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時期，有一群在朝鮮的美國人，免受炮火洗禮，過了幾次聖誕節，他們就是被中國人民誌願軍俘虜的美軍。而記錄這一切的，同樣是個美國
戰俘，他拍攝的照片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並因此大發了一筆。
此人是誰？他當年記錄了美軍戰俘們怎樣的生活呢？
大記者“得瑟”被俘
戰場被俘，人所不欲。然而60多年前的朝鮮戰場上，有這麽一個美國人，因為戰俘的身份走了大運。他就是美聯社戰地攝影記者——弗蘭克·諾爾。
來到朝鮮的時候，這位美國老哥已經年近五旬，二戰中他因拍攝一個被魚雷襲擊後的幸存者的照片獲得普利策獎。聽說“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大舉北進，就自告奮勇隨軍采訪。
這天，諾爾開著美聯社專門給他配的軍用吉普車，身穿上尉軍服，腰掛左輪手槍，胸前是一部徠卡相機，車頭上架著機槍，助手坐上是他那條愛犬，隨著美國海軍陸戰一師先頭營，向北開去。這場麵，那叫一個風光！
諾爾開著車，欣賞著冬日的長津湖風光，可能心裏正想：等到了鴨綠江邊，就照張相發給美聯社，標題就叫：全世界第一個到達鴨綠江邊的記者，那再拿一個普利策獎不在話下！
他還在美呢，槍響了。
隻見中國人從四麵八方衝上來，美陸戰一師先頭營的隊伍立馬就亂了。諾爾也趕緊跳下車逃跑，可是左衝右突，到處都被誌願軍給擋回來。他看這回是逃不掉了，心一狠，把他的愛犬一推：你快跑吧！
愛犬跑了，諾爾卻當了誌願軍的戰俘。
不過，諾爾沒有驚慌——我是記者我怕誰！
他被誌願軍押到戰俘營，看到了“聯合國軍”大集合，美國人、英國人、土耳其人等等，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待登記。
排到他了，他神態自若地填完表，從懷裏掏出記者證，往桌子上一扔：先生，我是記者，根據國際公約，你們該放我走了！
諾爾沒想到，桌子後麵那位好像還不到20歲的中國娃娃軍官不慌不忙，操著標準的英語對他說：不對，你是美軍軍官。
諾爾急了：我不是軍官，我是記者！我的職業就是拍拍球類比賽什麽的。
娃娃軍官說：你到戰場上、在海軍陸戰隊裏拍球賽？沒聽說過。
諾爾氣急，一拍桌子：我要控告你們中國人劫持美國記者！
娃娃軍官也一拍桌子，站起來指著他：你穿著上尉軍服，腰裏別著手槍，開著軍用吉普車，車上架著機槍，你不是軍人誰是軍人？
諾爾一看這陣勢，軟了。
弗蘭克·諾爾無奈換上戰俘服（跟誌願軍穿的那種差不多），倒在戰俘營的鋪位上，腸子都悔青啦：麥克阿瑟和那啥戰略谘詢機構，都幹什麽吃的？都一口咬定中國人不會來，還說到鴨綠江邊過聖誕節！得，這下還真來啦（戰俘營就在鴨綠江邊，朝鮮一側），你說冤不冤呐！
從此，諾爾就很消極，沒精打采地在戰俘營裏混日子，常常靠在牆根下曬太陽，看著年輕的戰俘打球什麽的。要是不注意，還以為那是一個從農村參軍的老炊事班長呢。
對於他來說，再也沒有什麽事能引起他的興趣，就是“混吃等死”。
這天，諾爾又在牆根下蹲著曬太陽，突然有樣東西使他眼前一亮：徠卡相機！他的徠卡相機！
諾爾看見，他在戰場上丟掉的徠卡相機，正掛在那個誌願軍娃娃軍官的脖子上。這娃娃軍官正用徠卡相機給打球的戰俘們拍照，那叫一個臭！一看就是外行，逆著光就拍！這不是糟蹋好東西嗎？諾爾一急，身不由己地就站起來迎上去了。
他抓住娃娃軍官：不對！這樣不對！
娃娃軍官回頭看他，把諾爾嚇一跟頭，心想糟糕，肯定又得跟我急！
沒想到，娃娃軍官卻把相機遞給他：那你教教我？
諾爾也不謙虛，抓過相機就拍，不一會兒就圍上來一大堆美軍戰俘，都要他給拍一張寄回家報個平安。
從那以後，諾爾就當上了誌願軍戰俘營宣傳科的編外攝影師。
從此，諾爾來了精神，每天忙忙碌碌，拍啊，洗啊，衝啊，把那點煩心的事都給忘了，他也由此成為戰俘營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
不過，這時候諾爾還不知道，幹這個活計，後來會讓他發大財。
諾爾忙忙碌碌，不覺時間過得飛快，轉眼交戰雙方開始了板門店談判。在板門店，一名中國記者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諾爾在誌願軍手裏這事就被美國人了解到了。
那邊，美聯社設在東京的亞洲總分社的弟兄們聽說諾爾沒死，不禁大大地鬆了口氣。他們轉而一想，得，咱們也別叫“聯合國軍”談判代表團去把諾爾給“撈”出來了，正愁得不到誌願軍戰俘營裏的報道呢，留著他在那邊，不就正好是個美聯社的“獨家報道”嗎？
