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進中學，我第一次見到周老師對他並無什麽好感。因為在小學最後兩年的班主任給我留下了深刻映象：五年級的班主任簡直是位美女，她長得幽雅美麗，皮膚白晰，還很會講故事，不僅男生喜歡她，女生也非常喜歡她。六年級的班主任是位年青帥氣的男老師，不過他雖然講課講得很好，脾氣卻很壞，女生都不太喜歡他。而眼前這位班主任，別說跟帥氣不搭界，甚至跟正常都不沾邊！個子不高，其貌不揚，由於左手有殘疾，使得整個左邊身子都象是萎縮了些。而且他是數學老師，而且他是第一次當班主任，而且是在把“師道尊嚴”當封、資、修給反掉的年代！他能管好我們嗎？可以說全班同學都沒把他放在眼裏。
“同學們，現在開始上課了，我的名字叫……”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遒勁瀟灑的三個字，這一刻，我對周老師有了一分好感，因為我從小就寫不好字，天天讓父親責怪，因此自小就認為，會寫字的人本事大。當一節數學課上完，全班同學對周老師真的刮目相看。無論多麽枯燥乏味的數字，經他一說，竟是那麽令人津津有味，他聲音洪亮，底氣十足，上他的課，很難打磕睡。還有他那手漂亮的板書，我真想讓爸爸來看看，這算不算“一手好字”？
周老師不僅數學課上得好，在管理班上的事物方麵也很有一套，我說很有一套，是不象我見過的其他班主任，他很少在班裏說什麽，管什麽，隻抓住“班幹部”。開學一星期，他就在我們學生裏頭樹立起了威信，我聽到過別班的學生在背後叫他的外號‘周跛’，我們班的同學無論人前人後，是不會這麽叫他的，我很反感別人這麽叫他。“周老師”是我們對他永遠的稱呼。
我的體育課向來很成問題，某個星期天，為了幫助我通過推鉛球的考試，幾個女生在操場反複給我“培訓”，那鉛球在我手裏有千斤重，每次鉛球一放到我手裏，女生們就盡量離我遠點，生怕我把誰的腳給砸了。周老師在遠處路過，他見大家七嘴八舌地指導我，我仍然不得要領，就走過來給我做師範，他的姿勢，動作都很規範，反複了幾次後，他忽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一位高大的女同學見周老師那殘疾的左手不能馬上幫他站起來，就上前將周老師攙扶起來，那一刻的鏡頭定格在我的腦海裏，再也抹不去，我為自己如此殘忍地笑話一位有殘疾的人而自責自今。
周老師究竟有多大年齡，一直是個謎，他沒有家眷，不苟言笑，抽煙抽得很凶，他的屋裏總象發生火災，煙霧騰騰的。據說周老師在學校（忘了是中學還是大學）時，酷愛體育，尤其善長足球，因為一場意外事故摔傷了手，無法治愈，從此留下了殘疾。我們那時每年都要去開門辦學，一年去工廠，一年去農村，再一年去軍營。我們學校附近有許多大工廠，所以學工並沒有什麽大問題；而學農學軍則要背著被子、枕頭、蚊帳、衣服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走幾十公裏的路才到目的地。我們各人自顧不暇，從來也沒想過幫幫他，現在想來，以他那樣的身體，實在是難為周老師了。幸虧無論是在工廠，在農村，工人農民們都很尊敬老師，所以老師們並不要象我們那樣幹重活。在學農其間，我們是要自己做飯的。一群13、4歲的孩子，非常有限的物資，惡劣的環境，我們能做出什麽樣的飯菜？很多時候，一碗白飯。兩塊豆腐乳就對付一餐了，以致於那時候的女孩子很少有不是嚴重貧血的。
文革其間的派性鬥爭，是中國有史以來演繹的最深刻、最殘酷、最持久、也是最廣泛的。和我一塊從小學來的同學幾乎都不是我父母這一派的——走資派/右派。雖然我們很熟悉，從小一塊長大，但我已經有幾年不敢和他們走得太近，我更怕新同學知道我是走資派/右派的子女。分班後我高興地發現，那幾個我最害怕的同學都不在我的班裏，我暗暗地鬆了口氣（在我中學畢業那年，周老師才告訴我，是他把那些造反派背景的同學劃到別的班去了）。周老師還一個勁鼓勵我加入紅衛兵（不同於文革早期，後來加入紅衛兵要寫申請，由紅衛兵大隊部批準才行），入了紅衛兵，又鼓勵我入團。還讓我當了班幹部，一時之間，我忘了自己的斤兩，還以為自己也是紅五類了呢！我積極寫入團申請，積極幹一切班裏的瑣事，積極和同學們團結合作。
終於，我成為初一年級第一個被團支部接納申請的學生。並給我指定了兩位介紹人（因為我們初一年級沒有團支部，所以一切由團總支負責）。我的兩位介紹人常常找我談心、鼓勵我。不久她們又告訴我在第一學期末，就會有第一批新團員入團，她們都很有信心我是第一個。很快，光榮榜就出來了，那天我興衝衝地跑到飯堂，站在大紅的光榮榜前仔細地看了三遍也沒找著我的名字。我以為眼睛讓紅紙弄花了，又從頭到尾認真看一遍，沒錯，就是沒有我，這一夜我是又難過又納悶。第二天我的介紹人來找我談話，我被告知：由於家庭政治審查不過關，我不可能在第一批被吸收如團了，她們鼓勵我努力學習，加強世界觀的改造，與家庭劃清界限……。她們還說了什麽我都聽不見了，隻覺得雙膝發軟，兩耳嗡嗡直響，除了唯唯諾諾，我還能說什麽？忽然間我覺得所有同學都知道我不是紅五類了，我該怎麽辦？
周老師找我去詢問入團的問題（因為當時我們學校的許多老師都是被‘流放’的白專，所以他們沒權利向組織了解學生的政治問題）。我把介紹人的話複述了一遍，一邊說時，那一直在所有人前都能忍著的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了下來。周老師很生氣地責備我，你怎麽這樣快就灰心喪氣？家庭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自己走。“家庭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自己走”是當時一句非常流行的口號，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句話的，可是，對別人說這句話和聽別人對自己說這句話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我終於清醒了，知道了自己究竟是誰。
在周老師的不斷鼓勵，不斷幫助下，我最後還是在初二年級入了團，還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團支部書記。但是，第一次不能入團的事件給我烙下了終身記印，在我今後的人生旅途上，無論得到多大的榮譽，或者受到多大的委屈，我都能心平氣和，牢牢記住自己是‘什麽東西’。早熟有時還真不是什麽壞事。我最想感謝的是周老師，如果不是他的鼓勵，也許我的人生會是另種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