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偉：從羅瑞卿大將和蘇振華上將的軼事所想到的

　　這些年來，有兩個看上去互不相關的“將軍軼事”，一直深深地在我腦海裏縈繞。

　　第一件事來自羅瑞卿將軍小女兒羅點點的回憶。1973年，還沒有完全解除監禁的羅瑞卿住進301醫院，他沒有想到另一個被監禁的彭德懷元帥和自己關在同一個走廊裏。羅瑞卿若有所思地對女兒說：“不應該把我和他關在一起啊，彭德懷還是做了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麽來和他比？”

　　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拍案而起仗義執言，結果被罷官撤職，定性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羅瑞卿本來就對彭德懷有成見，此時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高調“反彭”。廬山會議後，羅瑞卿升任總參謀長，權傾一時。沒想到，時隔僅僅六年，1965年底，羅瑞卿被突如其來的“上海會議”整肅，後來也定性為“反黨集團”。文革爆發後，彭、羅二人慘遭造反派批鬥，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摧殘。1973年年底這些天裏，一同住在301醫院同一個走廊裏的羅瑞卿和彭德懷二人， 即“同病相憐”又“同命相連”。

　　後來，羅瑞卿知道彭德懷患晚期癌症，吃不下飯，在病房裏痛得喊叫，他忽然難過地對女兒說：“你知道嗎？這個人是沒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沒有人來看他。”很多人都知道，彭德懷和羅瑞卿之間一直結怨甚深。不過，此刻羅點點突然想到：這兩個一輩子也沒能很好互相理解的倔強的人，此時此刻，在一種柔軟溫和的人性惻隱地帶，他們的心倒是相通了。（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十月版，251-252頁，152頁）

　　第二件事與前海軍政委蘇振華上將有關。1976年年底，粉碎“四人幫”不久，蘇振華受命坐鎮上海。在一次會議結束以後，“四人幫”在上海的主要親信徐景賢突然表示有一件事要單獨匯報。他說，張春橋曾想和自己的妻子離婚並婉轉地托徐景賢在上海找一個異性伴侶。後來由徐一手操作物色到一位條件適合的單身女士，徐在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親自將這位女士的材料和照片寄給在北京的張春橋。

　　沒想到，就在這一天，張春橋在中南海懷仁堂被華國鋒逮捕羈押。估計徐景賢此刻隻想著戴罪立功，他當麵問蘇振華等中央工作組的幾位領導：“我要不要當眾揭發這件事？”此時一頭白發的蘇振華，雙目炯炯，一板一眼地說：“這件事，我看就到此為止。不要搞什麽當眾揭發了，人家（指女方）並不知道嘛，不要鬧出一條人命來。”最後，蘇振華對徐景賢看了一眼，再次斬釘截鐵地說了四個字：“到此為止。”有人後來設想，如果這件事遇到另一位鐵石心腸的將軍，這樣的事還是會“一查到底、絕不手軟”的。

　　這個女人是誰？至今無人知曉，很可能就因為蘇振華的“到此為止“這句話成為千古之謎。為什麽蘇振華此刻可以斬釘截鐵地說出“此事到此為止”這句話？如果多少知道一點兒蘇振華個人婚姻家庭情況的人，大概會容易理解。60年代初，時任海軍政委的蘇振華突然遭遇家庭變故，他被迫與妻子離婚（據他子女回憶，是他的前妻先離家出走，提出離婚）。後來，蘇振華娶了比自己小22歲的海政文工團舞蹈演員陸迪倫（在電影《紅珊瑚》中扮演過角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蘇振華夫婦飽受劫難。1967年1月，蘇被造反派綁架並關押，當時造反派聲討蘇振華的一個重要罪名就是所謂“喜新厭舊，離婚娶了個年輕女演員”，蘇振華在被關押期間遭受非人拷打，被打得鼻青臉腫，口冒鮮血，門牙打落、手指折斷，膝蓋露出白骨，幾乎被活活打死。他的妻子因受牽連，文革期間在海軍大院被造反派屢次批鬥、毒打和羞辱。1976年，當蘇振華將軍麵對徐景賢檢舉中涉及的某位無辜女子時，也許他的腦海裏正浮現出自己年輕的妻子陸迪倫在文革期間那悲慘屈辱的麵容。

　　正是由於亂世，人性中的所有側麵都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也正是在亂世沉寂後，沒有比自身的苦難更能讓那些曾經久經沙場、鐵骨錚錚的人們萌生人性中寬容和憐憫的情愫了。在為數眾多的“紅二代”群體中，羅瑞卿的小女兒羅點點大概多少有些另類。在她的筆下，常常流露出某種這一群體中難得的 —— 能超越意識形態的悲天憫人的深刻反思。

