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倫多，我們這樣長大-壽司小妹

今年是我來多倫多的第四年，回想起第一個月來多倫多的時候，那會兒雖然學習、生活都還沒安定下來，我就開始打工了。

那會兒想著，天天花著從家帶來的錢，畢竟有種坐吃山空的感覺。一天，有個中國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去一家中餐館試試，每周二、四、五、六晚上上班，一次4小時，每小時7刀還有小費。第二天傍晚，我就跟著朋友去了那家餐館麵試。 

餐館叫Pink Sushi，是一家離學校不太遠的小門臉兒，經營的是日本壽司。日本菜簡單衛生，容易製作，利潤也高，一份不足以塞牙縫的壽司可以賣到5—10刀。難怪許多中國人也跑到多倫多開起了日本壽司店。

麵試我的老板娘Ada時尚、漂亮。她說我的工作是接電話。在我熟悉菜單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她不動聲色地看著我說：“接電話呀。”對菜單還一無所知的我隻好硬著頭皮抓起聽筒。就這樣，連一句“開始吧”都沒有，我就開始了在餐館打工的日子。

接電話的工作無非是記錄下外賣的定單，但這絕非簡單的工作。光是看菜單上大串大串的名字，我的頭就大了。彩虹卷、加州卷、辣吞拿魚卷……幾十種壽司和日本菜肴，除了死記硬背外別無他法。但無論如何我也記不住每種壽司的原料，誰讓我無緣品嚐呢。每次有人問：“小姐，你們的蜘蛛卷裏都有什麽呀？”我就開始撓頭，支支吾吾地說：“這個嘛，有一隻炸螃蟹，還有青瓜吧，不，是黃瓜。”

每次接電話，除了要記下客人點的古怪菜名，還要記下他們的特殊要求。有人會要求加雙份的薑、醬油或色拉醬。此外，還要準確記錄他們的地址和電話，不能出錯，否則，司機找不到地址，我就得兩頭挨罵。記下來的菜單一式3份，一份留在前台，一份送進廚房，還有一份送到專門製作壽司的“壽司吧”。我必須分清哪道菜是廚房的，哪道是壽司吧的。

打工的日子長了，各種附加“勞役”也紛至遝來：端茶倒水、收拾狼藉的餐桌等等。起初，被幫的人還會說聲“謝謝”。日子久了，這些都仿佛成了我應該做的。如果不去做就會被認為是笨手笨腳，沒眼力見兒。

小費是大家一起分的，但是這個錢是不能強製客人給的。遇到懂道理的客人還好，基本都能給10%-15%，有的客人還會給到20%；但是也有一分錢小費都不給或者給幾分錢鋼鏰的。我有次就遇到一大隊10個人來吃SUSHI,吃了100多塊錢，走的時候才給1塊錢的小費。因為自己做服務生，知道做這一行的辛苦；現在都養成習慣了，自己和朋友出去吃飯的時候，盡量少麻煩服務生，吃過飯有的時候都習慣用餐巾紙把桌子擦幹淨。給小費也都是超過10%。

餐館工作有一個好處是你可以鍛煉人際交往能力和識別人的能人，這個東西很有意思，你在餐館做跑堂或者酒水做久了，走在大街上見到什麽人都笑嘻嘻的，到哪去別人都喜歡你，和陌生人交往起來也很自如，因為在餐館裏每天要麵對多少陌生人啊，對不對。而這個識別人的能力就更不得了，你可以一看見一個人，就能摸清這個人大概是幹什麽工作的，事業成功不成功，這就是每天在餐館每天交往不同的人產生出的一個職業本能。

當然在這些“打工大軍”中也混雜著一些“富人打工仔”；一位“山西首富”的兒子，新來乍到便買了一輛寶馬四處轉悠。後來終於覺得自己也應該打工掙錢。於是他“開著寶馬送晚報”的故事被大家譽為留學生打工的經典傳奇。還有一些開著寶馬奔馳奧迪送餐的不在少數。其實呢，多數留學生還是以學業為主，打工隻是在暑假裏，也就為了鍛煉鍛煉，掙點零花錢。曾經遇到一位“打工皇帝”，課餘爭分奪秒地找機會打工，從中餐館洗盤子到在海灘上幫人撬牡蜊，什麽都嚐試過。他三年沒回過一次家，也沒像其他同學那樣總盤算著去周邊國家轉轉，他的假期生活就是打工，打工，打工。他隻淡淡地說：“我出來後就沒再要過家裏一分錢。”

每一個成功的留學生都走過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都有一串串飽含著血和淚、淒楚辛酸的感人故事。這群在成長過程中聽慣父母“修地球”故事的年輕人，在長輩眼中的“半大小子”，如今也在異國他鄉體驗了一把自食其力的生活。說來似乎件件都是“趣聞”，卻隻是年輕樂觀的心自動濾去了其中的苦和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