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等原因,來華求學的外國留學生大多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東方陣營國家領導人的後代。據有關文獻披露,1949—1966年期間,中國先後接受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老撾王國首相貴寧、老撾王國蘇發努馮親王等外國領導人的子女來華留學……
通過查閱中國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檔案,筆者找到了十幾份記錄下老撾蘇發努馮親王子女——阿努馮王子和妹妹若喬馬妮當年在華學習、生活情況的珍貴文獻。這些曾經標注著“絕密”字樣的檔案,至少為我們解密了五十多年前,兩位老撾王室子女在華留學的真實故事。
1960年,蘇發努馮王妃(中排右一)及子女同越南領導人胡誌明(中排右三)的合影,中排左三為若喬馬妮公主,但阿努馮王子是哪一位,尚無法確定
大使館發來急電
1961年8月14日,外交部接到我駐越南大使館的“加急”電報,稱老撾愛國戰線向我方正式提出,將派蘇發努馮的兩個孩子前往中國留學。8月30日,駐越使館再次發電報,報告蘇發努馮一子一女的情況和學習要求:
阿努馮·蘇發努馮
男,又名阮文明,勞動青年團員,1940年生,高中畢業,精通越文、泰文,略懂中文,希望入我工科大學電力係水電專業學習。
若喬馬妮•蘇發努馮
女,又名阮嬌娥,1944年生,在越南二級普通學校8年級學習(相當於我國高中一年級),懂老文和越文,略懂俄文,不懂中文,希望繼續入中學學習,並另學些音樂。
蘇發努馮是中國人民敬重的國際友人,出身老撾皇族的他,素有“紅色親王”之譽。老撾人口隻有六百萬,但地處要衝,與中越泰緬柬等五國接壤,被漸入越戰泥淖的美國視作必須拔掉的“東南亞瓶塞”,而蘇發努馮親王放棄優渥的生活,領導民眾投入抗美救國鬥爭,也因此被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稱為“偉大的愛國者”。
蘇發努馮親王
對於老撾方麵的留學請求,外交部非常重視,姬鵬飛、廖承誌等國家對外文委、外交部領導先後作批示,並具體要求:
一、安排他們到外國留學生預備班學習中文,待中文學好後,再根據其專業要求安排到有關學校學習;
二、生活待遇方麵全部費用由我方負責;
三、了解他們生活和學習的情況,解決他們生活和學習上的要求,以及假日和節日時的某些特殊照顧。
幾天後,外交部給我駐越使館電:“同意蘇發努馮的兩個孩子來京學習,請向寮方表示歡迎。”為表示我方的誠意,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在途經越南時,還專程與老撾有關人士碰麵,就兩兄妹赴中國留學日期進行最終確定。
9月25日,搭載著蘇發努馮兩位子女的國際列車抵達中國首都北京,在新華社記者兼老撾語翻譯孫士宗的一路陪同下,阿努馮王子和妹妹若喬馬妮公主,正式開始了在華的留學生活。
《新華日報》刊登的有關蘇發努馮親王訪華的報道
王子公主隱姓埋名
阿努馮兄妹抵京後,被安排入住北京和平飯店,為了保護其人身安全,在征得兄妹同意後,隻公開他們的國別,不公開他們的真實身份,對外一律以阮文明、阮嬌娥相稱。
起初,北京幹燥、寒冷的天氣,令從小在東南亞濕潤氣候區長大的兄妹有些不適應,妹妹還患上了感冒,但在中方工作組的悉心照顧下,他們很快就渡過了水土不服這一關。見兄妹倆行李單薄,外交部、對外文委撥出款項,由專人陪同前往北京王府井百貨添置冬衣,購買了包括西服、厚呢大衣、毛衣毛褲、絨衣、棉毛衫褲、棉鞋、棉帽等在內的禦寒物品,人均花費五百多元,這在當時相當於一名普通大學生技術員一年的收入。
開學後,兄妹倆正式成為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學生,日常食宿由學校提供,每人每月再補貼生活費一百元。經國務院同意,確定成立由外交部、教育部、對外文委、外國語學院組成的工作組,對兄妹倆的學習和社會活動各盡其責。
1961年,阿努馮、若喬馬妮兄妹來華後入讀北京外國語學院。圖為上世紀50年代末的北京外國語學院
阿努馮王子和若喬馬妮公主也不負所望,學校向外交部匯報他們的學習情況時,特別提到:
他們學習非常努力,態度認真,接受能力較強,成績較好:阮文明都是5分,阮嬌娥多是5分很少是4分。
一個學期結束,兄妹倆留在北京度寒假。當時正逢中國傳統新春佳節,陳毅副總理和夫人張茜,邀他們去做客,和陳家老少一起吃團圓飯,並在餐後觀賞了最新拍攝的中國電影《花兒朵朵》。若喬馬妮和陳毅的小女兒一見如故,對小女孩的鋼琴表演讚不絕口。告別時,陳家幾個孩子,還合作了一張祝賀春節的賀年卡送給兄妹倆,讓他們雖然遠離親人,也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溫馨。
