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中國革命的“另類”參與者 （ZT）

 

□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人

李敦白晚年憶述時，他慨歎當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中國一呆三十五年，並深度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把一生最好的年華留在中國。
 

對中國而言，20世紀無疑是一個革命的世紀。在這一過程中，有各式各樣的參與者，除了大批理想主義、激進主義者積極投入外，還有千千萬萬不革命和不知革命者被動卷入其中，或隨波逐流，或成為革命的對象。但無論是主動參與者還是被動參與者，隻要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往往難以自我主宰。

另一方麵，與辛亥、北伐之國內革命相比，共產革命更有“世界革命”的國際聯動性。“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僅僅是口號，亦落實在行動中。

那些參與中共革命的洋人，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扮演過什麽樣的角色，有過怎樣的境遇與情懷，其國際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又有怎樣的分際與張力，這些都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可惜，當年的參與者，留下詳細資料的並不多。而有一位比較例外，他晚年留下了兩部相當翔實的回憶錄。此人即是美國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傳奇，入大學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又因為“二戰”的機緣，他以美國軍人的身份來到中國，然而沒有打過一天仗即趕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卻和昆明的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頭。地下黨負責人建議他去延安教毛澤東學英語。他乃設法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身份留在中國，繼而於1946年秋轉赴延安，從此開始他投身中國革命長達三十餘年的曆程。晚年憶述時，他慨歎當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中國一呆三十五年，並深度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把一生最好的年華留在中國。

三十五年間，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國對外廣播的專家顧問，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為中國最積極也最具影響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風雲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廣播事業局局長；而其人生“低穀”，是兩次被誤認為美國間諜而入獄，被單獨監禁長達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革命，並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體驗的外國人，李敦白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經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後，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記憶中的，將是一種什麽樣的情懷與心緒？作為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國人，他對中國革命又有著怎樣的認知和思考？

 

1964年1月18日，毛澤東會見李敦白（左一）、愛潑斯坦（左二）和斯特朗（右一）

     正是懷著這樣的期待，最近閱讀了李敦白的兩本回憶錄：一本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紅書”），一本是《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曆史》（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簡稱“我書”）。兩書各有側重。“紅書”依時序重點回憶了35年的中國歲月；“我書”則貫穿其整個一生，對前書所缺失的前後部分作了補充，並用相當篇幅描述了他與中共高層及眾多社會知名人士的交往與印象。

一般人寫回憶錄，最常見也最難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後見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選擇性憶述。而李敦白的回憶，不僅呈現出罕有的坦誠，且盡量避免“後見之明”的影響，試圖“再現”自己“當年”的所思所為。書中描述了一個充滿理想的美國男孩是如何被中國的革命者點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傾其所有獻身中國革命，但同時也如實述說了這些夢想後來又怎樣引領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

不斷提醒自己，要“比紅更紅”

“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汙點”。李敦白為了避免再犯錯誤，隻有“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緊跟的結果，當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遠。”

圖：李敦白早年在中國留影

 李敦白自述，他19歲加入美國共產黨時，隻是想爭取“黑白平權，男女平等，勞工權益，學術自由”。他和他的美共同誌們並非真正要在美國搞革命，雖然都崇拜斯大林，也學聯共（布）黨史，卻無意把美國建成像蘇聯那樣的國家。這也許意味著各國共產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情形。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之所以對這位來自美國的年輕人特別熱情和感興趣，在李敦白看來，是中共當時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語為英語的人加強其對美宣傳。聶榮臻曾告訴他，等中共獲勝後，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來進行戰後重建。他從李先念那裏也聽到過類似的說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後，希望與美國建立正常友好的關係，除了經濟上的考慮，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間，願意與蘇聯、美國及歐洲各國同時交往，而無意僅僅依靠蘇聯。

