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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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曆史上，最年輕的領導者是誰？
答案是博古。他從團中央書記一躍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被人笑稱為“中共中央的小夥子”；也被認為曾追隨王明宗派集團，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24歲突上巔峰，28歲交出大權，39歲飛機失事罹難。原名秦邦憲的博古，未能走出1946年。
2010年4月30日，中央音樂學院對麵一家書屋，博古之子秦鐵，講述了他眼裏真正的父親博古。
博古“臨時中央”不合法？
1925年9月，博古被上海大學社會學係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親自給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由於上海大學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博古也參加並幫助學校建立國民黨基層組織，成為負責人之一。
秦鐵說，1926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特別推薦，經過中國共產黨批準，父親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蘇聯時，按照蘇聯當局的要求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譯“博古諾夫”。後來父親就用“博古”作為筆名。
莫斯科中山大學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博古學習漸入佳境時感慨說：“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這麽多的馬列主義書還不能治中國麽？”
博古留學的三年半時間，正值蘇聯教條主義者德波林學派盛極一時，這個學派的特征是理論與實際脫節——後來博古在批判“立三路線”時，就把“本本”攤在桌上，引經據典，以“洋教條”反對“土教條”。
1930年，博古回國，先後被分配在總工會宣傳部、上海工聯宣傳部，負責編?-工人內部刊物《勞工報》和《工人小報》。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出席會議，並作了總結發言。米夫推薦王明擔任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博古負責主持團中央宣傳部工作。1931年3月，團中央書記溫裕成因貪汙被撤職，4月博古被選為團中央書記。9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主要負責人之一。由於曾與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與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後來回國又共同反對“立三路線”，所以他成了王明最親密的夥伴。
秦鐵對父親突然“負總責”及其後的命運有自己的說法。他說，1931年4月下旬，顧順章、向忠發先後叛變。他們出賣黨組織，並供出許多黨的高層領導的住址。國民黨還發出密令：抓住周恩來、瞿秋白賞銀元兩萬，抓住王明、張聞天、博古賞一萬大洋。
秦鐵說：當時中共的領導主要是由黨的各個部門負責主持。9月的一天，周恩來與王明一起來到博古家，告訴父親：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擔任軍委書記，王明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要父親主持中央工作。父親當時很吃驚，提出，這樣不符合組織手續，因為父親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周恩來、王明回答說，已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再電告共產國際批準即可。父親服從黨的安排，不考慮個人安危，臨危受命挑起了這副沉重的擔子，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負責人。秦鐵說：“父親被推上中共的總負責人位置時隻是團中央書記，但是當時情況很特殊，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有王明、周恩來、盧福坦等人，盧福坦要當總書記，周恩來、王明不同意，決定由我父親負總責，就這樣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親、張聞天、盧福坦是常委。”
1937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秦鐵所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即為博古“臨時中央”。“後來有不少人認為，這個臨時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澤東在1944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闡述。他表示，現在查到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也批準過，根據這一點是合法的，但合法手續不完備，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後應該報告”。
194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領導層整風，博古被人指責為“篡黨”。
近年來，秦鐵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父親恢複“總書記”的名譽而奔走。他拿著自印的《博古傳》說，關於父親是否擔任過總書記曆來有些爭議，當時黨內在蘇區的報紙裏麵出現過“總書記”。但是，2009年第6版的《辭海》稱他為“負總責”，2007年出版的《博古傳》也稱他為“負總責”。
博古、張越霞與孩子秦鐵、秦新華、秦鋼（自左至右）在延安合影。
秦鐵說：“我認為父親應該是擔任總書記的，為這個，我跟黨史研究機構反映過多次意見，他們一直不采納。直到2009年，在上海有個國防教育展覽，那裏麵提到我父親。因為要介紹特科的曆史，就提到我父親是總書記。”
且不說博古的“總書記”之名有無爭議，在博古生前，他恐怕是無暇顧及此事了。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右一）在延安
據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館藏檔案披露，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為了與博古等人劃清界限，曾向中央揭穿了一個秘密：1931年秋，他與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說明，由於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張聞天他們到中央蘇區後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博古承認，因與遠東局代表商量過中央書記處的組成名單，故進蘇區後“並未聲明是臨時政治局”，隨後更進一步承認自己“始終沒有臨時中央及交出的觀念”。
