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2015 (497)
2016 (457)
2017 (603)
2018 (637)
2019 (816)
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我的輪椅
史鐵生
坐輪椅竟已坐到了第三十三個年頭,用過的輪椅也近兩位數了,這實在是件沒想到的事。1980年秋天,“腎衰”初發,我問過柏大夫:“敝人刑期尚餘幾何?”她說:“閣下爭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這不是玩笑——問答就此打住,急忙轉移了話題,便是證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額了。
那時還不能預見到“透析”的未來。那時的北京城僅限三環路以內。
那時大導演田壯壯正忙於畢業作品,一幹年輕人馬加一個禿頂的林洪桐老師,選中了拙作《我們的角落》,要把它拍成電視劇。某日躺在病房,隻見他們推來一輛嶄新的手搖車,要換我那輛舊的,說是把這輛舊的開進電視劇那才真實。手搖車,輪椅之一種,結構近似三輪摩托,惟動力是靠手搖。一樣的東西,換成新的,明顯值得再活十年。隻可惜,出院時新的又換回成舊的,那時的拍攝經費比不得現在。
不過呢,還是舊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學和朋友的合資饋贈。其實是二十位母親的心血——兒女們都還在插隊,哪兒來的錢?那輪椅我用了很多年,搖著它去街道工廠幹活,去地壇裏讀書,去“知青辦”申請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裏風馳或鼠竄,到城郊的曠野上看日落星出……搖進過深夜,也搖進過黎明,以及搖進過愛情但很快又搖出來。
1979年春節,搖著它,柳青騎車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風,我們去《春雨》編輯部參加了一回作家們的聚會。在那兒,我的寫作頭一回得到認可。那是座古舊的小樓,又窄又陡的木樓梯踩上去“嗵嗵”作響,一代青年作家們喊著號子把我連人帶車抬上了二樓。“斯是陋室”——脫了漆的木地板,受過潮的木牆圍,幾盞老式吊燈尚存幾分貴族味道……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餃子,讀作品,高談闊論或大放厥詞,真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
所以,這輪椅殊不可以“斷有情”,最終我把它送給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殘哥們兒。其時我已收獲幾筆稿酬,買了一輛更利遠行的電動三輪車。
這電動三輪利於遠行不假,也利於把人撂在半道兒。有兩回,都是去赴蘇煒家的聚會,走到半道兒,一回是鏈子斷了,一回是輪胎紮了。那年代又沒有手機,愣愣地坐著想了半晌,隻好側彎下身子去轉動車輪,左輪轉累了換隻手再轉右輪。回程時有了救兵,一次是陳建功,一次是鄭萬隆,騎車推著我走,到家已然半夜。
鏈子和輪胎的毛病自然好辦,機電部分有了問題麻煩就大。幸有三位行家做我的專職維護,先是瑞虎,後是老鄂和徐傑。瑞虎出國走了,後二位接替上。直到現在,我座下這輛電動輪椅——此物之妙隨後我會說到——出了毛病,也還是他們三位的事;瑞虎在國外找零件,老鄂和徐傑在國內施工,通過衛星或經由一條海底電纜,配合得無懈可擊。
兩腿初廢時,我曾暗下決心:這輩子就在屋裏看書,哪兒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勸說著把我抬進院子,一見那青天朗照、楊柳和風,決心即刻動搖。又有同學和朋友們常來看我,帶來那一個大世界裏的種種消息,心就越發地活了,設想著,在那久別的世界裏搖著輪椅走一走大約也算不得什麽醜事。於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輛輪椅。那是鄰居朱二哥的設計。父親捧了圖紙,滿城裏跑著找人製作,跑了好些天,才有一家“黑白鐵加工部”肯於接受。用材是兩個自行車輪、兩個萬向輪並數根廢棄的鐵窗框。母親為它縫製了坐墊和靠背。後又求人在其兩側裝上支架,撐起一麵木板,書桌、飯桌乃至吧台就都齊備。倒不單是圖省錢。現在怕是沒人會相信了,那年代連個像樣的輪椅都沒處買;偶見“醫療用品商店”裏有一款,其昂貴與笨重都可謂無比。
我在一篇題為《看電影》的散文中,也說到過這輛輪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搖車不準入場(電影院),母親便推著那輛自製的輪椅送我去……雪花紛紛地還在飛舞,在昏黃的路燈下仿佛一群飛蛾。路上的雪凍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親推得沉重,但母親心裏快樂……母親知道我正打算寫點什麽,又知道我跟長影的一位導演有著通信,所以她覺得推我去看這電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樣的大事呢?我們一起在那條快樂的雪路上跋涉時,誰也沒有把握,惟朦朧地都懷著希望。”
那一輛自製的輪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願!但是下一輛真正的輪椅來了,母親卻沒能看到。