此亦可見中共後來的“一邊倒”是國內外局勢演變的結果，並非中共意識形態的必然產物。（紅書41、我書195）

李敦白憶述中還提到這樣的細節：當時美軍在延安設有聯絡處，擔任華盛頓與延安之間的聯絡任務。每逢周五晚，美軍聯絡處即與中共高層分享美國電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國人非常喜歡那些美國電影，即使是最高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以及邊區的軍事將領王維舟、王世泰等，隻要有空便來看電影。“他們對銀幕上的美國充滿了好奇和羨慕，我可以感覺到，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富庶的國家，與官方論調完全相反；而對蘇聯，這個理應看齊的對象，倒似乎沒什麽興趣。”（紅書51）在後來與毛澤東的交往中，李敦白進一步體察到毛對美國非常有興趣。毛不僅願意跟李敦白談美國的情況，甚至喜歡翻閱美國的流行雜誌，看看裏麵的照片。（我書290－291）在當冷戰的氣氛越來越濃，中美關係日趨緊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雖然猛批“美帝國主義”，而美國人在中國還是相當受歡迎。李敦白記起上大學時，美共書記和他聊天時曾說過的一句話：如果美國或英國的共產黨員有一天到印度、中國去，印度和中國的共產黨員永遠不會相信他，因為他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時間太長，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來的人，他們都不會相信。李敦白晚年回憶時，認為自己的經曆已證明這不是事實。然而，他兩次冤獄的罪名均是“美國間諜”、“美國特務”，又似乎證明美共書記的話不無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認，若不是美國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運動中也許不會那麽“左”，那麽激進。因為他是美籍中共黨員，為了獲得中共黨組織的信任和好感，不斷提醒自己，要“比紅更紅”。“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汙點”。尤其是坐過六年監獄出來後，“我害怕再犯錯誤”，“我做的每件事都帶有著強烈的動機，就是證明自己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我私底下盤算，如果我能‘紅’得徹底，就能避免在將來再次遭到懷疑和攻擊。”“我害怕組織對我的猜忌永遠不會終止。”“我也想要歸屬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並未因監禁一事而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紅書122）為了避免再犯錯誤，隻有“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緊跟的結果，當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遠。”（我書93－94）

這樣的心態，甚至表現在他擇偶時的考量。第一次入獄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國姑娘魏琳結婚，等他出獄時，魏琳早已改嫁。當他準備再婚時，更多從政治上考慮，所選擇的對象玉琳雖不漂亮，但“是一個優秀堅定的黨員，其無產階級背景更無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幫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我需要這樣的伴侶讓我遠離麻煩。”（紅書128）當然，重出身和政治麵貌的擇偶觀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

在之後每次政治運動來臨時，李敦白總是焦慮自己再度被誤解，因而總是積極投入。“如果我積極參與這個運動，就可以保護自己不再被誤解。”（紅書125）反右運動開始後，上麵要求他所在的廣播事業局必須“揪出”一名右派分子，雖然他認為廣播事業局沒有一個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標準，然而他仍協助單位領導將陳為熙劃為右派，其後反右運動波及他的朋友溫濟澤頭上時，他雖然內心認為溫氏冤枉，但仍參與了批鬥溫濟澤的大會。李敦白承認，這是他第一次參與迫害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朋友，而他這樣做，是求自保，因為他當時最大的焦慮是覺得自身難保。“隻要風吹草動，我的心髒就開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紅書142－143）

李敦白1921年出生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年輕時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二戰結束時來到中國，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曆程。他與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鎔基等，都有私人交往。敘述中他披露了領袖人物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大量細節，彌為珍貴。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曆。個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著曆史的華章與瘋狂，發人深省。而李敦白對理想矢誌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贖與療治，於中國讀者則深具啟發價值。李敦白稱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來的天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與妻子重回美國創業，生活美滿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對中國發展的關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編寫嚴謹、規範的口述史著作。

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
 

如魚得水，積極參與“文革”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
 

圖：李敦白文革期間留影

 如此這般的心緒，似乎是身為外籍人士參與中國革命時的異樣情結。其實也不盡然。李敦白坦言，“文革”開始後，批鬥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梅益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支持者、保護人、上司、顧問和朋友。”“我認為他真誠關心革命，也是行家裏手。同時我也有個人顧慮。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關係親密，我擔憂自己會被打成同謀，或是故意隱瞞情報，以便保護他。”為了與梅益劃清界限，李敦白最終選擇參與到批鬥梅益的行列中。應該說，因為“怕”而緊跟，隻是李敦白心結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當他第一次出獄後，被組織安排擔任廣播事業局的中層領導，他感到重新獲得了信任時，又有受寵若驚之感。李敦白自我剖析說，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我書89）在這“黃金十年”間，他獲得了毛澤東親自封給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政治封號。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時期入黨的老黨員，是外國專家中僅有的幾個中共黨員之一。而其他幾位入黨的外國專家並沒有得到像他一樣的政治待遇。當時中國政府讓在華外國專家享受極高的物質生活待遇（如外國專家的薪水大約是其中國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則將他們隔絕開來。隻有李敦白等極少數人例外。

