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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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在打印店打了幾份材料之後，車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裝進包裏，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進門之後他也不知道該找誰，直到傳達室的人來詢問，他才被告知應該去外語辭書編輯室。
編輯室裏隻有一位小姑娘，問他：“您要出什麽書？”
他說：“出一本詞典，《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沒聽說過。”小姑娘搖搖頭。
“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問。
“兩百多萬。”車洪才答道。
她驚訝地抬起頭，趕忙去找編輯室的主任。
當編輯室主任張文英趕到時，車洪才把打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的材料交給了她。她越看越吃驚，突然發現這本詞典在商務印書館是立了項的，但她卻完全沒有印象。最後她跑去資料室查檔案，結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檔案中找到了記錄：商務印書館接全國辭書工作會議的指示，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時間是1978年。
這意味著，到2014年即將出版為止，這部詞典編了整整36年！
車洪才先生
被人遺忘的詞典
車洪才的兒子車然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廳裏，擺了一個占據整麵牆的櫃子。櫃子很像是中藥房裏的藥櫃，上麵有一個個的小抽屜，“往外拉能看到裏麵是一溜寫滿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
這些卡片是車洪才在30多年裏積攢出來的，上麵寫滿了普什圖語漢語的翻譯詞條。
鄰居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喜歡在院子裏溜達、有點耳背的老先生，即將完成國內第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但事實上，連出版社都忘記了這部字典的存在。
當初負責這部詞典的編輯孫敦漢已經80多歲，他還記得當時有兩個人脫產來編這個詞典，其中一個就是車洪才。“當時沒有規定期限，沒人知道要做多長時間。”
在他的記憶裏後來又開過很多次辭書會議，有的詞典又分給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剛結束也比較混亂，加上兩人工作調動的原因，“就漸漸沒了聯係，出版社也就忘了這回事。”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國以來學習這種語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長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邊防和海關等。
“除了這些人，很少有人會用這本詞典。”車然一直擔心詞典無法出版，他托人打聽別的出版社，甚至考慮過自己出錢完成父親的心願。
“我不著急，這都等了30多年了。”車洪才說，“我心裏有底，我編的東西的分量我知道。”
天降大任
年輕時的車洪才
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與亞非拉各國的聯係，與中國建交、半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
這時外交部翻譯幹部數量不足、水平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有幾個新建使館甚至派不出到駐在國的翻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全國各大院校抽調外語係學生去十幾個國家學習小語種，即非通用語。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念大三的車洪才就是被抽調的學生之一。
回國後他先是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教語言，培養了兩批學生，然後去了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組，其間還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翻譯成普什圖語，“那時候國家對非通用語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調來調去。”他說道。
1975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辭書工作會議決定，準備花10年時間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文革”後期，辭書市場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書店中公開出售的中外文詞典，僅有《新華字典》、《工農兵字典》和《袖珍英漢詞典》等少數幾種小型詞典，收詞也非常少。
“這是個非常光榮的事情”，1978年商務印書館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交給了當時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係工作的他，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是國家給我的任務，我出國所學的就是為了這一天。”
同時參與編寫的還包括他的助手——從河北文化館抽調來的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他們兩人完全脫產編字典。老同學張敏則利用在國際台普什圖語組工作的便利時常幫忙。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股衝勁，想要把這個事做好。”張敏說。
車洪才剛接手詞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國第一本優質的普漢詞典，“可以流傳後世的那種”。他和宋強民都樂觀地認為詞典的完成會在“兩三年之內”。
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經費。他們從國際廣播電台借了一台普什圖語打字機，先在紙上打普什圖語，再換英文打字機敲上英文。後來倆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於保存，宋強民就找到了當時西單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的一家印刷廠，廠裏有一些不用的下腳料，他拜托他們把這些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於是就有了統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圖詞語，然後是注音，下麵是詞性，最後是釋義。
“小宋爸爸是戲劇學校的領導，小時候抄過戲文，所以他的字也寫得很工整。那真是一絲不苟地寫字。”車洪才感歎。
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做好以後怎麽印刷，在“文革”的時候外文印刷廠排過一本普什圖語毛主席語錄，有現成的刻好的鉛字，直接就可以拿來用。
但好景不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蘇聯扶植的卡爾邁勒政權，中阿關係陷入惡化。
他擔心政策會有變化，但還是安慰編字典的同伴：“這個時候應該更需要這部詞典，因為阿富汗的‘親蘇’身份使它成為更重要的調研對象。”
結果等了一段時間，他發現沒有人過問這件事。領導從沒來看過他們，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上見他一麵，都搞不清他在做什麽。隻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每隔大半年會打個電話過來，詢問一下進度。
為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而整理的十萬張卡片中的一部分
命運不受支配
編詞典的工作繁瑣而枯燥。他和宋強民長時間地悶在辦公室裏，隻能聽見鉛筆“沙沙”寫字的聲音。因為過度聚精會神，眼睛會很疼，“像針紮一樣”。碰到生僻的詞匯，有時候一上午也編不出幾個。