下一輛是《醜小鴨》雜誌社送的,一輛正規並且做工精美的輪椅,全身的不鏽鋼,可折疊,可拆卸,兩側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這輛輪椅,還有一件也是我多麽希望母親看見的事,她卻沒能看見:1983年,我的小說得了全國獎。
得了獎,像是有了點兒資本,這年夏天我被邀請參加了《醜小鴨》的“青島筆會”。雙腿癱瘓後,我才記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幹事你就別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家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文革”鬧得我們都隻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臉精神”,赤腳醫生孫立哲的醫道才得突飛猛進,在陝北的窯洞裏做了不知多少手術,被全國頂尖的外科專家歎為奇跡。於是乎我便也給自己立個法:不管多麽厚臉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兒裏湊。幸而除了兩腿不仁不義,其餘的器官都還按部就班,便一閉眼,拖累著大夥兒去了趟青島。
參照以往的經驗,我執意要連人帶那輛手搖車一起上行李廂,理由是下了火車不也得靠它?其時全中國的出租車也未必能超過百輛。樹生兄便一路陪伴。誰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車由甘鐵生騎車推我到賓館),行李廂內貨品擁塞,密不透風,樹生心髒本已脆弱,隻好於一路揮汗、談笑之間頻頻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時我也怕了,托運了輪椅,隨眾人去坐硬座。進站口在車頭,我們的車廂在車尾;身高馬大的樹生兄背了我走,先還聽他不緊不慢地安慰我,後便隻聞其風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個劉樹生竟似隻剩下了一張煞白的臉。
《醜小鴨》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那輛“福”字牌輪椅,理應歸功其首任社長胡石英。見我那手搖車抬上抬下著實不便,他自言自語道:“有沒有更輕便一點兒的?也許我們能送他一輛。”瞌睡中的劉樹生急忙弄醒自己,接過話頭兒:“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隻管報銷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錢呀,他心裏也沒底。那時鐵良還在“醫療設備廠”工作,說正有一批中外合資的輪椅在試生產,好是好,就是貴。樹生又是那句話:“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去買來就是。”買來了,四百九十五塊,1983年呀!據說胡社長盯著發票咋舌。
這輛“福”字牌輪椅,開啟了我走南闖北的曆史。其實是眾人推著、背著、抬著我,去看中國。先是北京作協的一群哥們兒送我回了趟陝北,見了久別的“清平灣”。後又有洪峰接我去長春領了個獎;父親年輕時在東北林區呆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聽著都耳熟。馬原總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說:下了飛機就有火葬場嗎?嚇得他隻好請我去了趟沈陽。王安憶和姚育明推著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時她們還不知道,所謂“給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實是借口,那時我又一次搖進了愛情,並且至今沒再搖出來。少功、建功還有何立偉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艦隊的魚雷快艇。僅於近海小試風浪,已然觸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濤看似柔軟,一旦顛簸其間,竟是石頭般的堅硬。又跟著鄭義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車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時被一塊巨石擋住。大家都說“這車上必有福將”,我心說我呀,沒見輪椅上那個“福”字?1996年邁平請我去斯德哥爾摩開會,算是頭一回見了外國。飛機緩緩降落時,我心裏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學問的話: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國呀!轉年立哲又帶我走了差不多半個美國,那時雙腎已然怠工,我一路掙紮著看:大沙漠、大峽穀、大瀑布、大賭城……立哲是學醫的,笑嘻嘻地聞一聞我的尿說:“不要緊,味兒挺大,還能排毒。”其實他心裏全明白。他所以急著請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學一向是:命,幹嗎用的?單是為了活著?