“你有錯誤，你就檢討嘛！”
從後來的曆史發展回頭看，博古“臨時中央”的一些做法被認為是錯誤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臨時中央仍以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為指導，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條化、神聖化。在對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上，博古等提出紅軍攻打大城市，白區實行同盟罷工、示威遊行、飛行集會等計劃。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們發動政治罷工和武裝暴動，最終失敗。同時，他們還強令紅軍攻打贛州，“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此來“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仍以失敗告終。
曾在博古身邊工作過的黎辛認為，在軍事上，博古與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是堅決執行共產國際“首先奪取一省和數省勝利”的“左”的路線的，但也推崇朱、毛的遊擊戰術。在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他們幾次指示周恩來（軍委主席）與朱德（總司令）進攻敵人，後博古遵照周恩來“請求”赴前線，了解實際情況，讓周、朱放手打，取得勝利。事後，博古作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總結與第五次反“圍剿”的動員報告，說：“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計劃地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黎辛《博古輝煌、短暫與悲壯的一生》，《黨史文苑》2010年2月上半月）
在秦鐵看來，臨時中央的錯誤不能完全歸結在博古的頭上。“1933年的福建事變，父親當時讚成與在福建的十九路軍聯合夾擊蔣介石的軍隊。當時正是中央蘇區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時，蘇區被蔣軍重重圍住，形勢特別嚴峻，福建一成立反蔣政府，蔣介石不得不調集10萬大軍前去圍攻，蘇區可暫時解圍。當時中共領導層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時機，應該支持福建政府的李濟深、蔡廷鍇他們，我父親也是持這種觀點；但中央有部分成員不同意這麽做，認為李、蔡與蔣介石是軍閥內部的鬥爭，蔡廷鍇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夥。當時中共上海局也多次發來警告，說蔡廷鍇是親近社會民主黨的，而社會民主黨是頑固反共的。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代表弗雷德也持這種的觀點，所以我父親看大多數人都不讚同自己的看法，就按黨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了”。“也是從這件事情，我父親成了左傾路線代表人物，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提出來的，對於路線鬥爭這種提法，我也有不同看法。什麽叫路線？首先，我覺得甭管哪個同誌犯了錯誤，都是在摸索革命的過程中，個人談個人的觀點，並不是有意反對?-。因為總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但是怎麽走？向哪個方向走？是可以探討、研究的問題，沒有必要加上路線鬥爭。大的方向都一樣，有什麽路線問題？什麽叫左傾，什麽叫右傾，這都是值得探討的，我認為不能以左、右來區分事情的真相”。“到現在，我隻認就事論事，不認正確路線、錯誤路線。正確與否，要看當時的時間、地點等客觀條件，要靠後來的實踐證明”。秦鐵如此強調。
但是，秦鐵承認，父親的左傾錯誤的確給中共的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不過，博古認為共產國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中共黨史，不能不注意到‘共產國際’。可以說，成也‘國際’，敗也‘國際’……”秦鐵感歎道：曆史給我父親安排的就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毛澤東的偉大就在於他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一向就是有理則聽，無理則不聽。“但是我父親具有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胸懷”。
1941年5月15日，博古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1942年6月延安整風運動全麵開啟。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區黨委：“我黨七大時，即將總結我黨22年的經驗……同時也將批判我黨在過去某些曆史時期……左傾及右傾的機會主義，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路線的形成。”這對博古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學習會上，有人指責說：博古當總書記時才24歲，他膽子真大。據博古夫人張越霞回憶，博古甚至做好了被關監獄的思想準備。毛澤東還找博古談話說：“你有錯誤，你就檢討嘛！”（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博古在會上檢討了自己自1928年以來所犯的左、右傾錯誤以及這些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認識到錯誤的根源在於“根深蒂固的教條主義，深厚的宗派主義，惡劣的個人主義”。
秦鐵轉述母親張越霞的回憶：母親說，你爸爸老說給黨造成這麽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父親在中共七大的發言記錄記著：“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檢查很深刻，得到了全黨的諒解。父親這種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稱道。
秦鐵記得小時候總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說：“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你長大要學你爸爸，他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麽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為黨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說這話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總、康（克清）媽媽、葉帥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紀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隻要我母親出差不在家，朱老總就把我們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飯，以示對我父親的懷念”。
