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大伯薛嶽 (ZT)

 

因為出生於《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年，粵北山村的一個普通農家孩子被父親取名“仰嶽”，意為敬仰嶽飛，不忘自己民族經曆的屈辱。長大後，這個農家孩子將名字改為一個單“嶽”，以更加重“身體力行”的意味——這個名字蘊含的意味，似乎也在冥冥中暗合了這位農家子弟一生的軌跡，他，便是抗日名將薛嶽。

1896年出生到1998年去世，薛嶽是民國史一個重要的親曆者和見證者。晚年的薛嶽和二弟薛孟達、三弟薛仲述，在台灣南部嘉義鄉間，過著閑雲野鶴、與世無爭的半隱退日子。薛仲述的獨子薛維忠，也成了這段歲月一個獨特的觀察者。“大陸的記者要寫我大伯的故事，說實話我真的很意外。”一直微笑著的薛維忠很坦誠地說。

國共之間

說來有意思，十幾年之前，我跟太太去湖南張家界旅遊，在長沙機場等飛機的時候，我太太去書報攤閑逛，看到一本雜誌封麵上有《蔣介石的十大名將》的標題，是大陸出的，她就買了下來。飛機上，我們倆翻看這本雜誌，越看越覺得奇怪：我們家跟中共好像有那麽一點不太愉快的過去，可是這“十大名將”中有9個都被罵得狗血淋頭，怎麽到了我大伯薛嶽這裏，卻沒怎麽挨罵?

類似的事情還有許多。每一次我們回大陸，都有一些人因為我們的“薛”姓而和我們談論起薛嶽，雖然他們未必知道我們的家世，但是談起薛嶽來都是尊敬有加，而且對他的事情了如指掌，讓我很意外。

想來有些諷刺的是，現在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在津津樂道地談“薛嶽”，可是台灣這後來對薛嶽卻不怎麽宣傳，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有一次我被台灣的一所軍事大學請去做管理方麵的演講，校長曉得我的家世背景，送了我一本《中華民國國軍建軍史》的畫冊，我挺高興地翻看。你猜怎麽樣?裏頭談到了三次長沙大會戰，可是竟然“薛嶽”的名字一次都沒有出現!

在國共之間，大伯的地位比較微妙：一方麵，在中共眼裏，薛嶽是蔣介石的“嫡係”，是和他們打了幾十年交道的“老對頭”。可是另一方麵，在國民黨那邊，大伯雖然是中央軍的熱門，也從來沒有像白崇禧、李宗仁這些地方軍閥那樣搞過“割地自居”的事，但他又不是“黃埔係”的人，這就成了他與蔣介石關係的“死結”：他對蔣介石並不服氣，蔣介石對他也不完全信任。

大伯的資曆非常老。他當年是追隨孫中山而參加革命的。我們薛家祖籍在廣東樂昌，是粵北的一個小山村，我的爺爺薛豪漢雖是普通農民，卻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正好是《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年，所以爺爺就為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取名“仰嶽”，敬仰民族英雄嶽飛之意。大伯後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個單“嶽”，意思是不僅僅要敬仰嶽飛，更要身體力行。

當時革命風潮在廣東一帶興起，大伯也深受影響。雖然當地人輕易不離開故土，但是15歲那年，他還是說服父母，離開家鄉到廣州學習軍事，從此開始戎馬生涯。大伯很早就加入孫中山創建的粵軍，當年他因為“革命黨”在安南被捕時，孫中山先生還親自出麵與法國人交涉營救他。

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不久，1922年，26歲的大伯任孫中山的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一營中校營長。6月1日，大伯帶著警衛營，陪同孫中山先生回到廣州，駐紮在總統府。孫中山與夫人宋慶齡住在粵秀樓。6月16日，孫中山十分信任的陳炯明突然發動叛變，以4000人圍攻總統府——很多年後，大伯和我們在家裏聊天時曾回憶過當時的細節。他告訴我們，本來他們要先把夫人送走，但宋慶齡很了不起，她堅持讓警衛人員把孫先生先帶出去。她說：“孫先生要緊，孫先生走了他們不會拿我怎麽樣。”是大伯他們這些警衛人員護衛著孫中山與宋慶齡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這段經曆也讓大伯銘記終生。

大伯一生經曆了無數風浪，對很多政治人物不以為然，但是他終其一生，卻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後期在台灣的時候，有時我對他說：“大伯，我們去教堂吧!”他說：“去什麽教堂，我是‘國父教’的!”當年跟隨孫中山的將領，誰會對蔣介石服氣?

