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風細雨
To be continued.
前文講述了中國自15世紀以來科即蔥濾ヂ洌?鈧趙?9世紀被歐洲全麵超越。這不僅表現在中國在科技水平（人均產出）上落後，就是在經濟總量上也被歐洲列強狠狠地拉下馬來。
西洋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給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衝擊是很大的。
比如說，號稱“曾左彭胡，湖南四傑”之一的胡林翼，在圍剿太平天國順風順水,得意洋洋之時，看見英國的小火輪在長江上橫行把中國漁民的小舢板衝撞的東倒西歪。他突然領悟到千年變局實非人力所能違，情急之下吐血墮馬，從此一蹶不振（金一南《世界軍事》）。
究其根源，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是個緊關結要之處，我們在這不妨多說幾句。
李約瑟認為中國的官僚體係重農抑商，因而無法把工匠的技藝與學者發明的數學和邏輯推理方法結合,是中國未能自發產生科學革命的原因。
王小波在他妙趣橫生的《紅拂夜奔》中寫到:
我們還可以說說古時候的人怎麽開平方——工匠需要知道平方根，不管在哪朝哪代——幹那件事首先是需要小棍子。古時候用籌算法，除了職業數學家誰也不把算籌帶在身上，以免別人懷疑你是個賣筷子的。所以你走在隋朝的大街上，吃著烤羊肉串，發現有人鬼鬼祟祟地跟著你，千萬不要詫異。那都是些木匠的小徒弟，在給師傅找算籌，圖的是你手裏的那根竹簽子。有些人圖簡便，就把平方根表刺在身上，但是中國字占地方，數表又長，臉上手上的皮遠遠不夠。所以刺得渾身都是，幹著活就會突然脫得光屁股。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大隋朝的法律規定泥水匠當街幹活必須戴鬥笠。這東西不光是為了遮風擋雨，還可以在查平方根時把前麵擋上。
中國古代工匠隻是把古代科學家發明的定理或公式，還有九九乘法表之類的，象絕世武功秘笈一樣記錄下來，拿起來就可以用。至於後麵的原理是牛頓力學還是博弈論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武功秘笈總是越老越好，烏龜大師也總是越老越好。
我想那些倒黴的古代科學家是一分錢版稅都抽不到的。工匠為了維護本作坊的高效率，對這些技術公式絕對是傳男不傳女，傳長不傳幼。記載計算公式的秘笈被江湖各大門派爭來奪去，引發了武林一場又一場的血雨腥風，百姓民不聊生。
終於有一天，我們有了所向無敵的龍戰士，KUNG FU PANDA！哈！哈！
（完了，這孩子彪了！）
為了保密起見，用美央美奐的複雜紋身來記錄這些計算公式，確實是攜帶方便又美觀大方。難怪，當年梅超風夫婦也是千辛萬苦地用著種方法保留了核時代高科技武器九陰白骨爪的秘密。所以，就象歐洲人抄襲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一樣，美劇《越獄》嚴重抄襲《紅拂夜奔》和《射雕英雄傳》的原創思想！
好了，雖然查找公式的時候有傷風化，總比記載計算公式的秘笈上被人偷走，然後人家依據秘笈擴大再生產，反過來和自己競爭的好。但是，一旦社會動亂，男丁在戰場上被打死，屍體又沒幾個能裹著馬革回來，家族工匠的技術秘密就失傳了。
於是中國人就要等那些閑雲野鶴（兼沒有版稅）的古代科學家把這些公式再碰巧發明一遍。所以，中國的工匠始終是家庭作坊式，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技術積累始終達不到，這一萌芽就萌了幾百年，可見製度變遷之不易。
李約瑟的話有一定道理。
另一派的觀點強調中國大一統的格局和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伴隨中華帝國的統一和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的統一，異端邪說和奇技淫巧不能見容於正統，阻礙了現代科學理論方法的發展（錢文源）。
但是，林毅夫對以上兩種觀點都是有保留的。他認為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是由於中國唐朝以後的人才選拔機製。
事實上中國重農抑商和正統意識形態對科學的阻礙並非那樣絕對；而且在科學革命前夕的歐洲，政治環境並不比中國好（Monter，1985），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學革命先驅需要冒生命的危險，與頑固不化的經院哲學家以及強大的教會勢力作鬥爭。我個人認為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原因不在於惡劣的政治環境抑製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力，而在於中國的科舉製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製，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等，因而，對自然現象的發現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觀察的原始科學的階段，不能發生質變為依靠數學和控製實驗的現代科學。
