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風細雨話經濟（5）群和時代

到現在，個人收入的形成過程大概是這樣的：

首先，社會有一個工作分配機製，大家在其中或努力或不努力的工作，共同創造出社會財富。最後的產出取決於群體的努力程度以及科技製度資源等等因素。個人的努力對社會總產出起不到多大作用（萬事都有例外，比如說袁隆平）。

其次，個人憑借自己的稟賦來參與產出的社會財富的分配。傳統教育要求我們，既然我們改變不了社會，我們就改變自己來迎合它。

由此可見，個人的財富很大情況下不是由個人主觀願望主觀努力所決定的。

這要看社會分工中有權力決定工作分配的人好哪一口。

比如說，上位者偏好忠誠度，下屬就會在領導下鄉蹲點的時候光著膀子替領導吸引蚊子（真事）。上位者偏好老實巴交的，就算你是錦心秀口出口成章也要作出個悶葫蘆的憨態。

如果一個社會的工作分配機製總是這樣扭曲人的稟賦特征，這個國家也就漸漸地失去自己的比較優勢民族魅力，衰落下去了。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必須把用人的權力下放，國王（或人民）把政治權力委托給民選的議會，議會委托給政府，政府委托給官員。

在民主製度的保護下，企業可以自主雇傭工人，自由人可以自主成為雇傭工人。

這就是偉大的自由雇傭原則（THE　EMPLOYMENT-AT-WILL　DOCTRINE）。

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大部分是來源於這種有限的雇傭自由。50年代的工人無法想象80年代的工人，80年代的工人無法想象現在的工人。我們實際上是生活在不同的群體（COHORT）不同的時代中，被命運翻雲覆雨手所牽引的玩偶？

有了這些背景，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最近爭論比較多的大學生就業問題。

大學生大幅失業的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最少在2003年以前這個現象並不嚴重。

6070年代的嬰兒潮加上1999年後的高等教育擴張是很重要的原因。。

年青人多了就不值錢了，年青的大學生多了也不值錢了。這個是供給學派的經典解釋。

2001年美國加州大學貝克利分校的David Card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Thomas Lemieux用同樣的方法解釋了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情況。

(David Card,加州大學貝克利分校,1995年克拉克獎得主,2006年IZA獎得主,之所以還沒拿諾獎是因為他也是戰後嬰兒潮的成員，和他一樣有資格的人有十幾個。）

美英加在戰後也有嬰兒潮。比如說在美國，1950-1954年出生的人比1945-1949年出生的多13%，1955-1959年出生的人比1945-1949年出生的多27%。

不過這三個發達國家所出現的情況和中國是正好相反。

David和Thomas發現，戰後嬰兒潮（1950-1959）在這三個國家裏的收入是持續上升的。所以沒有出現所謂的國家吃人口紅利的現象。

而且，戰後嬰兒潮中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上升更快，尤其是相對於高中生的工資在80年代持續上升。

更令人吃驚的是，這種現象隻發生在那些在戰後嬰兒潮（1950-1959）出生的年青的畢業生上。而戰前出生的老大學生（1945-1949）卻沒這種現象。

簡單說就是美英加戰後嬰兒潮這群人在社會上吃香，受了大學教育的就更吃香。這事放到中國就是咄咄怪事了。人多了供給大了應該貶值才是，社會要狠狠剝削壓榨他們才是。

我們忽略了群和時代。

美英加戰後嬰兒潮在50年代出生，7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正趕上個人電腦普及，信息技術蓬勃發展的年代。他們中的天才人物在70年代發明了新技術。為了爭奪市場，80年代新技術被迅速標準化，在這群人中成為時尚並得到普及。個人電腦極大地提高了這群人的技術等級，並波及到其他的社會群體。戰後嬰兒潮成為社會的創新團隊和領軍人物。

(Bill Gates, born in 1955)

更重要的是，美英加在70年代就根本沒有搞什麽"趁他病要他命"的教育擴張。英國在1992年還隻有44所大學，後來是為了教育國際化（也就是和美國爭奪中國印度生源）才擴張到100多所大學。美英加的大學教育回報率始終是穩定上升的,才有大學的尊嚴和學術的獨立。

反觀中國的嬰兒潮，在1999年後成為高等教育壟斷利潤的來源。

一個好好的孩子，中學受的訓練不錯，到了大學打上四年遊戲（這也從側麵反映了對新技術的向往），到畢業時由於訓練不足，還不如職業技校的學生有一技之長。他們的老師很多自己都跟不上趟，何談鼓勵學生技術創新？技能低下，社會要求卻高，大學生收入下降，前景堪憂，誰還願意好好讀書。

美英加的嬰兒潮成為上帝的祝福，中國的嬰兒潮卻成為替罪的羔羊。惡性循環，以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