北伐完成之後，蔣介石整編部隊。大伯的第四軍雖然戰績卓著，卻被縮編為第四師，軍中的精英也被打散到各個部隊。大伯心灰意冷，有意辭歸鄉裏。大伯後來回憶，他途經南京時向蔣介石辭行，蔣介石對他說：“並非我對你不好，是何敬之(注：時任軍政部部長)不諒解你!”大伯心灰意冷，他開始學習德語，準備到德國深造軍事。

此時，蔣介石正準備發動對中共的第五次“圍剿”。準備去美國洽購棉花的宋子文臨行前與蔣介石會麵，宋子文向他建議，最好能征召薛嶽來江西“剿共”。蔣介石也深表認同。宋子文馬上發了一份電報給我大伯。正在香港九龍埋頭學德文的大伯從九龍直奔南昌行營見蔣介石，且被委任為第三路軍上將副總指揮，負責協助陳誠“剿共”。從1933年起，他親自參與了曆次戰役，和共產黨周旋了無數次。湘江之戰中他也讓紅軍吃了不少苦頭，所以後來有人說，“薛嶽是紅軍長征路上最為頭疼的敵將”。紅軍長征時，他率領國民黨中央軍8個師窮追不舍，確實給紅軍造成很大威脅，可以說紅軍走了兩萬五千裏，他長追了兩萬裏。他和中共很多領導人交手多次，也成了“不打不相識”的“老朋友”。

其實大伯跟共產黨的很多高級幹部很熟，他和葉劍英同是老廣，早期更是“兄弟兄弟”地互相稱呼。我父親跟鄧小平也很熟。鄧小平到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我父親薛仲述也在法國多佛爾航校學習開飛機。我父親後來也常常會提起周恩來、鄧小平這些人，他也很尊敬他們。

赫赫戰功

1937，淞滬會戰爆發時，大伯還駐守在貴州。他連續三次請命，要求到前線抗戰，最終得到蔣介石應允。9月17日，他到達南京，被任命為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歸第三戰區左翼軍總司令陳誠指揮，投入淞滬戰場。他們在蘊藻浜南岸一帶堅守半個多月，雖然傷亡巨大，但也給日軍很大打擊。

淞滬會戰中，大伯還有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曆。11月初，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向中國軍隊發起猛攻，為了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大伯一直堅持到11月11日。當天傍晚，他正在安亭司令部與67師師長黃維通電話時，突遭日軍攻擊，通話中斷。他急令特務營抵抗，同時率司令部人員撤退。途中他的車又遭日軍襲擊，司機、副官和衛士都中彈犧牲。此時大伯正感冒發燒，聲音已經嘶啞，他急忙打開車門，跳到路旁的稻田中，幸虧他水性好，才遊過河溝幸免於難。

1938年6月，日軍進攻武漢，大伯出任武漢衛戍區第一兵團總司令，他指揮軍隊在萬家嶺一帶，重創山下奉來兵團，俗稱“萬家嶺大捷”。這是中國抗戰中唯一一次幾乎全殲日軍一個師團的戰役，至今還被很多人提及。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大伯最為有名的戰績，當然是三次長沙會戰。

國民政府原來是不準備守長沙的。蔣介石的意思是，守著陣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決戰，保存實力。當時大伯接到命令，在長沙死守兩個星期，一旦壓力太大守不住，就把部隊後撤到湖南醴陵、衡山、湘潭地區，放棄長沙以北。可是大伯又來了倔脾氣：“什麽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為此白崇禧和陳誠專門乘飛機從重慶到長沙，麵勸他。大伯堅持不撤，還斥責他們倆是懦夫。陳誠和白崇禧沒辦法，隻好無功而返。