蘇發努馮親王(左一)等訪華,左二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副部長陳毅
更令阿努馮和妹妹欣喜的是,周恩來總理也接見了他們。若喬馬妮事後興奮地向中國朋友回憶起這次碰麵:“周總理一見麵就問長問短,關心我們在中國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他很親切。”
戀情驚動西花廳
就在阿努馮王子和妹妹逐漸融入中國的學習和社會生活時,一件誰也沒有想到的事發生了。
18歲的若喬馬妮,有著遺傳自母親的秀麗容貌。她身材高挑,熱愛舞蹈和音樂,性格也十分外向活潑,在留學生中非常出眾,成為不少同學心目中的“娜塔莎”。過生日時,蒙古、保加利亞的一些留學生為她舉辦了一場宿舍舞會,一直慶祝到淩晨時分。在此之後,她就和來自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巴爾敦爾走在了一起。
1938年,蘇發努馮和妻子薇昂堪(原名阮姬南)在越南結婚
當時,校園戀愛在中國是一個禁區。為了保證學生在校期間的正常學習,教育部門普遍抱著“嚴格禁止”的態度,對於學生的戀愛問題,一律發現一起,製止一起。即便是留學生,也是同樣的處理方式。但對若喬馬妮的戀愛,讓眾人感到有些棘手。
對此,阿努馮王子的態度和校方是一致的。他私下多次勸說妹妹,告誡她“戀愛會影響學習”。北外也派出品學兼優的中國女學生主動和公主接近,希望拓寬她的交際圈子,時任中國駐越南大使何偉的夫人孫以謹還專程去看望。但眾人的開導,卻讓若喬馬妮產生了逆反心理。她認為“學習期間不要談戀愛的原則是對的,但她是例外,因為她的愛是美好的,真正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若喬馬妮也確實力求把事情公開化,甚至將關係更進一步發展。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
“兩人在教室走廊接吻,被老師看見”,“上課時經常走神,在課桌抽屜內寫著‘娜塔莎+巴爾敦爾’”,“在筆記本中寫著‘我們是秘密的朋友’”,“巴爾敦爾經常騎自行車帶阮嬌娥在院內玩,也經常到阮的房間去”。“阮文明去其妹處,敲門許久不開,其妹先說在溫習功課不開,阮文明堅持非進去不可,其妹無法隻得開門,見阿留學生在其妹房中,兩人麵色蒼白,十分窘困,阮嬌娥竟向其哥說:‘我在跟他睡覺,你來照相吧。’並說將來一定要跟他走等等。”
為了不影響在前線指揮作戰的父親,阿努馮隻能悄悄地向母親求助。蘇發努馮王妃寫信勸阻女兒,要她“不隻是以母女關係看這封信,而要看成黨、國家和人民對她提出的要求”。
但是,母親的苦口婆心,似乎讓若喬馬妮的態度更為堅硬。她回信道:“我的愛如要受到阻礙,我將犧牲一切。”遠在千裏之外的蘇發努馮王妃心焦如焚,隻能向中國外交部求助,表示“必須堅決斷絕”女兒的戀愛關係,希望“中方能與阿爾巴尼亞方麵談話”“派人住在女兒的房間並經常和她接觸”“設法將他二人調離開”。
由於公主身份特殊,且牽涉兩國友好關係,外交部將若喬馬妮戀愛情況和蘇發努馮王妃的意見,直接上報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
根據周總理、陳毅副總理所作“步驟上不能太急,方式不能太生硬”的指示,1962年4月,外交部召集教育部、外語學院共同研究,確定具體做法:
第一步,由教育部李濤同誌約見阿爾巴尼亞駐華使館人員,向他們說明阮的身份,阮父母的態度,講清道理,協助使巴爾敦爾逐漸與阮疏遠。
第二步,學校與阮文明要達成默契,不要給阮嬌娥太大壓力,注意了解她最新的情緒。
第三步,請與兄妹熟悉的中國駐越南大使何偉的愛人孫以謹,出麵邀請阮嬌娥外出春遊散心。
通過多方努力,事件有了轉機。由於經受不住來自各方麵的壓力,阿爾巴尼亞小夥子巴爾敦爾率先退縮了。
他向使館人員表示“此事不能怨他,開始是阮嬌娥追逐他,日子久了,他也動搖了,對阮嬌娥產生了感情。但從未想到要她做自己的妻子”,還承諾,自己將“逐步地有禮貌地與阮嬌娥疏遠和斷絕來往”。
1962年6月,外交部再次召集教育部、外國語學院共同研究,考慮到“暑期已近,正在考期,不宜采取斷然調離方法,決定由學校再對雙方進行工作,要他們在此期間集中力量考試,使關係冷淡一些。待學期結束後(7月7日),再設法立即將他們分開”。
一個月後,隨著暑假的到來,這場風波終於如眾人所願地漸漸平息。
1962年末,走出失戀陰影的若喬馬妮,告別哥哥和友人,轉入蘇聯國際關係學院繼續深造。對於當事人來說,這樣的結局未免令人生惜,但在當年的曆史背景下,卻又是一種合乎情理的必然。
周恩來總理在一次與蘇發努馮親王的會麵中,曾專門為此事致歉,表示“是我們沒有管教好”。蘇發努馮親王告訴總理,中國給孩子創造了極好的學習條件,自己感激不盡。
來自鄧小平的鼓勵