而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間挨衝的時候，秦鐵經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時候王胡子叔叔對他說：“小鐵啊，你爸爸是好人。”
秦鐵對父親的認識從中學開始。“我在上中學時才知道父親是犯了錯誤的人。我那時候小，不懂什麽叫三次左傾，那時候全黨都在批這個事，所以我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
1938年，博古、王明和周恩來在武漢
在秦鐵眼裏，父親雖然犯過錯誤，但是他對中共的事業還是作出了不少貢獻。他能舉出一連串的事跡，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父親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周恩來、葉劍英一起，與國民黨反複談判，最終形成抗日統一戰線；恢複重建南方13省黨組織、組建新四軍、營救被國民黨拘押的我黨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1938年創辦《新華日報》，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並任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是中共新聞事業奠基人。
對於博古來說，他也認識到錯誤的極端嚴重性。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對這個報告的內容和效果，各類文章千篇一律，即博古雖檢討了自己與李德的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卻找了一些客觀原因為自己辯解，遭到了其他同誌的嚴厲批評，博古感到十分委屈，而且還寫了幾句話來排泄內心的苦悶。（伍修權在回憶遵義會議時說：“博古同誌雖然是會上的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是他的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會後，他又堅持和執行中央的決定，並嚴正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應有的品質。”）
遵義會議後博古向張聞天交權
秦鐵認為，遵義會議其實是父親和周恩來商量後要求開的，目的就是總結湘?-戰役的失利原因。會議由博古和周恩來主持，一共開了三天，第一天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鄧小平是中央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
秦鐵說，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第一天的會議產生激烈爭論，第二天的會議應毛澤東的提議，吸收了紅軍各總部和各軍負責人參加，政治局會議變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增加的人員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因而，參加會議的總人數為19人，有表決權的10人。
會上大多數人建議毛澤東在黨內負總責，但毛澤東認為張聞天更適合，所以定了張聞天。會上取消了“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
秦鐵說，父親尊重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會後第二天就派警衛員康念祥把黨的總負責人專用的兩個文件箱送到了張聞天那裏。交接完權力後，父親唯一的考慮是必須向共產國際報告並爭取批準。當時，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秘密電台在長征中被毀壞，導致原有的聯係中斷。早在1931年，王明到蘇聯前，曾與我父親約定一個中間聯絡人，因為那個時候白色恐怖還很厲害，他們就選擇了潘漢年。父親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做了匯報。王明對我父親的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一些研究文章說，遵義會議後，博古交出大權，此後一直擁護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他的這些轉變，得到中共的諒解，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任，後來又負責“外交”工作。秦鐵說：“從這裏可以看出父親的氣度和胸懷，他剛從最高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沒有消沉，也沒有對立情緒，而是以黨的利益為重，站在黨的立場上分析問題。”
秦鐵舉例說，西安事變發生後，當時中共中央並不知道具體情況，是張學良打電報邀請共產黨代表去。當時扣住了蔣介石，形勢很亂。中央決定先讓周恩來一個人去，隨後由我父親任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才去的。那時葉劍英也從陝西過去，協調紅軍和國民黨部隊聯合抗日的問題。這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公開合法身份出現。“父親在其中主要做黨的工作，要做通黨員的工作，還要做通民主黨派的工作，這樣才能和平解決。父親在西安還決定成立紅中社西安分社，後改為新華社西安分社”。後來的一些說法讓秦鐵感到對父親不公，“現在有些觀點說是父親當時是協助周恩來的，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應該是和周恩來一起參加解決西安事變，雖然他沒有參加最主要的談判，但和黨、民主黨派人士商量的事情，也屬於具體談判的工作之一，不能割裂開來。我覺得所有參加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人，包括其中的工作人員都應該是作出貢獻的人。”
眼睜睜看著王實味挨整
“父親領導解放日報時，正好發生王實味事件。當時丁玲是《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我父親是社長，陸定一是總編。”
1942年3月13日與3月23日，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以《野百合花》為總標題的四段雜文，對延安生活進行諷刺和指責，引起了強烈反響。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溫濟澤在研究院進行過調查，有95%的人讚成，而毛澤東卻拍桌子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掛帥!”