當天晚上大伯把電話直接打到了重慶，找蔣介石請戰。當時蔣介石已經入睡，是宋美齡接的電話。大伯在電話裏跟宋美齡說：“我就要在長沙打，打敗了我自殺，以謝國人;打贏了算我抗命，你們槍斃我!”宋美齡告訴他不要激動，由她向蔣介石轉達。第二天宋美齡就給大伯打電話：“伯陵兄，委員長講過了，你要有這個信心你就在這裏打，這個時候我們難得有這樣的信心，有這個信心我們為什麽不要呢?你這不是抗命，現在委員長重新下個命令，配合你。”後來蔣介石補發了一條命令：“在長沙打!”

長沙會戰中，大伯開創的“天爐戰法”至今還被很多軍事迷們津津樂道。大伯晚年的時候，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為他整理了一本回憶錄。有時他們在采訪的時候，我就坐在旁邊聽。大伯用他的一口湖南官話跟對方侃侃而談——我們家鄉在粵北，靠近湖南，講起普通話來與湖南話很接近，大伯最愛提及的，也是“天爐戰法”。他後來解釋說：當日軍發起進攻時，在保存自己的情況下，部隊先節節抵抗，節節後退，盡量地拖累和疲耗敵人，然後向斜側後方山地撤退，繞到敵人的包圍線外麵去，從更大的層麵上形成對日軍的反包圍，砌成兩麵“天爐之壁”。同時，在中間地帶，徹底地破壞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誘敵至決戰區域，而斷其後路，從四麵八方構成一個天然“熔爐”，最後殲滅包圍之敵。

大伯當時有一個口號：“化路為田，運糧上山。”就是把路統統破壞掉，使敵人的機械化部隊沒辦法活動，田埂也被縮小到隻有一尺之內，穿皮鞋的日本軍人在田埂行軍也十分困難;運糧上山，把老百姓同部隊的糧都運到山上藏起來，使敵人不能夠就地補給，不留一口飯給敵人吃。

日本人在長沙會戰中吃盡了苦頭，他們稱薛嶽為“中國戰神”、“長沙之虎”，對他心生畏懼。有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也是真的。抗戰後期，日本人打到廣東來，快到我們粵北老家時，留在家鄉的二伯也跟著鄉親們一起逃到附近的山上，他們很擔心日本人知道這是薛嶽的家鄉後，會來報複。可是日本人到了後，非但寸草未動，還把我們的祖墳清得幹幹淨淨，殺雞殺羊殺牛來祭祀。就是因為大伯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他們覺得薛伯陵(薛嶽)是一個英雄。

大伯很早就聲名遠揚，抗日戰爭更為他贏得赫赫威名。1942年1月，大伯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象征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1946年10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授予他“自由勳章”，以表彰他的戰功。在中國赫赫有名的美國“飛虎隊”隊長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後來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叫《一千個春天》(AThousandSprings)，我高中的時候就買來看了。那本書裏講到，抗戰時期，天上有一個“flyingtiger”(飛虎)是陳納德，地上有個“runningtiger”(奔虎)就是薛嶽。這是相當高的評價。

“兄弟相爭”

征戰多年的大伯其實特別渴望寧靜的生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大伯在江西主持受降儀式後，他立即解散了長官部，也推辭掉山東省主席兼濟南綏靖主任，從南昌遷到上海，決心“解甲歸田”。薛家兄弟5個，從來沒有分過家，一直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薛家以前非常窮，後來大伯帶著我爸爸薛仲述、四叔薛叔達、五叔薛季良從軍，二伯薛孟堅在家裏管家。其他四兄弟打拚賺了錢之後就往家裏送，二伯在家鄉買田買地，慢慢就把家業給興旺了起來。

那時候，我父親和四叔、五叔還都在前方打仗，我和母親就住在大伯家。我們在上海住的房子很漂亮，前麵有很大的一個院子，這幢房子以前是汪精衛的家，後來被沒收，給了大伯住。