《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對這一點，小說家二月河借他筆下人物伍次友一一道來，文學家和經濟學家又一次取得了難得的“學界共識”
伍次友笑道：“咱們還是說功名。自古以來，選士之法，變了幾變。由鄉選製改為九品官人之法，由九品官人法又改為今之科舉製。在先古之時，士子尚可傲公卿，遊列國，說諸侯，擇主而從。自唐開科舉，風氣大變，尚空談，輕實務，文風浮泛，士品也日下，既無安民之誌，又無治國之才，圖虛名、求俸祿者日多。朝廷以此取士，欲求國富民強安能得哉！”
伍次友端起何桂柱剛斟上的一杯熱酒，越發紅光滿麵，笑道：“便以士子入闈這事來說，就有七似。”
龍兒聽得有趣，也吃了一口酒問道：“哪＇七似＇呢？”伍次友扳著指頭道：“宣城梅耦長先生曾對我講，秀才入闈，初入時，赤足提籃，似丐；唱名入闈，簾官喝罵，皂隸斥責，似囚；進了號房，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凍僵的蜜蜂；考完出場，神情恍惚，天地變色，似出籠之病鳥……”
聽到這裏，明珠已笑出聲來，他是過來人，自然深得其中況味。伍次友又扳下小指道：“歸了下處等候消息，如坐針氈，夢不得安，似猴子被係於繩；一旦榜上無名，神色猝變，如喪考妣；事隔不久，氣平技癢複又銜木營巢，似抱破卵之鳩，這便是七似了！”
眾人聽得入神，先是覺得好笑，後來卻又不知怎地笑不出來。半晌，魏東亭才笑道：“先生為此等人畫像，真可謂是維妙維肖，入木三分！”龍兒也笑道：“聽先生這番話，倒令人大失所望，從這＇七似＇裏要尋出周公、伊尹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康熙大帝 七 求良師私訪悅朋店 縛近侍大鬧乾清門
林毅夫詳細統計了唐以後的科舉製度所需要背誦的四書五經的字數，又反複試驗要記憶這些東西所需的時間。他的結論是年青人創造力最強的大好時光基本上全部消耗殆盡，等到入了仕途，官本位熏陶，要他們去追求科學知識已經不可能了（《製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
人老了，也就老實了，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舉考試，分別針對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試的範圍就縮小到以“進士”科為主（Miyazaki，1976）。隨後科舉製度在宋代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考試的內容被限定在四書五經為最基本讀物的儒家學說範圍內。這使得無數有天賦的人才將時間和精力集中於儒家經典的背誦、記憶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無暇顧及和科舉無關的其他知識，包括數學和現實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藝的學習。而且，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從地方官員到中央的各部尚書和宰相之間有眾多的科層，那些有幸通過了科舉考試而取得相應學位以及做官資格的人，必須在激烈的競爭中按儒家理想的規範來行事才能獲得晉升，因此，也無暇進行其他知識的探索，中國明代科學家的人數因而少得可憐。
《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所以，唐太宗見新進士綴進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上千年的這種人才選拔激勵機製的教育下，中國知識分子不喜民主喜明主，已經是習慣成自然了。
盡管中國人口眾多，但是製度製約了科學革命的發生，基礎理論落後，人均試錯數低，我國在15世紀後的衰落就是難以逆轉的一種趨勢。國家對知識分子，工匠，科學家，商人等等可能引發科學革命人群的保護激勵機製上的缺陷，最終導致了老大帝國的衰退。
可是，我們在這裏還有一個缺失的環節。
不要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說明創新不可能成為解決現在大學生就業和收入問題的基本方法。
有些人會說，我們不要做科學基礎理論創新嘛，讓老美老英去搞基礎科研。我們的年輕人可以作技術創新嘛，隻是技術，實用技術。
下一帖，我們會回到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以案例研究的態度，看看最初革命性的實用技術是在什麽樣的環境中誕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