據黎辛回憶，在解放日報社，最早提出意見的是秦邦憲。3月14日上班時他來文藝欄辦公室，問編輯陳企霞：“《野百合花》是從哪兒來的？” 陳企霞說：“丁玲從文抗讓我拿回來發表的。”秦邦憲問王實味是幹什麽的，陳企霞說是中央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的特別研究員(即吃中灶夥食的研究員)。秦邦憲說他還沒有寫完，以後不要發表了。但23日又發表了一次，24日秦邦憲又來問企霞：你們怎麽又發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說是丁玲看過簽署“可發”，交給他帶回來發表的。秦邦憲說以後絕對不要發了。企霞說發稿以前我們都送給你看過的。秦邦憲說最近我很忙，你們的稿子我沒有看。企霞說看不看是你的事，我們送審了。秦邦憲說我沒看，我也負責。
在4月3日開展的整風學習運動中，博古作了檢討表示承擔責任。《解放日報》沒有讓陳企霞與黎辛作檢討。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鬥王實味的大會上，先作自我批評，後對王實味批鬥。4月初，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曹軼歐、賀龍等人發言，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評。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黨。丁玲回憶說，這時，原來坐在我後麵的博古坐到我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悄悄地問我“怎麽樣?”表示對丁玲的關心。
秦鐵說：“在高級幹部學習會上，8個人發了言，有7個人對文章提出了批評。毛澤東在總結時說，《三八節有感》雖有批評，但是也有建議；最後定性為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王實味的文章，被國民黨特務弄了去，編成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它》，四處散發。小冊子的按語說：“中共……歌頌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然而……在陝北，貪汙，腐化，首長路線，派係交哄，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關押期間，又查出王實味1927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3個月文書。於是，王實味頭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外，又加戴一頂黑帽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王實味的處置辦法，據稱有批複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時年41歲。
秦鐵感歎道，“那個時候人人自危，我父親在延安整風時已經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會上點名解放日報社、新華社是特務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來。所以我父親日子也很難過，他對丁玲也隻能是精神安慰了，王實味挨整更是愛莫能助，因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後來王實味的遇害，應該隻是與康生等人有關。聽說王實味被殺後，毛澤東還發了脾氣。解放後王實味總算平反了，這對我父親的在天之靈多少也是個安慰。”其實，王實味的平反姍姍來遲。王實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劉瑩全然不知。1978年，72歲的劉瑩從廣播中得知王實味於1947年作為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托派分子被處決，頓時天昏地暗，40多年的等待頓成泡影。
1979年，劉瑩與兒女不斷給中共中央寫信申訴。1981年，李維漢向中央組織部提出複查王實味的建議。此後，壓在王實味頭上的三頂“黑帽子”先後被揭下。1982年2月，中組部作出決定，否定“五人反黨集團”的存在。1990年12月，王實味獲平反的決定宣布，此時劉瑩已84歲，其子已55歲。
“三人照”與“四人照”
秦鐵說，家裏存有一張照片，是在延安鳳凰山上，博古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並排站著，博古站在最左側，周恩來斜倚在他身上。後來在公開發表的這張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現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門板。
他回憶說，我第一次看到這張“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張報紙上，我給報社打電話反映這照片不對，又根據他們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剛開始表示他們不會錯，但我家裏有原始照片，是新華社成立30周年的時候給我們的一張四人照片。我母親張越霞 1979年3月病逝後，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誌到我家慰問時，問我們有什麽要求時，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某雜誌登載經過篡改後的三人照片，給程宏毅同誌看。他看過以後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經過修改的，我們當即提出要求尊重曆史恢複照片的原貌。程宏毅當即答應回去後向黨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陳列，以示撥亂反正。
盡管這件事情已經糾正了，但在秦鐵發現“三人照”還是流傳很廣，“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應該是1935年11月2日以後，這天父親抵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出版社的編輯部解釋說，用‘三人照’是因為毛澤東是黨的領袖，周恩來是軍委副主席，朱德是總司令。但我父親當時也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常委，憑什麽把他排除在外呢？就是因為他是左傾路線的代表”。“我覺得我們現在搞黨史研究的人要有司馬遷的精神：寧肯受辱，也要寫出真實的東西”。
正如秦鐵所說，“父親是他們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曆史給我父親安排的，就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