可是那時候的情勢，也注定過不了他想要的那種生活。眼看國共即將展開廝殺，我還記得大伯那時經常在家裏念叨：好不容易打完八年抗戰，老百姓吃了那麽多苦，為什麽打完日本人又要打自己人?何必自相殘殺!言語間很是痛惜。大伯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同門師兄弟，共產黨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國民黨從上往下，兩者都是為了國家，殊途同歸。”所以他當時曾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以山海關為界，把東北交給共產黨，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做關外，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做關內，“公平競爭”。這個看法和老蔣產生了嚴重衝突，據我所知，這也是他倆矛盾的導火線。

國共內戰全麵爆發後，大伯注定過不了他想要的那種生活。當時任參謀總長的陳誠，受蔣介石委托，兩度召見他，第一次要大伯當陸軍總司令，被大伯婉言謝絕;第二次陳誠又要讓他任海軍總司令，大伯以自己非海軍出身為由，推辭不就。不久，蔣介石親自召我大伯到南京，要他接替顧祝同，出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這一次，大伯感到難以推辭，隻好再一次披裝上陣。

那是1946年5月，我已經在上海讀小學一年級了，起初覺得“主任”好像不是什麽大官，沒有“司令”聽起來那麽威風，很多年後才知道，這一位置可是非同尋常。他下麵管了幾十萬大軍，可以講當時國民黨最精華的部隊都在他手裏。為什麽要選在徐州呢?你看《三國演義》，看中國古代曆史，徐州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剛好在中國南北的中間點上，無論鐵路、公路都是樞紐之地，所以蔣介石也必然要在這裏設立“綏靖公署”，對付共產黨。大伯在這裏坐鎮，與陳毅、粟裕在華東對抗。粟裕對他有一評價，說他是“國軍中的幹將”。

可是大伯在這個位子坐了一年多，就被蔣介石調走;轉而給了他一個“總統府參軍長”的虛職。調他離開的原因，大伯後來回憶，他和陳誠對當時的指揮有一些不同意見，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借機對蔣介石說：“陳辭修(陳誠)、薛伯陵(薛嶽)對統帥信心已經動搖，不聽委員長的命令。”我們後來才知道，劉斐很早就加入中共，一直潛伏在國民黨的國防部裏。接替他的是劉峙，國民黨將官裏麵對他普遍評價不高，我還記得大伯在家裏吃飯提起他時一直搖頭哀歎：“完了，半壁江山就快沒了……”

大伯是個倔脾氣，他一氣之下決定辭職不幹。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大伯回家跟我媽媽說：“三嫂，交代大家一下，我們回家去了!”我媽媽一聽有些糊塗：“大哥，回家?這不就是我們的家嗎?”大伯有些生氣地回答：“三嫂!聽不懂啊?我們回老家去啊!”我從來沒有見過大伯對我媽媽講話那麽大聲過，很顯然他當時的心情很不好。那天吃晚飯時，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們大人一桌，我們小孩子一桌，那天的氣氛有些沉悶，我們小孩子就在一旁嘀咕納悶：大伯究竟是怎麽了?

我們薛家從來不分家，一向是同進同退的，所以離開上海的時候，我們家包了一節車廂，掛在火車頭後麵，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小孩子都非常好奇，而對外麵紛亂的時局、對身邊心事重重的大人們也毫無體會。我們一大家子人就這樣回到了廣東樂昌的老家。

可是在老家還不到兩周，上麵又來了新命令：任命薛嶽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那時已是1949年初，蔣介石已經下野，上了台的李宗仁也沒有能力收拾殘局。宋子文、陳誠一再來信苦勸大伯出山，還有廣州當地的一些人士上門勸說，大伯無奈之下隻好應允。他乘粵漢鐵路離開樂昌、南下廣州的晚上，樂昌當地舞獅舞龍、燃放鞭炮熱烈歡送。可是對於這一次的前途，大伯心裏多少是清楚的，在火車上，他對自己的老師說：“這一次是去跳火坑的，前途未卜，還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鄉。”說罷掉了眼淚，聽者也跟著黯然落淚。

