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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經曆 - 由文革中的紙張說起

(2020-07-24 23:12:35) 下一個

”小報滿天飛不要錢,大字報標語糊了一層又一層,高帽奇形怪狀。

婦女買不到衛生紙。偶爾一有漏夜排隊。

男人還好,可以用報紙,油墨有鉛不容易脫落。隻是沒有主席像的部分太少,一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

讀者說是冷笑話或謊言,可惜都是我自己的經曆。省委書記省長帶高帽噴氣式遊街。衛生紙排隊我死活不肯去,怕同齡人笑話。主席像撕碎了妥妥的現行 - - 現行反革命。

又有讀者說是編的,我隻好把真實地名加上了。恐怕還是有人會說是狗狗寫的,我也被人罵過是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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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中學生紅衛兵首領叫棍子的,據說吃人心,文革後被槍斃了。公元500年時建立的佑民寺裏有座銅像菩薩,可它既保佑不了人民也保護不了自己,破四舊時被融化了再也沒能複原。多少名人學者融化在藍天裏。所謂黑九類是地富反壞右資叛特知,知就是知識分子,資是走資派,資本家屬於黑七類後來落伍了。

造反派下鄉拿著演戲的大刀長矛和劍,農民還以子彈,造反派回來就搶了軍火庫,成立城防司令部還不隻一個,遊行一路朝天放槍。最後支左部隊進駐時,撫州地區獨立營用高機掃射濟南部隊投傳單的飛機,幾十個彈孔居然沒打下來。據說偉大領袖對此評論說:誰說中國沒有內戰?還有人告訴我,他看見紅衛兵挑出人來槍斃時,手在發抖端不起槍,最後還是政治覺悟占了上風。

文革開始時我10歲。家裏被抄家。半夜上廁所,黑夜中看見一隊人,明火執仗 - 確實點著火把。媽媽把槍彈臨時藏在我枕頭下,後來都扔了。家裏的槍除62年下發的,轉業時帶的都是沒有槍證的。其一是裹著紅綢子的巴掌大的小手槍,子彈一粒一粒的嵌在武裝帶上一個一個的皮套中。幾十年後我想,那不是日軍裝備,可能是國軍軍官的。因為國共摩擦,他們曾有一次把20萬國軍的情報透露給日本人,結果給打了個稀裏嘩啦。

抄家損失最大的也許不是八大山人的畫,而是一套黨史資料,絕版的,曆史可能就是這樣被湮沒的。

抗戰時父親在讀師範,投筆從戎成了三縣遊擊大隊長,多年前還可在互聯網的縣誌裏找到他的名字。偵查時曾被日軍抓夫運走,跳火車跑了。解放時是縣公安局長,後來做過某大學和工農幹校(不是文革的幹校)的副校長,文革後我們住的市幹休所裏,還有他當年的學生有時送點禮物 - 當年都是廳局級的。幹校出過一本紀念冊,裏麵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很帥氣的照片,比網上的漂亮多了。還有一位烈士子弟留學匈牙利的照片,就是發生反共政變,把列寧像與刀子一起捅入GCD員胸口的那個國家,那張流血的照片是我在一本名為真相的小冊子裏看到的。

父親曾想自殺,母親勸說要為孩子著想,我偷偷聽見的,不敢跟別人說,頭發都愁白了,不過比伍子胥花的時間長。

我小學報名時表現好,第一天就是班主席,後來兼中隊長和大隊學習委員。全校集合時我負責敲大洋鼓,身邊兩個小鼓,可是有一個笨老是敲不好,我就被換去敲小洋鼓。有個同學家裏是資本家住兩層小洋樓,我手把手教會了他怎麽寫“多”字,他常請我去家裏玩玩具下軍旗。同桌的是男生常與我對答案,有次他右手燒傷,結果是半年後他左手寫的字也很漂亮了。還有個好朋友是留級生,依依惜別時對我說,毛主席說下放是好機會,機會就不該是一輩子的事。他後來因流氓罪進了工讀學校,那原是一個三麵環水的尼姑庵。這都是後來的事了。