美聯社知道，這事不能通過“正規渠道”來辦。於是，他們就派專人到開城，尋找通向諾爾的秘密渠道。
在開城，美聯社的人找到了法國《人道報》記者貝卻敵。貝卻敵是澳大利亞共產黨，1951年後任澳共《論壇報》和法國共產黨《今晚報》《人道報》駐北京記者，曾經訪問過誌願軍戰俘營。美聯社就托他跟中國人交涉，讓諾爾作為美聯社特派記者，報道戰俘營裏的實際情況。
這事上報到誌願軍政治部。政治部的人一商量，覺得是件大好事啊。你想，當時西方報道都在造謠，說是誌願軍虐待戰俘，害死的“聯合國軍”戰俘不計其數，等等。中朝方麵發出了很多圖文報道，都被西方媒體以“共產黨的宣傳”為由不予采用，這下美聯社主動找上門來，諾爾又是美聯社的專職記者，他的報道西方不可能再拒之門外吧？於是立即表示同意協助。
就這樣，繞過“聯合國軍”，在諾爾和美聯社東京分社之間，構成了這樣一條“誌願軍戰俘營獨家報道”地下熱線：諾爾拍照——誌願軍戰俘營宣傳科——開城誌願軍代表團——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美聯社駐開城記者站——美聯社東京分社。
美聯社東京分社大喜過望，馬上策劃了一個報道計劃。恰好聖誕節快到了，東京分社就給這次行動起名為“老爸聖誕行動”。因為諾爾當時年紀比較大，早前美軍士兵給他起了個外號——“老爸”。當時諾爾在東京分社的幾名同事商量給他送“節日禮物”，其中圖片編輯邁克斯·迪斯福是諾爾的業務搭檔，諾爾被俘前拍攝的新聞照片稿，都是由迪斯福編輯後從東京電傳到紐約總社的。迪斯福三句不離本行，突發奇想道：“哎! 要是給諾爾送一架照相機去，那會怎樣？”於是，通過“地下”交通線，給諾爾帶去了一台全新的徠卡相機和許多膠卷。
諾爾在戰俘營接到美聯社的報道計劃和要求，差點樂暈過去：這下又可以重操舊業啦。更沒想到的是，誌願軍戰俘營還專門給他配了兩名助手，其中一名就是那個娃娃軍官。而且規定，諾爾享有報道自由，愛拍什麽就拍什麽。
乘著戰俘營歡度聖誕節，諾爾帶著兩名助手，跑遍了鴨綠江南岸的6所戰俘營，每天早出晚歸，把那些戰俘們看家信的、做禮拜的、吃飯喝酒的、打球娛樂的……拍了個遍。
誌願軍戰俘營的聖誕晚會上，戰俘們聚集在俱樂部大堂內點燃蠟燭做彌撒，還特地給誌願軍俘管人員演唱聖誕歌曲，感謝誌願軍的寬大。
聖誕晚餐會的菜肴豐富多彩：有牛排、雞肉、餡餅、炸麵包、蘋果卷餅、色拉等，共8道菜，還有啤酒、白酒、糖果、蘋果、香煙。菜譜是由戰俘夥食管理委員會擬訂、討論通過，由戰俘廚師烹飪製作的。誌願軍俘管幹部參加了戰俘們的晚餐會，向他們表示良好的祝願，讓戰俘們深受感動。
聖誕晚餐會上，諾爾舉起相機，將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場景攝入了鏡頭。他一邊照相一邊笑著對戰俘們嚷道：“孩子們！你們盡管樂吧！我把這些令人難忘的場景記錄下來，不是為了別的，而是要寄回美國去登報，讓我們的親人們看了，知道我們還活著，而且在誌願軍戰俘營活得很好。”
不久，一批由弗蘭克·諾爾拍攝的美、英等“聯合國軍”戰俘在誌願軍戰俘營歡度聖誕以及生活活動的照片，通過地下交通線很快發給美聯社東京分社。東京分社立即轉發全世界，又很快被西方各路媒體所采用。
於是，這個聖誕節，美聯社記者諾爾發自誌願軍戰俘營的攝影報道轟動了整個西方世界，原因很簡單：美國、英國、加拿大、土耳其，幾乎所有參加“聯合國軍”的國家的千萬個家庭，通過他發回的攝影報道，看到了原以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或者以為在監獄九死一生的親人的笑臉，他們在中國人的戰俘營裏，看上去很快樂，也很健康，甚至比離開家的時候還胖了一些。如果這是紅色中國發表的圖片，他們是不會相信的，可這是美聯社發出的攝影報道！它們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弗蘭克·諾爾！
收到諾爾的戰俘營聖誕照片後，美聯社東京分社非常鄭重地送給諾爾一份聖誕禮物。這份聖誕禮物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諾爾的夫人正在高興地看著他的來信，旁邊，正是那條曆盡千險，從朝鮮戰場上“突出重圍”最終回到美國家中的愛犬。
諾爾和美聯社東京分社“地下”進行的“老爸聖誕行動”一炮打響，也惹惱了“聯合國軍”最高層。