此時的國民黨大勢已去，他這個省主席也是當得有責無權，有心無力，孤掌難鳴，身邊的人也是各自在為自己打算。1949年10月，解放大軍入粵;12月，他轉到海口，被任命為海南防衛總司令，實際上麾下已無國民黨正規軍一兵一卒。大伯派船把原來廣東省的6個保安師運到海南，編成了第4軍、第63軍和第64軍，每軍各兩個師，又利用軍艦和飛機在海南構築了一道“伯陵防線”。據說毛澤東知道薛嶽在守海南島時，還特地囑咐海南島的前線將領：“你們遭遇薛伯陵務必持重。”

大伯是1950年5月從海南撤退的。因為解放軍當時無製空權和製海權，所以他把在海南的部隊完整撤退到台灣。其實大伯當初沒打算撤到台灣，他準備和蔣介石談：“你守台灣，我守海南島。”因為帶到海南的，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人。而且當時海南島與大陸是隔絕的，瓊州海峽又並不是很寬，所以他想以海南為基地，從這裏“反攻大陸”。現在還有一些資料說陳濟棠與薛嶽在海南鬧翻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們倆都是“老廣”，從來不會互相扯後腿的，就算是桂係的人見到“老廣”，也要“見麵三分禮”的。其實大伯最終從海南島撤出，是美國人的主意，因為美國隻能幫助蔣介石協防台灣，所以國民黨最終隻能放棄海南島。

淡出政治

大伯在海南帶的3個軍，是他一生調教的最後一支部隊。到了台灣後，這3個軍被整編為4個師。從此，大伯手上沒有一兵一卒，徹底沒了兵權。古書上說“杯酒釋兵權”，大伯連“杯酒”都沒被用上。蔣介石給了他一個“總統府顧問委員會顧問”的職務，也是個閑差。

到台灣不久，大伯就在嘉義的阿裏山腳下挑了一塊地，他雇工平地，開路鑿井，修運動場，種了花木果樹，又修建了5間房子，給兄弟幾個居住，所以我們一家人到了台灣後，還是沒有分開。為什麽選嘉義呢?因為大伯感覺那裏的山水非常像我們老家。

其實從我們內心來講，當初誰也不願意離鄉背井來台灣。那時在我們心目中，台灣是隻有檳榔樹和椰子樹的蠻荒之地——事實上我們當年剛到台灣的時候，它也就是那個樣子，荒涼得不得了。當初即便解放軍快打到廣東老家的時候，二伯也不肯走。他說：“走什麽走?日本鬼子來了都對薛家沒怎麽樣，解放軍好歹是中國人，也不會把我們怎麽樣的嘛。”大伯特地讓我父親回到老家，勸說二伯，他才不得不離開。

安頓好了之後，大伯又有意識地叫其他兄弟幾個陸續從軍隊中退出。我父親、四叔、五叔都是由我大伯一手拉扯大的，長兄如父，大哥說一不二。他們當年是軍中有名的“薛家兄弟”，後來也都像大伯一樣，淡出政治。我父親是黃埔五期的學生，多年征戰沙場，也深得蔣介石的重用。他當時的職務是第五軍軍長，駐守金門——這個第五軍軍長非同一般，金門一共才3個軍，我父親管了兩個軍，不但如此，連海軍陸戰隊也都歸他指揮，可想而知當年胡璉對他是非常賞識的。胡璉從“金門防衛司令”退下來後，蔣介石一度想讓我父親接任他的職務。可是我父親推說自己年齡到了，趁此機會就退休不幹了。薛家五兄弟中，除了四叔(薛叔達)住在桃園、五叔(薛季良)全家搬到美國外，老大老二老三還是一起住在嘉義那裏。

到了台灣之後的大伯，實際上已經離國民黨的政治中心越來越遠。大伯的原配夫人與宋美齡是拜把姐妹，因為她們都是海南文昌人，所以大伯與宋美齡關係也非常好，他的很多話都是通過宋美齡傳的。他和蔣介石鬧矛盾的時候，宋美齡也從中做了很多工作。當年大伯在徐州不肯放兵權，就是宋美齡出麵去勸他的。大伯母去世後，他與蔣氏夫婦的關係也越來越淡。

