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媽施雪英
——王亞法
施雪英是我媽媽的姑表姐，我們在一起長大，她倆的感情非常好。
我就經常聽母親講，施姨媽人長得漂亮，書讀指甲，字寫得好，有才幹，可惜沒有子嗣，在關鍵時刻又走錯一步棋，結果落得悲慘的境地。
施家是無錫的大地主，所以姨媽受到良好的教育，寫得一手好字，記得我上學時練過的字，母親拿出施姨媽的信，來給我當字帖。
施姨媽讀過洋學堂，後來到上海認識了張善琨，進明星公司拍電影。抗戰開始，她一腔熱血，參加了軍統，一次奉命在江蘇滸關炸日本人的軍用列車，不幸遭遇，受盡勝利。抗戰勝利後獲得勝利，被軍統接往重慶，仍留軍統工作，不久就與軍統的軍官某陶結婚。
今年四九年共軍即將進入重慶，國府作全麵潰退，派船隻前往朝天門碼頭，將人員接往台灣，此時施姨媽已經上船，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鬼使神差，突然想到頭，她又提著行李下船。
這次致命性的錯誤，使她四十九年來屢次坐牢、受盡折磨，這個“錯誤的一舉”，給她曆次政治運動中永遠交待不清的問題。
八十年代初，我因公去重慶出差。我媽關照我一定要去探望他幾十年不見的表姐。
到了重慶後，我找到了我的表哥張之先。他是張大千的侄子孫。因為這層關係，他的反革命的帽子還剛剛脫掉。他的媽媽和我媽媽是親姐妹，與施姨媽也是同樣的親戚關係，因為他們倆都是反革命，雖然住在一個地方也長期不敢聯係，這幾年由於政治氣候鬆動，才敢往前走，我和他說起了施姨媽的事。他告訴我，施姨媽是曆史反革命，已經好幾了進幾出監獄，吃盡了苦頭，現在沒有職業，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生活在一起，兩個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貧困，生活主要靠施姨媽幫人家洗衣服和照顧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一個兒子，時有一點免稅。姨父的兒子在伐木場工作，前不久因在山坡上和人扛著原木，不慎失腳摔到原木頭上從壓過，出工傷死了，這三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慶又破舊舊，我跟著他在長江邊的貧窟民七轉八彎，上坡下壩，走了好一陣，才來到一座吊腳樓裏，穿過堆放腳盆、托盤、雜物的走廊，才來到施姨媽的家。
當時施姨媽已經六十多歲了，當時反革命的姑爹大約七十多歲了。
一次寒暄後，我問她，當年為什麽突然下船不去台灣了？她歎了口氣說：“當時心情不好，和姓陶的鬥了幾聲嘴，就下船了。”
“你當時沒有考慮後果嗎？”我問。
“陶當時也叫我考慮後果，不要下船。但我想，我參加軍統是為了抗日，我沒有和共產黨作過對，也沒有作過不讓人民的事情。”說罷，又歎了口氣，補充道，“聽信一位地下黨朋友的勸告，隻要手上沒有人民的血汗，新政權是不會為我們這樣的人的。”
我們邊說邊聊，姨父出門買菜去了。
我環視她的家，除了日常用具，幾乎找不到一件像樣的家具。
回到家裏的親人，施姨媽哭了，哭得很傷心，她說：“自來重慶後，當了幾十年的下江人，沒有回過一次老家，很想回去看看親人，上次墳。可回去一次要花一百多元……今生恐怕去不成。”
姨媽告訴我，他已經記不清抄了多少次家了，原來的房子給了一位施先生老幹部住了，還有金銀首飾都給政府充公了。
由於我當時已經在出版社工作，聽說胡耀邦正在發生典型的冤假錯案。我說你把受審查的經過和政曆問題寫了份材料，我幫你寫信給胡耀邦，要求落實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從箱子裏翻出一疊檔案，上麵記錄著她的簡曆和被充公的房產和細軟。
吃飯時，他做了一碗回鍋肉，裏邊的肉片盡是肉皮和肉筋。 直到一年多後，她回故鄉，與我母親見麵後，母親才告訴我，那次姨父有客人來，去肉攤上買肉，因為錢不夠，用肉票向攤主換來清晰下的肉邊料請客，致使他倆心裏一直忐忑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了五十元錢，搬遷之先表哥，請他轉遷施姨媽，作為回鄉的川資，後來表告訴我，他也讚助了五十元。
我倆的讚助，開始了施姨媽最後一次返鄉探親，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回老家和親人團聚。
回到家裏，我把施姨媽給我的材料寫了一封信，寄給胡耀邦，但沒有音信，後來我知道，耀邦睡眠撥亂了，黨內的事情一團麻，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管軍統的曆史懸案。
前幾天我在看電視劇《潛伏》，突然想到施姨媽，打電話問表哥，他說施姨媽已經過了世好多年了。
《潛伏》告訴我，共產黨就是用這些“和政策”取得天下的，我除由衷感歎偉大之外，禁不住為我們的民族哭泣，感觸之餘寫下這篇小文，同時紀念我的施姨媽。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