文革開始,公私合營的企業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國營,包括市裏與百貨大樓齊名的一家商樓。雇員們決定把老板的資產獻給國家。也有被逼把房產交給國家的,文革結束後想拿回來,得到的答複是自願交的不能拿回來。

我家在風景優美的百花洲旁,毗鄰著名的八一公園和青少年宮。文革開始後不久,青少年宮就永久的成為了巡警大隊的巢穴,抓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段時間是夜半哭聲,女聲持續了一個多月。

“粉墜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球。飄泊亦如人命薄,。。。”

百花洲的石碑已經被砸掉了,我們被趕出父親單位。多虧媽媽單位一位處長把自己的套房讓出一間讓我們住,我,哥姐和媽媽。

第一次看見死人,是某幹部由省人委大樓的六層跳下摔在二樓陽台上,我跑去看,裝屍體的三輪往下滴著血還掉下一塊碎骨,惡心了好幾天。

兩年後省文化局撤銷,我們隨即下放。因為單位的收尾工作,媽媽前大半年隻是每兩三個月下來一趟,看望我們三個孩子。我們離省城300多裏,班車隻到地區,然後搭便車坐卡車車廂,如果能當天搭上便車,我在過一段盤山路時都會暈車嘔吐。

1969年,過了我有生以來最寒冷的一個春節。因為媽媽沒能提前看房,我們分到的是籠穀間旁邊的屋子,不是住人的,一層瓦而已,下雪籽的話,三跳兩跳就落在被子上了,遇熱就化,塑料布不夠寬,被子濕的,一夜都在發抖,冷到骨頭裏頭。媽媽得了腎炎和青光眼,她的局長的夫人是得青光眼後自殺的。

整個下放期間,三年零八個月,我並沒有覺得苦,不會去想。冷就是冷,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冷。早飯後,抗一根毛竹赤著腳走四十裏山路,餓的我要飄起來了,但不過是因輕信老師才沒飯吃,不會像三年災害期間被人吃掉 - 媽媽有次無意中說老家的事走了口。我們差不多一周去一次縣城,山路走一個小時,中間有個避雨的地方就是長亭了,古道上的長亭,是個前後敞門的四方亭子,裏麵有塊石板刻著某人捐助法幣二元,我那時不知道指的是國民政府的法定貨幣,納悶怎麽還有法國錢呢。路上有泉水,但並不是甜的。有時會去地裏拔兩個蘿卜,那不算偷的。回來的時候,我們有時會搭便車,涉水過河後爬一座山就到家了。河水有時隻到大腿根部,不過褲子常被打濕。

我們後來離開了這個養雞不用喂食,還竄出過一條蛇的屋子,住到祠堂後麵一戶富農的幾間屋子裏,有天花板,屋裏沒啥光線,地麵是土的很陰涼,紅薯放一陣後會很甘甜。門外的山坡上麵是竹林,據說裏麵有竹葉青。富農的兒子小名狗仔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姐姐,很秀氣的一個女生,因失戀精神不正常,藥物裏包括童子尿,那應該是初生嬰兒的尿,並不好找。地主富農及其孩子,回想起來是比較優秀而溫良的。我父親是獨子,出去幹革命,家裏的地找人種,還窮,土改時劃為破落地主。

大隊村這裏似乎先前沒有學校,後來山那邊工學院的兩位老師辦了一個,教工農業的基礎知識,我不記得學了什麽,小學沒讀完的。村裏的孩子雖讀書少,不乏聰慧。我問一個女孩我手裏的是否鐮刀草,她反問我手裏拿的是什麽 - 我另一隻手拿的是鐮刀。

村裏有一個小賣鋪有一種點心:12分錢一斤的麵餅,顏色跟男人用的深黃色的毛茸茸的稻草紙差不多。回城後有高中同學告訴我,他姐姐下放時,每天掙6個工分也是一毛二分錢,城裏一碗光麵的錢,光麵就是沒有菜更沒有葷腥的麵。

開始沒有電,煤油燈,因此鼻孔裏常常是黑黑的油煙。工學院的老師修了個小水電站,明渠,發電的那個冬天的晚上我掉了下去,因為它在光暈下看起來像是一條平整的小路。後來還淹死過一個小女孩。