在國民黨的高官中，大伯與陳誠兩個是真交情。抗戰初期，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武漢淪陷後，他把第九戰區的軍事權交給大伯代理。我記得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陳誠在高雄澄清湖的一個招待所和大伯見麵，大伯還帶著我和我的堂弟(大伯最小的兒子)一起去看陳誠。這次會麵時，我依稀聽到陳誠提及，當時第九戰區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實都是大伯在處理。陳誠後來到重慶再三向蔣介石請求，蔣介石才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實職給了薛嶽。

陳誠一生中有兩次把自己的職位讓給我大伯。第二次是到了台灣以後。當時陳誠擔任“副總統”，兼“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大伯是副職。1966年，陳誠把主任委員又讓給了我大伯。

大伯與餘漢謀和張發奎也是好友。張發奎當時長期住在香港，每次到台灣來一定來找薛嶽，我在大伯家見到張發奎好多次，我喊他“張大伯”。餘漢謀和張發奎都是“老四軍”的人——國民黨的第四軍在北伐期間就赫赫有名，被稱為“鐵軍”。共產黨裏麵很多將領，比如葉挺也是國民黨第四軍裏出來的。“新四軍”的名稱也是從“老四軍”而來。

在台灣的軍階中，特級上將隻有蔣介石一個人，“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然後是四顆星的一級上將、三顆星的二級上將。大伯的資曆雖然很深，可是他到了台灣很長時間都一直是三顆星，直到1965年才升為四顆星。可是何應欽、白崇禧早就是四顆星了。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他覺得白崇禧是敗國民黨之功臣。不知道大陸這邊的雜誌，為什麽還稱他為“小諸葛”。

國民黨失掉了大陸，我不認為是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而是國民黨自己打敗了自己。

大伯後來是看透了，和蔣介石“沒得玩了”。他覺得蔣介石想打仗的時候才會想到他，天下太平的時候就把他一腳踢開。我記得他和我們說過這樣的話：“孫先生打天下是這樣的……”他用手從裏往外畫圈，越畫越大，然後又說，“蔣先生打天下是這樣的……”從外往裏畫圈，越畫越小。長大以後我慢慢琢磨這句話，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到台灣之後蔣介石身邊全是江浙人了，孫先生那個時候身邊都是湖北湖南人，連馮玉祥這樣的人都為孫中山所用，到了蔣介石的時候，馮玉祥有事幹嗎?你聽過馮玉祥的笑話沒有?馮玉祥拿著草繩吊著一小塊肉，大白天提個大燈籠去看蔣介石。蔣介石看到燈籠，馮玉祥二話不說吹熄燈籠，蔣介石問他：“老馮啊，你這是幹什麽?”馮玉祥說：“哎喲!你不知道天下烏煙瘴氣，隻有到委員長這裏才大放光明，所以我這燈籠就不要了。”我們在家也經常說這種笑話，大伯聽了，也跟著我們笑，大家知道，他對蔣介石後來也有失望之情。

當年蔣經國快要當“總統”時，大家的政治嗅覺都非常靈敏，一有風吹草動大家都異常敏感，台灣的報紙雜誌不知道從哪裏得到消息，紛紛傳說蔣經國要請薛嶽當“行政院長”。我那時候已經上高中，印象非常深刻：我們住在嘉義竹崎鄉下，房子很簡陋，家門口是一條上山的馬路，平時非常冷清，突然間，有很多大車停在這裏，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很多人聽說薛嶽要“組閣”，而跑到我們家“拜碼頭”來了。不過有這種傳言也不奇怪，大伯當年在貴州、湖南、廣東都當過主席——馬英九的父親馬鶴淩就曾親口告訴過我，大伯當年在湖南主政時，他還是一個高中生，在台下看著大伯演講。論經驗、論資曆，大伯當這個“行政院長”都綽綽有餘。可蔣經國最終沒有選擇我大伯。他當年是怎麽考慮的，外界無從知道，但是至少在表麵上，他一直對大伯尊敬有加，還幾次上門征求他的意見。

