經四十多歲了。她總是穿著極為合體的衣服，說話時有隱隱的口音，我不知道她是哪裏的人。她很和藹，在她的和藹中，有一種無法描述的尊嚴。我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我，因為，我是一個好學生。
我也知道她的女兒是姚錦雲，是四班的，而我是三班的。我們下課的時候，可以看見彼此，但是從來沒打過招呼，沒有說過話。我一直納悶她是否記得我，記得我們的四目相對。
她不記得，而我卻記得那刻。還有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是一個個子非常高的人，也許有一米九以上。身材魁梧，眉宇嚴正。我每天清早都看到他。他在掃大街，掃北草場胡同的長長的街道。
我對這個魁梧的人也很好奇。他是敵人嗎？敵人怎麽長得並不張牙舞爪呢？反而顯得正氣凜然的。有的時候，我走過了他，會好奇地停下來仔細看他。他也會停下來仔細看我。
我們彼此看著，不出聲。我知道他就是劉老師的丈夫。那個漫畫中的國民黨。我看著他，想，國民黨人就是這樣嗎？高高的個子？筆直的身材？從此，國民黨在我的心中就是一個大高個子的人。
姚錦雲的父親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見過的唯一的國民黨人。後來我才得知，其實姚錦雲的父親並不是什麽萬惡不赦的國民黨，而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的秘書。
抗日戰爭時期，他曾親自給延安送過成千上萬的銀子過去，表示對共產黨的支持。這也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沒有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畢竟，他以為，他是有功於新中國的。
（五）
姚錦雲和我成為好朋友是從中學開始的。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們開始上中學了。小學教改，改來改去，學期從秋季改到冬季，結果我們的小學上了六年半，因為改學期。我們都被分到西直門內南小街的北京第九十八中學。我們也被分到了同一個班。
我們的家住得很近。那個時候，她的家已經從那個四合院中搬出來了，搬到離我的家不遠的五根檁胡同八號。她的家是一間非常小的南房，不到八平方米，住著父母和她的哥哥，她的同父同母的哥哥。
我看到他們家的線裝書，還跟她父親借過"文史資料"叢書看過。從那套書中，我還讀過姚錦雲父親的文章，也學到了很多曆史的知識。她在那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間裏住到至到她被捕。
她死後，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某個部門決定立刻給她家房子。他的哥哥和父母不久搬走了。他們搬到北太平莊附近的一個兩居室的樓房裏。姚錦雲死後，我隻去看過他們一次。因為我擔心如果我去看他們，他們會更為傷心。我寧願消失。
一九六九年二月，中國和蘇聯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中國舉國上下一片瘋狂備戰。備戰中的一步就是把所有留在城裏的階級敵人全都送回老家，免得他們和蘇聯裏應外合。
在這樣的形勢下，姚錦雲的父母也被送走了。父親似乎是送回安徽老家去了。母親到"五七"幹校去了。他們的家和房子也都被政府沒收了。他們兄妹兩人被迫搬到那個不足八平方米的棚子翻蓋的小屋裏。後來她的父母回到城裏之後，也隻好在這個小屋棲身：五根檁胡同八號。
我是在她搬到那裏以後才和她成為好朋友的。而在這之前，我做了一件對姚錦雲的小學時代極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並不知道這件事對她是那麽重要。
當時，紅小兵團的委員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討論發展和批準紅小兵。我記得看到姚錦雲的申請書。我們紅小兵團的七八個人激烈地討論，究竟讓不讓她加入紅小兵。她的出身不好，她的父母都有政治問題。她母親是我們的老師。
我對出身不好這個問題很敏感，因為我自己的出身並不是極為青白。雖然我填報的的是工人，我卻知道家中的焦慮。