李敦白說：“除了我和喬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國人還是與他們所喜愛的中國隔絕。在北京的外國人大部是教師、語言專家，或是科學家，他們被奉為上賓，但同時又被嚴格隔離。”一般外國專家不能隨意接觸中國同事，他們的苦悶是與中國社會相對隔絕，十分孤獨。為了克服孤獨感，這些外國專家組織了各自的學習小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國專家群體中獲得優越的地位。其他外國人都迫切地想要獲得外麵的消息，而他因有內部信息來源，很快就成為這個團體裏的明星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李敦白自認為獲得了中共最高層的信任，成為中國政府對外聯絡的某種管道和彰顯無產階級革命國際性的“道具”，也因此獲得了與上層接近的良好機會，每年均有機會見到毛主席，自我感覺成了符號式的“通天”人物，具備相當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讓他參與《毛澤東選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更讓他倍感榮耀和信任。他認為自己在“文革”前，事實上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所以，我之成為“文革”風雲人物，某種程度可以說是‘勢之必至’”。這樣一種被信任的高度自得，與前述的那種可能被疑忌的高度焦慮，竟然並存於李敦白的內心深處。兩種看似極具矛盾的心境，卻殊途同歸地引發和推動他走向行動上的極左。李敦白憶述其“文革”初期的風雲際會時直言：“政治權力的致命吸引，呼風喚雨的巨大幻覺，也讓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書94）當他1967年再度被監禁時，有外國專家在友誼賓館貼出大字報，說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認，“話雖傷人，卻是實情。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我書89）那麽多“文革”中呼風喚雨的人物，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自我剖析在革命狂熱背後所潛藏的權力私欲。

但也絕不可否認和無視，在李敦白“左”的背後，最突顯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義情懷。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觀原因時，首先言及“我二十歲前參加美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在美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本身就是極左行動。純潔的理想主義與蘇式教條相結合，‘左’成為我的思想底色。”（我書93）這一點，即使在後革命時代亦毫不令人懷疑與貶斥。今天我們如何“重返”當時的曆史語境，去了解和理解當年革命者的所作所為，其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敦白承認“反右的時候，我當時不覺得不對，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確實應該改造。”（我書202）在他的印象中，當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時，大多數的北京市民和郊區的農民其實並不認同。當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鳴放文章後，許多憤怒的工人和郊區農民擁到他家抗議。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來電台鳴放的學者印刷講稿。工人說，“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我書295）直到晚年回憶時李敦白仍堅持認為“當時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觀念相距很遠，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眾的心理。”（我書295）

 老年李敦白

對於“文革”初期的所思所為，李敦白作了更直率的陳述。“文革”伊始，“一想到運動即將風起雲湧，我仍忍不住興奮起來。”“我渴望參加‘文化大革命’”（紅書201－202）上麵有通知不許批評外國專家，他第一個站出來，貼出一張自我批評的大字報，一夜之間竟成了英雄，“我通過了考驗，我成功了！”“我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卻覺得非常好。”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周總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聽了江青的。我當時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周總理當然擁護革命，但屬於老一輩，不如江青先進。”（我書200）

選擇歸國是因為對新時代疏離

李敦白選擇回美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中國告別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適。

圖：李敦白與妻子王玉琳

如果說，李敦白最初確實被造反派的行動所激勵，認為那就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民主”，就是他從青年時代就開始追求的為人權而爭的戰鬥，那麽，後來的異化和演變很快讓他迷惑。他發現，毫無節製的自由民主，迅速渙散成無政府狀態，“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獨立自主，樣樣事情變得一團糟。”“人人有主意，個個有道理。”其結果是，舊造反派剛掌權，新的造反派隨之而起。當麵臨新造反派挑戰時，舊造反派力圖獨享權力而無意共享，並立刻將之前的自由民主訴求拋諸腦後，轉而運用手中的權力毫不留情地鎮壓挑戰者。

令李敦白深感困惑的是，既然“造反有理”，憑什麽隻許自己造反，而不許別人造反？然而若允許再造反，再奪權，又勢必形成“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循環造反局麵，如同當年魯迅所譏諷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之怪象。當親眼目睹“被壓迫者在他們取得權力的瞬間搖身一變成了壓迫者”時，李敦白實在無法容忍。而當他天真地嚐試讓新舊造反派團結和共享權力時，自己卻淪為派係權鬥的犧牲品，換來的是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涯。

然而，即使在十年監獄中，李敦白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他期待中國可以因此建立高度發達的民主，所以對“文革”一直滿腔熱情，即使看出問題也要堅持，以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就能達到理想的彼岸。從監獄出來後，思想也沒有完全轉變過來：“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我書204）

李敦白說，自從到延安之後，一直到第二次出獄，從來沒有想過要回美國，自以為會終老中國，把自己的熱情、才情和深情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中國。然而，1980年初，他卻選擇回美國定居了。他選擇回美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中國告別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適。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這樣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有些問題，如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後報紙上不允許討論。看完這個文件，他就對妻子說，看來我們該走了。很快，他就攜全家離開了中國。他深有感慨地說：“曆史在這裏拐了一個彎，它的理想、目標、途徑都與我年輕時代所追求的不一樣了；在這個拐彎處，我選擇了回到我的出發點，而不再像前幾次那樣順流而下。我對新時代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我書258）而對於他的歸國，在華外國專家普遍有意見，他們覺得“離開就是背叛。”（我書246）雖然如此，晚年李敦白仍堅信，“選擇中國，選擇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的幸運。”（我書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