和現在的公派留學生不同,當時阿努馮和妹妹的學習,更多的是背負著國家所賦予的使命和重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他們帶來了精神上的負擔。
來華之前,關於阿努馮所學專業,蘇發努馮親王早已代為定奪。親王青年時留學法國,學習公路橋梁設計,是一名優秀的橋梁工程師。他為兒子選擇相近的水利工程作為大學專業,因為深知今後國家建設急需基建人才,希望兒子能夠子承父業。
1962年9月,阿努馮進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水工結構水電站建築”專業學習,第一學期的必修課程中包括高等數學、普通化學、畫法幾何及工程畫等科目。由於中寮兩國的教育差異,在清華為阿努馮安排的一次摸底考試中,“幾何、代數、三角共8個題,隻做了一個,還錯了半個”。
客觀來說,阿努馮隻有一年的中文底子,對他而言,一下子轉變了整個課堂語言環境,無異於雪上加霜。清華同學都是來自中國各地的尖子生,和他們一起聽大課,阿努馮卻連老師在說什麽都弄不懂,勉強隻能記下些筆記。這令他一度產生厭學的情緒:
十一周應上課181學時,他缺課89學時,占全部上課時數的49%。高等數學、普通化學、畫法幾何應有30次作業,他隻交過2次。
外交部聯合教育部、清華大學共同研究,為了對阿努馮的培養負責,必須加強幫助,在學習上要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馬虎,決定:“停止他現在所學一年級的課程,專門配備老師,為他補習數理化基礎課程,先打好基礎。到明年(1963年)暑假後,讓他再從一年級學起。這樣,學習期限將延長一年。”
得知阿努馮在中國遇到學習困難,蘇發努馮親王還專門致信中方:
這孩子和我長子一樣最喜歡參加政治和社交活動。而學習精神很差,不能集中精力主要搞學習……如他有不好之處,請學校直率地寫信告訴我,並請促他寫信詳細向我匯報思想和學習情況。以後中國同誌認為怎樣好就怎樣教育他。
自右至左:蘇發努馮和範文同、阮友壽、西哈努克等東南亞國家領袖出席國際外交活動
受蘇發努馮夫婦全權委托,外交部出色的女外交家龔普生作為阿努馮在華的監護人,代為履行家長職責,經常和他促膝長談,鼓勵他克服眼前的學習困難。
清華大學校長、著名的教育學家蔣南翔,也就阿努馮的學習問題“對症下藥”,並拜會了蘇發努馮王妃,他分析認為:“阮文明有不少長處:他關心政治,對中國友好,而且稟賦好,漢語掌握得較快,平時愛好體育活動。阮文明是具備學好專業的條件的。”
外交部委派女外交家龔普生擔任阿努馮在華監護人,代為履行家長職責。圖為龔普生、章漢夫夫婦
那個年代,向雷鋒學習,已是舉國上下的全民行為。清華同學們發揚“雷鋒精神”,熱情幫助阿努馮學習理工科課程,教師們也放棄自己的休息,在課外再為王子開小灶補課。和他住在同一間宿舍的中國同學,每天除了自己上課,還要花個把小時去幫助阿努馮完成功課。
在眾人的努力下,王子的學業終於有了可喜的進步。在清華大學致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有這樣的文字:
阮文明這一段時期學習比較正常。學習上沒有缺課,基本完成了作業。數學課與工程畫課分別進行過臨時測驗,成績都為良好(4分)。根據阮本人的要求,在三月十八日我們為阮安排了一次水利係各實驗室(水工結構實驗室、水力學實驗室、土力學實驗室)的參觀。有一個實驗室是由一位副教授給他介紹的,參觀後阮反映,還有許多專業的東西不懂,對有副教授給他介紹很高興。
蘇發努馮夫婦在老撾解放區
蘇發努馮在北京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時任國務院代總理的鄧小平同誌也非常關心阮文明的學習情況,他特別批示,要求我方認真做好阮文明的思想工作。1964年,阿努馮王子在釣魚台國賓館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會麵過程中,鄧小平同誌關心地詢問了阿努馮在北京的學習生活,並鼓勵他克服目前學習上的困難,爭取早日學成歸國。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阿努馮王子中斷清華學業,選擇回到了戰火紛飛的老撾。
回國後,阿努馮主動向父親提出:要像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去陝北農村鍛煉一樣,也到最艱難、最窮苦的地方去經曆風雨。但充滿悲劇色彩且令人唏噓的是,這位躊躇滿誌的年輕人,在老撾山區村寨工作期間,遭敵對武裝勢力暗殺,死時不到三十歲……
從某種角度來說,阿努馮王子和若喬馬妮公主的故事,亦成為那個年代外國領導人子女留學中國的一個真實縮影。無論其結局是否圓滿,想必會在主人公後來的人生歲月中,銘刻下無法抹去的中國痕跡,也留下了一段段見證中國對外友好交往的生動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