看到姚錦雲的出身問題，我就隱隱地同情她，說，"毛主席都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應該批準她。"就是因為我的堅持，姚錦雲成為了紅小兵。
我並沒有對姚錦雲說過這件事，那時我們不在一個班，沒有機會說話。可是姚錦雲卻聽說了這件事。她後來對我說，她一直很感謝我，就因為入紅小兵的事情，而我卻全然不知。
我們成為最好的朋友，後來連我們自己都奇怪。因為我們當初並不覺得彼此怎麽吸引。
可是，共同上下學給我們提供了機會。
那個時候，姚錦雲的父母還沒有從農村或五七幹校回來。我記得跟她到她家去。家裏冷冷的，沒有人。我們拿了東西就出來，我意識到她沒有父母在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把正在寫的小說給姚錦雲看的。
她看了，比我還興奮。我記得她跑來我家，大聲對我說，這是她讀過的最好的小說。我自然也極為興奮，我畢竟，十四或十五歲，剛剛寫的小說被第一個讀者如此讚賞，還有什麽比這個更讓人信心大增的呢？我立刻把她看成最好的朋友。
我記不清這件事是發生在我們發誓成為好朋友之前還是之後。在這個前後，還有一件事使我們意識到彼此是什麽樣的人，而成為了好朋友。
那個時候，中學生在夏收的時候要去農村幫農民收割麥子。我們夏天就到順義縣的農村去。先是"拉練"――拉出去練，走路從學校走到農村，還要背著背包和行李。到了那裏後，住在老鄉家裏，我們就幫助農民收麥子。
我記得姚錦雲和我一組揀麥穗。早上起床，她不想起。我是這個小組的組長，看叫不起她，就和其他同學一起下地了。
出早工回來，班長發現姚錦雲沒來，就問我為什麽不叫她來。我反正對班長沒有好感，就順口說，姚錦雲病了，不能來。我並沒想到班長會去做調查，發現姚錦雲並沒有病，是我"袒護"她。"袒護"這個詞給我印象很深。
班長決定召開班委會，批判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袒護不愛勞動的人。"我對班長這種革命很反感，認為她實際上就是總想找茬壓我一頭，以革命的名義泄私憤，因此，對班委會的批判很不服氣，堅持說她就是病了。
班委會逼迫我說出姚錦雲到底得了什麽病。我無奈，最後說，"姚錦雲來例假了。"班委會成員，男同學，女同學全都立刻啞口無聲，靜呆呆地看著我，好像我扔了一個定時炸彈，誰也不敢動這個話題。
靜默了幾分種，誰也不說話，都看著我。我也看著大家，覺得反正豁出去了。結果，男同學首先表示理解。他們不說話，站起來就開始走了。班長惱羞成怒，也無可奈何。事情不了了之，姚錦雲從此和我成了好朋友。
記得支農回來後的很多夜晚我們倆個人都在五根檁胡同的路燈下聊天。那是夏天的夜晚，我們手挽著手，從我的家走到她的家，再走回來，在胡同裏說個不停。我們都說了什麽呢？我記不清楚了。誰能記得小的時候的每次談話？但我記得我們好像狂喜地發現了對方。
高中的第一個學期，姚錦雲轉到鐵路二中去了。大概就是在姚錦雲沒轉學之前，姚錦雲為我勇猛一戰，壯了我很大的聲勢。
我的眼睛在中學開始近視了。坐在最後一排，我根本看不見黑板上寫了什麽。因此姚錦雲就要上課做筆記，為我做筆記，告訴我老師教了什麽。
班長不知由於什麽原因，似乎格外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她發現姚錦雲和我在課上傳遞筆記本，認為我們在"傳條子。"
"傳條子"是說兩個人在談戀愛或做什麽非法的勾當。那個時候，有的男女生已經在傳條子。班長倒不是認為姚錦雲和我在傳條子，因為我們形影不離，誰都知道我們是好朋友。
她猜測有男生在給我或姚錦雲傳條子，我們彼此在課上交流信息。一次，是上自習課，老師不在。我們學生應該做作業或者看書。當姚錦雲把筆記本給我的時候，班長從她的座位上站起來，來到我麵前，要我把筆記本給她看。我抬頭，"憑什麽給你看？"
"你們在傳條子。"班長自以為理直氣壯。
"你才傳條子呢！"我頂了回去。
"你最喜歡傳條子了。"姚錦雲在旁邊添油加醋地說。
"我告訴老師去。"班長義正詞嚴。
"你去吧，打小匯報去吧，誰怕你呀。"我對班長並不示弱。
班長轉身走出教室去了。那個時候，教室裏總是亂糟糟的好像一個大集市。一些男生開始起哄起來，"傳條子，傳條子。我急於辯解但並沒有人聽我的。有人開始折飛鏢，教室裏飛起了紙疊的飛機，傳條子聲此起彼伏。