　　改革開放後，羅點點知道潘漢年的冤案和胡風的冤案都是自己當年擔任公安部長的父親親自奉命執行的。她後來發現：“胡風的妻子梅誌當年奔走的那條通往秦城監獄的路，11年後，在那條路上奔走的是我們 —— 當年公安部長的兒女們，迎著同樣刺骨的寒風，心頭重壓著同樣的生離死別的痛苦。”遺憾的是，多少年來，能夠將這兩個悲劇的份量加在一起思考的“紅二代”們，實在少得可憐。他們的父輩們曾無情地整肅過別人，而後又被別人更無情地整肅，但是他們其中有不少人，至今還沒有走出那個給家國天下以及他們的家庭帶來災難的“血色陰影”。

　　在人類情感演化的階梯上，無論是政治黨派血戰的複仇，還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傾軋；無論是意識形態分歧的憤懣，還是爭名奪利的嫉妒等等，其實這些都隻不過是一類最低層的物競天擇活動，最細膩精致的意識（包括潛意識）一定屬於那些憑借個體體驗而得知的超越狹隘的“寬容和憐憫”意識，這類高層次的情感無疑可以扭轉人性中看上去不可救藥的暴力和異化傾向。中國古人所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或許說的就是這類道理。

　　費孝通先生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見《讀書》雜誌1999年第12期，第24頁）。我以為，這種說法多少屬於對儒家文化一廂情願的溢美之詞。惻隱、憐憫、同情、博愛、善良、仁慈這些人類心靈中最珍貴的東西，恰恰是我們這個民族十分稀缺的財寶。長期以“階級仇、民族恨”為核心的畸形文化，對國人的心智異化甚深。在人類不斷進步的二十一世紀，有些國人在為美國“911”恐怖主義襲擊帶來幾千無辜平民的死難而鼓掌喝彩，有些國人在為“311”地震海嘯奪去成千上萬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災樂禍，回眸或舉目所至，在我們中國人生活的社會裏，這類能夠推己及人的“寬容和憐憫”意識，實在還有太多的發展空間。

　　閱讀過親曆文革重大事件的吳法憲寫的回憶錄，其中談到文革中江青對待戚本禹兩個未成年子女的態度。書中提到，1968年，文革中曾紅極一時的戚本禹突然在一夜之間成為階下囚，被江青下令逮捕關押。江青事後又說，戚本禹的老婆也是壞人，把她也一起抓起來。但當時戚本禹夫婦家裏留有兩個才五、六歲的孩子無人看管。江青提出讓軍隊負責代管。吳法憲奉命先將這兩個孩子放在北京郊區某軍用機場，但江青知道後十分不滿，再次厲聲下令：“把他們送遠一點兒”。於是這兩個幼小的孩子被送往青海高原某個偏僻的空軍營地。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後來的命運到底如何呢？人們至今不得而知。

　　前不久，有些懷念文革的“網絡鄉民”們，提出應當奉江青這個“前第一夫人”為“國母”。且不談江夫人在文革期間的其他喪盡天良的劣跡，僅憑她對待這兩個無辜幼童的粗暴態度 —— 既無常人之惻隱，又無母性之陰柔，這樣的女人可以做我們的“國母”嗎？

　　1966年8月，文革期間，北京大興縣發生了對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沒絕人性的大屠殺，僅僅6天的時間裏，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包括年過八旬的老人和剛剛滿月的嬰兒。有目擊者後來回憶，在大興縣X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被抱在奶奶懷裏的小男孩還不懂得馬上要發生的事情，他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對孩子說：“聽話，一會兒就不迷了。”

　　我們大致可以相信，當年那些一鍬一鍬地向被害者身上揚土的凶手們，如今大部分人還都活著，當然還包括那些毒打彭德懷、羅瑞卿、蘇振華的人，包括那些當年將自己的老師活活打死的中學紅衛兵們，還包括那些為了表明大義滅親反戈一擊而痛打自己親生父親的人。幾十年過去了，他們沒有良心的懺悔，更少有痛徹的反思，也許如今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或身居高位，或腰纏萬貫，但他們最缺少的卻是心靈的救贖。

　　文革已經成為昨日的夢魘，但它的幽靈從未遠去，或許有一天會再次降臨中國大地，即使是以改頭換麵的方式。麵對今日中國的現實，假如有人向我們保證，文革種種將“到此為止，下不為例”，你相信嗎？

[yuentin]

滅祖欺師,喪盡天良,這等事也能做出來的人,起碼家教是有問題的,這是有此類行為的人,首先應該反思的;"求諸巳",不苛責於人也是一種美德!可以明白地說,即使在那個"十年"裏,在我們國家裏,有起碼的良知和是非觀念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的,把一切不良行為都歸咎於那四個人和主席.本身就是一種懦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