說起那輛“福”字輪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經過世。大夥兒推著、抬著、背著我走南闖北的日子,都是回憶了。這輛輪椅,仍然是不可“斷有情”的印證。我說過,我的生命密碼根本是兩條:殘疾與愛情。
如今我也是年近花甲了,手搖車是早就搖不動了,“透析”之後連一般的輪椅也用著吃力。上帝見我需要,就又把一種電動輪椅泊來眼前,臨時寄存在王府井的“醫療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時看見了,標價三萬五。她找到代理商,砍價,不知跑了多少趟。兩萬九?兩萬七?兩萬六,不能再低啦小姐。好吧好吧,希米小姐偷著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買的!這東西有趣,狗見了轉著圈地衝它喊,孩子見了總要問身邊的大人:它怎麽自己會走呢?據說狗的智力相當於四五歲的孩子,他們都還不能把這椅子看成是一輛車。這東西才真正是給了我自由:居家可以亂竄,出門可以獨自瘋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給條坡道就能上山。舞我是從來不會跳。球呢,現在也打不好了,再說也沒對手——會的嫌我煩,不會的我煩他。不過呢,時隔三十幾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萬壽山。
誰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
誰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
坐在山上,看山下的路,看那浩瀚並喧囂著的城市,想起凡·高給提奧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是地球上的陌生人,(這兒)隱藏了對我的很多要求”,“實際上我們穿越大地,我們隻是經曆生活”,“我們從遙遠的地方來,到遙遠的地方去……我們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坐在山上,看遠處天邊的風起雲湧,心裏有了一句詩:嗨,希米,希米/我怕我是走錯了地方呢/誰想卻碰見了你!——若把凡·高的那些話加在後麵,差不多就是一首完整的詩了。
坐在山上,眺望地壇的方向,想那園子裏“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想那些個“又是霧罩的清晨,又是驕陽高懸的白晝……”想那些個“在老柏樹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頹牆邊停下,又是處處蟲鳴的午後,又是鳥兒歸巢的傍晚……”想我曾經的那些個想:“我用紙筆在報刊上碰撞開的一條路,並不就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到底是什麽?”
有個回答突然跳來眼前:扶輪問路。是呀,這五十七年我都幹了些什麽?——扶輪問路,扶輪問路啊!但這不僅僅是說,有個叫史鐵生的家夥,扶著輪椅,在這顆星球上詢問過究竟。也不隻是說,史鐵生——這一處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經弄懂了他多少。更是說,譬如“法輪常轉”,那“輪”與“轉”明明是指示著一條無限的路途——無限的悲愴與“有情”,無限的蠻荒與驚醒……以及靠著無限的思問與祈告,去應和那存在之輪的無限之轉!尼采說“要愛命運”。愛命運才是至愛的境界。“愛命運”既是愛上帝——上帝創造了無限種命運,要是你碰上的這一種不可心,你就恨他嗎?“愛命運”也是愛眾生——設若那一種不可心的命運輪在了別人,你就會鬆一口氣怎的?而凡·高所說的“經曆生活”,分明是在暗示:此一處陌生的地方,不過是心魂之旅中的一處景觀、一次際遇,未來的路途一樣還是無限之問。
史鐵生與母親
“文革”初期,史鐵生(右二)和清華附中的同學們在教學樓前
輪椅上的史鐵生為人們留下眾多震撼心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