突然，姚錦雲已經站在講台前了，不知什麽時候她把她冬天穿的皮靴已經脫了下來，用她的皮靴拍著講桌，聲音震天，她大聲地喊著，"他媽的，你們他媽的也太欺負人了！"她的皮靴聲和她的喊聲，聲音如此之大，全班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都楞楞地看著她。
姚錦雲滿臉通紅，憤怒地說，"我告訴你們，你們從今往後，誰要欺負沈睿，我的皮靴不留情！"
我坐在位子上，目睹我的朋友的勇敢的行為。我的一生沒有一個人曾經這樣保護過我。
（六）
姚錦雲在法庭上
生命真是太美好了，我們都那麽年輕，我們都二十二歲。而且，重要的，我們有汽車－－姚錦雲是出租汽車司機。
在小汽車還是罕見的一九八一年，出租司機是北京當時最驕傲的人，因為他們可以隨時用汽車。"你看我們多幸運！你上大學，學文學，學你最喜歡的東西。我當司機，幹我最喜歡的行當。我們多幸運呀！"姚錦雲開著車，她感歎。
我坐在那輛灰色的華沙牌汽車裏，跟她一起出車。夜晚，她經常要十一點才下班，我就跟她一塊拉客人，等她一塊回家。
忽然有一天，姚錦雲和我抱怨，"我們汽車隊的隊長，丫特孫子。他動不動就把他的臭手放我身上。他一臉褶子，半臉賴肉，惡心得要命，我哪天真得再跟他急。罵丫一頓，他就好一點。"
"怎麽了？"我問。"前兩天我們到民族宮拉客人，在飯店裏等客人。吃飯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司機，我們坐在一起。他把手放到我腿中間，氣得我差點沒把丫椅子給蹬了。當著那麽多的人，我不好發作，他好幾次對我動手動腳了。"
"告他去，"我建議。"得了吧，上哪去告？找誰告？這種事，誰管？"
一九八一年，"性騷擾"這個詞，在美國也是剛剛出現不久。在中國那時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沒有理論的、思想的武器對付欺負我們女孩子的男人，我們不知道怎麽辦，怎麽對付這樣的人。
"咱們出去玩去，解解悶，好不好？"姚錦雲建議。"你有假嗎？"我問。"我有四天假，咱們就去四天，怎麽樣？""那太好了！"我們突然轉憂為喜，剛才的沉重一掃而光。
青春啊青春，沒有什麽憂愁可以阻擋我們對快樂的向往。她加快車速。我們向動物園駛去。也許今天看來，我們真是幼稚簡單，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出租車汽車管理站在動物園門口的南麵，到了管理站後，我站在外邊，她進去了，去請假了。
已經是深夜了。也許是十一點或十二點，我站在外邊，仰頭看繁星滿天的夏夜。北京的夏夜，特別是午夜的時分，是最讓人沉醉的時刻。暑氣已經散掉了，涼氣圍攏過來，乘涼的人都已經躺在涼席上進入夢鄉，整個城市都開始沉睡，安靜下來。我喜歡這樣的時分，好像我一個人在睡夢的城市裏漫遊，好像我在深藍的天空裏悠蕩。
姚錦雲出來了。"他媽的，不給我假，不理他，反正我有四天存休，我想休就休，要不然叫什麽存休？"
"怕不好吧？"我小心翼翼的，沒有她那麽膽大。"你再進去說說，或許他會給你假。"
"我已經說了，丫又裝孫子呢，值夜班沒別人，丫一股賴樣，我不想進去。"我明白了，是那個隊長。"我跟你進去。我們一起去說。"
"甭。咱們走。他沒理由不讓我休。他誠心要占便宜。不給丫這機會。"姚錦雲拉上我，我們扭身就要往外走。突然我們聽到後邊有一個聲音，喊到，"隻給你四天，四天後就得回來！"顯然是那個隊長。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臉。我聽到了他的聲音。姚錦雲轉過臉小聲地對我說，"丫剛才是不是裝孫子？"我點點頭。
第二天我們就乘火車去北戴河了。管他呢，讓那個無恥無聊的隊長見鬼去吧。他不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然而就是他，最終導致以及導演了悲劇的發生。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姚錦雲和這個隊長吵了起來。原因是姚錦雲完成了月行車經濟指標，但是，沒有完成行車裏程指標。說白了，也就是她那個月掙的錢夠了，但是公裏數不夠。
那個月，姚錦雲遇到一個包車的人，那個有錢的包車的人付夠了錢，但是沒有跑足夠的路。姚錦雲也無法彌補這些公裏數。她總不能為了滿足公裏數而無事在公路上開車吧。
隊長對姚錦雲說，"你沒有完成公裏數，所以不給你獎金。"姚錦雲不服氣，"我掙夠了你要的錢，評什麽扣我的獎金？按理說，你還應該多給我獎金呢！因為我既掙夠了錢，又沒有大的消耗，還為國家節約了汽油呢。"