傳言不攻自破後，本來門庭若市的家門口一夜之間又門可羅雀。世態炎涼，人心冷暖，可見一斑。不過大伯對此倒一直是淡然處之，因為類似的事情我們也看得太多了。當年大伯任“綏靖公署主任”時，家裏的客人非常多;等他一變成虛的“參軍長”時，就基本上沒有人登門了。所以後來我們全家對政治都是“敬鬼神而遠之”。

雲淡風輕

大伯晚年基本上是在嘉義鄉間過著閑雲野鶴般的生活。大伯的第一位夫人叫方少文，在他做“參軍長”的時候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太太姓譚，本來是在上海教我們幾個孩子的家庭教師，到了台灣後被人介紹給大伯，跟他結了婚。大伯晚年的衣食住行起初都是這位二伯母照顧的。

大伯晚年生活非常有規律。他每天早上4點多鍾起床，洗漱完了就出去運動。他穿著大馬靴，“啪!啪!”地走，還像軍人一樣。運動完了洗個澡之後，他開始練字，他自己練了一種很特別的字體，然後看書，生活起居非常有規律，到下午再睡半個鍾頭覺，繼續讀書。吃的東西基本上也不忌口，可是什麽都不貪吃，點到為止。

大伯留在曆史上的形象是一員武將，可是在生活中，他卻是溫文爾雅，除了那次要回廣東老家的時候大伯對我媽媽說話大聲一點外，我從不記得他在家裏發過什麽脾氣。他對中國古典文化酷愛得不得了，喜歡讀的也是《論語》、《易經》這些古書。晚年時候，有一些被他遣送回日本的老兵還專程跑來嘉義拜訪大伯，向他懺悔。大伯對日本的老軍人也很客氣，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談論當年雙方的交手。

1971年，我從國外回到台灣。因為我是獨子，父輩這一代，包括我父親、四叔、五叔都隻有一個孩子，我就決定回來陪爸爸媽媽。可是大伯對我的決定似乎不太讚成，我去看他時，他說：“你為什麽回來?你傻乎乎地回來幹什麽呀?”大伯的第一位夫人生了5個孩子，後來都早早去了國外;第二位夫人生了4個孩子，最大的兒子也比我小10歲，大伯和這幾個孩子年齡差距很大，再加上大伯平時在家裏又不苟言笑，所以他們也談不上與大伯多親近。大伯的許多事情，我還比他們知道得多一些。

大陸與台灣往來解禁之後，我的身份出入大陸比較方便，我就帶些客家的東西回來。客家人喜歡吃魚幹炒辣椒——那種辣椒不是普通的辣椒，是紅辣椒曬久了變色而成的白辣椒。我記得有一次我從家鄉帶了很多辣椒回來，他吃得特別高興：“哇，家鄉菜，真香啊，可是落葉歸不了根了……”言語間無限遺憾。

大伯、二伯和我父親這三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從來沒有分家。到了上世紀90年代，二伯、我父親，還有大伯娶的第二位夫人都相繼去世，我們第二代留在台灣的人也不多，住得也很分散。同輩人都走了，隻剩下大伯孤零零一個人在鄉下。父親去世後，我就把大伯當做自己的父親，經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可是我也知道，老人家內心深處的那種寂寞是我們無法幫助排遣的。薛家人都高壽，我的五叔薛季良現在還在世，已經100歲了。高壽則高壽，但是與自己同時代的人都走了，這個世界上隻留下他一個人，你能想象得到那種孤獨的光景……

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1998年離去，用傳統的算法，他虛歲活到了104歲。大伯的葬禮是按照“一級上將”的規格來辦的，也無所謂隆重或不隆重。隻是那個時候台灣也沒幾個人知道“薛嶽”的名字。可是最近這些年，在海峽的這邊，他的名字卻被越來越多的人提及。我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的話，會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