村裏有個比別人洋氣點的小姑娘,她是多年前被賣到省城後回來探親的。有個地主每天敲著鑼喊著什麽。有時會來個遊方的裁縫,說解放前他的生活要好得多,我覺得他很反動。

我跟農民的孩子沒兩樣,下床就是赤腳,洗完腳就上床。放牛輪不上,砍的柴能與最能幹的農村孩子相比,斷麵是四瓣梅花。穀子大隊給,自己磨成米,每月定量三兩油,都是棉籽油像濃鼻涕不透明的,現在說它會致癌。除自己種菜外,我們養了十多隻雞四隻鴨子,兩隻黑藍紅色的湖鴨總喜歡飛上房頂,另兩隻灰褐色的是母鴨每年有300多隻蛋,因為總有撿的田螺吃,大的田螺直徑不下4厘米,順著鴨脖子鼓鼓的往下出溜。

我撿田螺的兩位夥伴都是下放幹部的女兒,一個大我一歲,另一個小我六歲 - 也就是六歲,螞蟥叮在腿上她隻會啊啊的叫,我得用力把它揪下來,書上說的拍打是無效的。傷口再流一陣血就沒事了。我們把螞蟥丟一邊,沒法殺死它。有一次,我掉進了山裏的冷漿田,所幸我有一米五高腦袋可以露出來,大女孩小心翼翼的把我拉了上去,她的父親是右派,不知被關在哪裏。如果她也掉下來我們就危險了,六歲的女孩也不認識回家的路。

哥哥15歲,爬60裏山路去趕會就是大集,還挑柴去10裏外的縣城賣。他縣中畢業分去了地區鋼鐵廠,我去看過一次,睡房對門是鼓風機房,睡覺像坐在安-12上,腿要是碰到牆了,抖的厲害。60裏去的還是鎮子,毛思想宣傳隊進到的深山,山民叫他們保長。

後來我進了公社中學,班上有個同學的外號跟他父親一樣,叫曹豬牯,因為文革前他父親是公社書記,下去視察就要睡女人,不給就威脅說進班房,他跟縣委書記打個招呼就行。還有個同學是外省移民,飯盒裏的食物總是餿的,糖化飼料?

同學說的我的頭發,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白的。

說點人性。爸爸單位裏,有個女人是我爸給解決的兩地分居,有個農村的男臨時工是我爸給轉正的。文革一來,他們都成了打小報告的監視者。我爸病了,全單位隻有一個女人敢陪他上醫院。單位有不少民國期間的留用人員主任一級的,都被關在一間屋子裏打地鋪,我這個狗崽子探親時就睡在他們中間,國共合作。

在村裏,每到春節有人殺自己養的豬時,會賣給我們幾斤肉,我們將它做成臘肉以便保存,但是總是會有蛆。最讓人高興的是做糍的時候,差不多每家都會給我們送一碗煮好的糍,有四十多碗,關係好的另送大塊的可以吃好幾個月,當然是省著吃。

文革後期有一天不知咋的我進了全省知青工作會議的會場,應該是走錯了,聽到了知青有因偷老鄉家的雞被打死的。我很慶幸我們村裏的人的善良,和對政治的冷漠。

文化大革命,按文化程度割取民族的的精華和國人的生命,奉獻給馬列毛的祭壇。那是中國的魔怪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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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mango 回複 悄悄話 更新了這篇文章後,我在網上看到了幾段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但文革卻沒有結束。小叔也在這個10月的21號,因一句話(關於毛和木工的政治雙關語)進入監獄。。。很快小叔被判現行反革命罪”
“一個親戚,是在廁所裏大解。那時候廁所裏不是有很多那種紙做的革命標語貼在牆上嗎?我那親戚忘記帶了廁紙,就把牆上的標語撕了下來擦屁股,正好把標語上“毛主席”的“毛”字的一角給撕掉了。結果不知道被誰舉報,後來被抓去批鬥,後來就沒回來了。”
“他們毆打自己的老師和校長。沒有任何的法律。有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學生。他赤手空拳地把兩位年長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沒有人談論這件事。我們都知道是誰幹的,但現實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人調查過。這樣的事情太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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