姚錦雲說的是常識。但是，在中國，常識有很多年都被閑置不用。而被運用的是反常識的瘋狂邏輯。多年後我對常識與反常識這種關係想了很多。我甚至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都有自己的解釋，那就是中國終於回到常識的路上來了。
可是一九八二年，中國還在發燒後遺症裏。違反常識的邏輯還是指導日常生活的方針。姚錦雲的常識無法戰勝隊長奉若至寶的所謂國家的規定。而國家規定，在那個時代，就是我們人人都無法逃脫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我們就生活在那個軍規裏。
北島的著名的詩歌《生活》，隻有一個字，"網"。我們就生活在國家規定的所有的網中。姚錦雲無法掙脫這個網。那個隊長得意地說，"國家規定，就是國家規定，我不但不給你獎金，你來跟我吵架，我還要停你的車，不讓你出車！寫檢查！批評你自己對領導的不尊敬。"
那個隊長一定很得意。我們生活中的小人都是這樣得意的。我不知道姚錦雲當時是怎麽回答的，但我太知道姚錦雲的脾氣，她一定是氣得發瘋。
後來有人告訴我，姚錦雲氣得跳了起來，衝到火爐子旁邊，揀起火通條，朝隊長扔去了。
那個時候，辦公室還在用爐火取暖，火爐子上燒著開水，火爐子旁邊有火鏟，火通條等等，那個隊長彎著腰躲過了奔來的火通條。
他此刻是真的又怕又急了，"你說我不講理？你有本事到天安門去講理去！你有本事到天安門去講理去！"
姚錦雲從那個幽暗狹小的辦公室衝出去了。
她順手拿的是別的車的鑰匙。
她起動了車，到天安門去講理去了！
她去了！
她去講理去了！
她到天安門去了！
汽車撞在天安門金水橋西側
這天我正在打行李，把所有的東西往北京寄。大學四年以來，我一共買了八箱子書。我把這些書都捆在紙箱子裏，艱難地拖到郵局，把書和一切我不用的東西都寄回北京。
這天我正式大學畢業了。我分配到了工作，回北京在國家水電部工作。
我在宿舍的門口燒我信件。我不想帶回北京的信件。四年來的信件。包括姚錦雲的所有的信。我為什麽燒信？我真的不原諒自己！當姚錦雲死後，我一千遍地罵自己愚蠢。我把她給我的所有的信都燒了！
這是一個多麽愚蠢，多麽荒謬的舉動。燒信在當時卻不是今天看起來那麽愚蠢。在革命中成長，我們習慣了，把一切都銷毀，不給敵人留下把柄。
姚錦雲寫給車隊領導的字條
（七）
火堆在樓道裏燃燒的時候，姚錦雲開著車向天安門駛去。她在想什麽呢？她是否看到了我燒信的火？恐懼的火焰――我們擔心被發現的恐懼成為我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讓一切都成為灰燼！讓一切都成為灰燼！
她開著車，穿過了西單大街，在長安街上開著，車速極快，火焰燃燒。一個交通警察看到了她，立刻跳上車，追了過來。她從後視鏡中看到了警車。她踩在油門上，把油門加到最大，車速完全失控了。像炸彈從炮口飛出去了一樣。
警笛瘋狂地在後麵響著。警察從沒看到過如此瘋狂的汽車。火焰燃燒到最後一刻。她突然掉過頭來，灰色的華沙牌小汽車突然朝北的方向，朝天安門城樓方向開去了。
從報紙上我得知姚錦雲的汽車在天安門一共撞死五人，撞傷十九人，其中重傷十一人。
我知道生命的可貴，不僅僅是姚錦雲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那些我素不相識的人的生命的可貴。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可貴的。
姚錦雲在獄中寫的悔過書上說，"我希望我的死能引起中國人對中國的製度，官僚主義製度的覺醒。我希望用我的死，喚醒中國人民。"
當政府委派給姚錦雲的律師萬敏在姚錦雲死後找到我們這三個姚錦雲最好的朋友，給我們讀姚錦雲獄中的悔過書，以及給我們的信。他念到這些話的時候，我沉默無言。
走出東單大街萬敏律師的辦公室，我一個人走過天安門廣場。突然注意到，廣場上豎起了很多柵欄，以前的廣場是沒有遮攔的，道路和廣場連成一片。現在，道路和廣場隔開了。我知道這個用意。我甚至想，為什麽不早點豎起這些隔離墩來？
後天，我知道，姚錦雲被槍決那天，在她的簡短的話中，說了四點。第一，是向在這個事件中死傷的人和他們的家屬表示最深深的道歉，第二，提出捐贈自己的身體去挽救別的人，以此作為一點點補過。第三，她要求把一些東西留給朋友。她點名說，請把她的頭發剪下一撮，留給沈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