車洪才覺得自己就像是電影《李時珍》裏的人物，在經曆一個漫長的而沒有盡頭的采藥工作，“編詞典的時候看著外麵的樓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們這速度怎麽上不來？”
到1981年，3年時間裏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製的卡片箱裏，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
“那時的工作已經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車洪才說。
突然有一天，院裏的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把詞典停一下，“讓我為新設的專業做全國調研”，理由是“總該為院裏做點事了吧”。車洪才臨走前把裝卡片的文件櫃鎖在外語係的辦公室裏，誰知道一鎖就是20多年。
調研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的春節，他心想：“這回該讓我編字典了吧。”
結果過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組織開設廣播電視的函授班——這一幹就是5年，“趙忠祥都曾是這個班的一員。”
結束之後又被外交部借調去巴基斯坦大使館，那時候他已經52歲。這意味著他要從教學工作轉到外交工作，還要在當地學開車，每周都要穿上正裝參加使館的宴會。
他也惦記著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讓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語係辦公室裝修，他剛好路過那兒，突然發現自己裝卡片的櫃子出現在水房，然後滿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戶上、外麵的水泥地上扔得到處都是。原來工人把卡片櫃中間兩個抽屜卸下來，拿出裏麵的卡片，鋪在地上睡覺。
車洪才當時就瘋了，“你們這是犯罪你知道嗎？！”他衝著工人大發雷霆。“我一張一張往回撿，完了以後全部拿回家裏麵，女兒幫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認識啊，有的看著像就往那兒擱在一塊。”查到最後還是少了百兒八十張，他很傷心，卡片裝在箱子裏，他都不願再看箱子一眼。
普什圖語字母表
1992年4月，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台，遊擊隊接管政權，中阿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車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沒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覺得可以為詞典搜集資料了。結果沒幾個月，阿富汗內戰加劇，中國大使館人員全部撤離。
回國之後，已經沒多少人還記得有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需要編寫了。學院裏的領導都已經更換了一批，沒有人聽他的匯報，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遺忘了。“檔案裏都沒這段了，”夫人學平說，“那段時間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沒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續
由於長期在阿富汗作戰，美國政府感到普什圖語人才奇缺，還曾公開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語又懂普什圖語的人才。
這時候，北京廣播學院也恢複了對非通用語專業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車洪才被請過去教授普什圖語。他偶爾會在課堂上提到那本沒編完的詞典，還有鎖在箱子裏的卡片，學生們都很驚訝，覺得“不編完可惜了”。
此時中阿兩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普什圖語的需求很大。在甘肅，一個阿富汗人販賣鷹隼，審判的時候沒人懂普什圖語，還專門從北京調了他的一個學生過去翻譯；而一位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頻道工作多年的領導，剛下飛機到了烏魯木齊機場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圍住請他幫忙，因為他們不會填寫出入境表格。
這讓他決心把詞典編完。
2008年不再教書有了完全閑暇之後，已經72歲的車洪才叫上原來在喀布爾大學的同學、一起編過詞典的張敏，作為共同的主編來完成這部詞典。“前幾天我還打電話問他身體怎麽樣，他有前列腺炎，說最近還要再檢查檢查。我說不要緊，離死還早著呢，堅持把這個幹出來。”
“反正也沒事。”張敏樂嗬嗬的，“就是想給自己總結總結。”他現在需要把過去總結的詞條重新校對一遍，還要往裏麵添加新的詞匯。
當年的車洪才和張敏
為了能讓出版社印刷，他們必須先把卡片上的詞條輸入電腦。張敏不太會用電腦，這事由車洪才來做。
一開始總是出事故，不是忘記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圖文軟件和係統不兼容。
他還讓兒子車然公司的員工幫忙，那時候剛好金融危機，員工閑著沒事，4台電腦五六個員工輪流輸入。“他們主要輸中文和注音，普什圖語還得他自己輸，就這樣他還不滿意，嫌人家錯誤率高。”車然說。
又花了4年多的時間，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經基本完成。車洪才覺得懸了30多年的心終於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詞典比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詞典的累不一樣。搞詞典需要一種韌勁，一種不斷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動搖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鬆，我幹嘛要這麽費勁，不幹了，也就放下了。”他說，“從個人來講，我更願意搞詞典，它有更長遠的影響。外交工作我能做，別人也能做，但是詞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編的，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編的。”
他另一個編詞典的同伴宋強民2000年前就已經去世，但宋在美國的夫人韋力聽說了他又重新編寫詞典的事，還專門打電話過來詢問，說出版如果需要錢，“我讚助！”她覺得丈夫一輩子做了件有意義的事，就沒有白活。
車洪才說：“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現在沒拿到一分錢，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這個東西，評職稱什麽的都沒用過這個，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務印書館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來頭一次回去，他洗好了頭，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夾克——這樣顯得精神，搭著公交就來了。兒子的擔憂也並沒有出現，張文英女士當場就表示她願意接手詞典。
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這本辭典順利列入慶祝項目。
2月9日，承載著國家使命、耗時36個春秋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終於問世了。
車洪才說，按照合同規定，每千字稿酬80元，總共我們將獲得稿酬大約十幾萬元。很多人問我值不值？這麽多年，我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能把普什圖語帶到中國，以78歲高齡編成第一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很滿足，心裏很踏實，這就值了。
張敏也很豁達，打趣說，現在人家出書都要自己掏錢，沒跟咱們要錢就行了。
車洪才先生接受阿富汗加尼總統授勳並向其贈送《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把詞典編完，車洪才想該養老了，沒想到商務印書館又給了個任務，編譯《普什圖語漢語精選辭典》。“我說我年齡太大，不好接受了。他們說，車老師，要是你不接受，這本詞典20年以後也出不來啊！”
“我和張敏商量，那試試吧。看來人世大義無窮期啊！”車洪才說。
人生一世，唯有承擔不敢忘。
夠爺們兒
人生一世，唯有承擔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