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總理遺言案”真相，讀完全文，我才知道那轟動一時的大案原來是這幾個“小人物”的傑作，那份流傳甚廣的手抄“遺言”也竟然出自於一位工人之手！當然，這樣的事也隻能發生在那樣的年代。
1976年總理逝世以後，社會上開始流傳總理留下有遺言，很快我們大學也開始有人轉抄。當“遺言”傳到我們班時，那是的我又年輕又幼稚，懷著激動萬分的心情讀了一遍又一遍，對這份“遺囑”深信不疑。班裏的學習委員是位多才多藝的能人，他自告奮勇地要送給全班同學人手一份做留念。於是他自己刻蠟版，在其他同學的幫助下，油印了每人不止兩份，我自己就拿了三份。
為了讓更多的人們看到總理遺言，我毫不猶豫地分別給我哥哥和好友各寄了一份。自己還沉浸在巨大的激動與自豪裏。事隔不久，大學裏便開始禁止轉抄總理“遺言”，據說是偽造的，是反革命的，緊跟著全國性的搜查就開始了。所有的宣傳工具也連篇累牘的開始批林批孔等具有針對性的運動，可是，由於那手抄本不是自己創作，亦非自己手抄，顧而我壓根沒把這些什麽學習班啦，嚴禁令啦放在心上。和同學們一樣照常上課，每天的政治學習也是聊天多於念報紙。
可是，我哥哥和我的朋友卻遇上了大麻煩，他們都讓公安局盯上了，我的朋友本來膽小，從未見過如此陣仗，一被公安人員找去問話，頓時嚇得如實‘招出’，說出後，心理十分過意不去，即刻寫信告訴我。我哥哥畢竟是親人，他不知招供後會給我帶來怎樣的麻煩，於是編了謊話開始與公安局周旋，一會兒說在大街上撿的，一會兒說是某天有人在某處撒傳單等等，經公安人員調查核實，全是假的。同時他也給我寫信求助。我分別給哥哥和朋友寫信，告知他們，手抄本是學校弄來的，隻管直說無妨，這樣一來才給他們解了圍。
一天，我們全班同學都在實驗室做實驗，王老師進來對我說有兩個公安幹警找你，我當時吃了一驚，心砰砰直跳。也許是臉色暴露了我的恐懼，王老師陪我走到實驗室的外麵，安慰我說，他們是來追查總理“遺言” 手抄本，照實說就是了，沒什麽好緊張的。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係的辦公室，兩個十分年青的便衣警察在等著我。他們問我總理“遺言” 手抄本是哪裏來的？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手抄本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他們又問我知不知道班裏的學習委員又是從哪裏弄到的手抄本？我說實在不知道，他們又問我都寄過給誰？我也如實告知，他們輕描淡寫地教育了我幾句，就結束了問話。我如釋重負地走出辦公室，在後來的幾天裏我還擔心了一陣，終於再沒有新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