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十分震怒。他立即給美方停戰談判代表團新聞發布官納科斯準將下達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製美方記者的活動，不準美方記者“繼續交結共產黨記者”。
1952年2月10日，當時兼任了巴黎《今晚報》記者的貝卻敵，為這件事專門從板門店談判區發出了一篇電訊稿。電訊稿在揭露李奇微下達“禁止聯合國記者交結共產黨記者”的命令後說：“上周美國通訊社和報紙發布了證明在朝鮮北部俘虜營的俘虜個個都顯得健康愉快的照片之後，李奇微捏造的所謂對聯軍戰俘施以暴行的誹謗指控便徹底破產了。甚至連美軍的《星條報》也登載了這些照片……因此，李奇微總部立即莫名其妙地把這事和危害‘軍事安全’與‘談判進展’聯係在一起。美國記者和通訊社不知道為什麽戰俘的家庭在報上看到他們快樂的兒子丈夫的照片而感到的人情的慰藉，會危害‘軍事安全’與‘談判進展’。這些家庭和編輯們對李奇微的高壓手段都深感費解。……最近幾天來，美國記者譴責了李奇微的高壓手段。”
於是美聯社東京分社一不做二不休，為了乘勝擴大戰果，當然更不願意斷絕同貝卻敵的交往。他們悄然繼續通過這條通道，又向諾爾補充供應了一架35毫米徠卡鏡箱、一批照相膠片，同時轉達了來自紐約總社的電報指示，要求諾爾再接再厲，持續供稿。
從那以後，諾爾一發不可收，各種圖片報道源源飛向東京，又從東京飛向全世界。弗蘭克·諾爾名聲大噪，噪出了國界，噪遍了西方，也噪到了東方。在板門店中立區，他成了人們的有趣談資；在戰俘營，他更成了傳奇人物。
諾爾也由此開始發財。美聯社發出由弗蘭克·諾爾署名的獨家攝影照片，不管哪家報紙、雜誌、電視台、通信社采用了，都會乖乖地把豐厚的稿費寄到諾爾的家裏。
諾爾源源不斷地接到妻子的來信，信中除了表達思念之情和絮叨溫馨家常之外，幾乎每封信都要捎帶一條“經濟新聞”：夫人將每一筆收入都記錄在案，在信中便接連向他通報這些稿酬的累計數額，好讓丈夫引為驕傲，感到高興。
從東京的美聯社亞洲總分社也傳來好消息：諾爾的許多攝影作品被廣泛采用後，有的用稿單位直接將稿酬和獎金寄往東京。為此，作為經辦人的圖片編輯迪斯福專門為他在東京銀行開了存款帳戶，隨到隨存，積少成多，等待著諾爾遣返之日一並領取。
後來，誌願軍戰俘營批準戰俘們舉辦戰俘營奧運會，諾爾作為唯一參會的西方記者，發出了大量圖片，又足足地掙了一大筆。
每次，諾爾接到夫人的來信，看完自己的收成，總是偷著樂得合不攏嘴，別人問他：“老爸”，掙多少啦？是不是夠買輛小轎車的了？
“何止小轎車？”諾爾眨眨眼，爽快地回答，“還可以買一幢漂亮別墅哩! ”
據說，隻有誌願軍娃娃軍官真正知道諾爾掙了多少。
有一次，娃娃軍官淡淡地說：也就100萬美金吧。
那可是50年代初啊。
弗蘭克·諾爾，當了誌願軍的戰俘，沒想到卻名利雙收。在戰俘營，他說了不少誌願軍的好話，還寫了一篇短文，稱讚誌願軍的人道主義待遇。他寫道：“中國人慷慨寬大，態度公正，在平時充足供應的份額之外，常供應各種食品。對各國戰俘都一視同仁，對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樣。戰俘們的生活待遇可以說遠遠超過了《日內瓦公約》規定的標準。”
注：但朝鮮戰後回到美國，諾爾又翻臉寫文章說誌願軍的壞話，這也許是受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抑或其本身的“兩麵”性，今已不得而知。
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當晚十點鍾，朝鮮全境實現了停火。
當年8月，弗蘭克·諾爾被遣返回國，他在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戰俘營中，一共度過了不算短暫的2年又9個月時間。他前後在戰俘營中拍攝的新聞照片難以計數，據說光是發表的就有好幾百幅，為向全世界傳播中國人民誌願軍對戰俘實行人道主義待遇的事實起了良好的作用。
諾爾回家之時，美國人民正好沉浸在結束朝鮮戰爭的歡樂之中，美國政界和軍方則處在曆史上首次大失敗的沮喪之中。迫於形勢，迫於民心，美國政府也沒有找諾爾的麻煩，使他得以順利實施他與愛妻預約的為期兩個月的“二度蜜月”計劃。
美聯社對諾爾的順利歸來深感慶幸，對“老爸聖誕行動”的成功更是頗引以為傲，為此還發表文章，宣稱“老爸聖誕行動”是整個朝鮮戰爭中的“一支了不起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