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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大陸居民,無法忍受曆次政治運動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的威脅下,冒著生命危險,強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間從未停止。1950年至1970年,20年間約125萬人逃港,以後每年逃港人數萬餘。無數逃港者喪命於深圳河邊,鐵絲網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饑荒期間,逃港達到高潮。鑒於饑荒蔓延的現實,1962年5月5日,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下令,撤除崗哨,放開邊境,讓大陸饑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關閉邊卡,半個多月時間,約30萬人赴港。入港者,風起雲湧,扶老攜幼,奔向求生之路。邊卡關閉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萬饑民逃港,彈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當局隻得采用“隨抓隨遣”的辦法,出動大批軍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對。同是中華人,血濃於水,香港市民對沿街乞討的大陸饑民,非常同情,從慷慨施舍,發展到組織起來,救濟災民,對抗軍警抓捕。有送衣送糧的,有把饑民藏到自己家裏的,有為饑民介紹打工的,急饑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區,有一座山叫華山,當時尚未開發,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時當酷暑,華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轉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結有上萬人。他們衣衫襤褸,躲在灌木叢林中,饑餓難耐,孩子們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兒喚女,響徹山野,甚是淒厲!香港市民成群結隊,送水送餅幹食品,送衣送藥,有的開車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區。華山上,處處是扶危濟困的感人場景,幾乎所有香港報紙電台的記者,都衝向華山搶新聞,香港沸騰了!趕來抓捕的港英軍警,也為之動容!
在香港市區,不少歌舞廳都自動關門,停止娛樂。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饑民,有的坐在收音機和電視機旁,關心著大陸逃港者的命運,人們被一種強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當局設立了收容營,當遣反逃港者的車隊開出時,警方驚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聲向車隊壓來!
你們不能走!”“你們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裏拿著麵包餅幹,呼喊不停,香港震動了,比杜甫筆下的鹹陽橋“哭聲直上幹雲霄”的場麵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跳到馬路當中,躺在高溫的路麵,擋住了汽車。“跳車呀!”“逃跑呀!”市民向著車上呼喊並指引逃跑路徑,許多逃港者紛紛跳車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強大輿論壓力下,港英當局認識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辦法,終於著手為逃港民眾建設安置區。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構建板屋,安置住所;蓋起一棟棟“徙置大樓”,水電廚房衛生間齊全,相當於現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僅14元。免費供應膳食,有魚有肉。引進加工工業,大力發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決了逃港者的就業問題,也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但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安置數十萬饑民有困難。當時的台灣政府占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美國總統肯尼迪出麵關照此事,認為台灣有責任安置饑民,並號召世界各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應盡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灣民眾和香港同胞一樣,非常同情大陸饑民,早就作好了救助準備,成立了“救濟大陸災胞總會”,募集資金和糧食衣物。
台灣當局撥大米一千噸捐贈。根據自願原則,逃港饑民自由選擇去處。1962年7月,台灣政府多次派出輪船赴港接納大陸饑民,每人發給救濟金70港元,贈送服裝一套。移民台灣者數萬人,多數安置於地廣人稀的屏東縣,開辦農場。台北郊區的“興學農場”主溫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並解決他們的就業及子女的教育問題。
美國民間“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女士,攜巨款飛來香港與港府商討安置辦法,並趕赴華山與逃港饑民直接接觸,征求意見。大陸逃港饑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灣,小部分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牙買加等國。他們經曆多年打拚,不少人發家致富。改革開放後,許多人回內地投資辦廠。
難民往往是因為戰爭造成的,可六零年並無戰爭,完全是野蠻冒進的人禍,卻沒有人因此負責下台,所以以後還有更大的天災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