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顏色革命”

2010年4月7日，五年前在“鬱金香革命”中上台的吉爾吉斯總統巴基耶夫在突然爆發的血腥暴亂中倉皇辭廟，後在4月15日簽署辭職信離國，為“鬱金香革命”劃上了並不完美的句號。

“鬱金香革命”是“顏色革命”的一種，後者是本世紀初以來在國際政治界頗為流行的一個新名詞，專指以某種花卉或顏色為代表、為圖騰，實行的親西方特別是親美國的和平非暴力式政權更迭行動，多在前“鐵幕國家”─獨聯體和東歐前華沙條約國中發生。五年前在吉爾吉斯發生的政權更迭中，眾多反對派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區，卻用同一個手勢─握拳來表達共同的願望。因握拳形似鬱金香花，故此次政權更迭被稱為“鬱金香革命”（美麗的詞藻。由握拳而攀上鬱金香花，也夠牽強附會的）。無獨有偶的是：2003年11月格魯吉亞反對黨的奪權行動被稱為“玫瑰革命”，因為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每次公開露麵和衝入議會大廈時，手中都高舉著玫瑰花；始於2004年10月底的烏克蘭反對派的奪權行動則被稱為“橙色革命”，因為其支持者皆以橙色為標誌。

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對“顏色革命”實施方式所下的定義是：歐美發達國家通過慈善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在上述國家進行滲透，支持和培育與歐美發達國家具有相同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的反對派政治精英（或曰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這些反對派政治精英再領導廣大民眾以和平非暴力的“街頭革命”方式奪取政權，建立起實行西方式民主、親美的新政權。 

“鬱金香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這些名字聽起來很美很浪漫，但事實並非如此。今天看來，“顏色革命”後上台的新當權者與其前任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之間的奪權鬥爭仍屬於統治精英間的內鬥。如果統治精英內部事先在繼任人選上達成共識，“顏色革命”多半不會發生；歐美式民主製度的成功具有深厚的曆史、人文和社會基礎，將它們倉促、硬性地移植到別國，猶如“南橘北枳”，短期內並不會給實施“顏色革命”國的政治經濟帶來預想中的巨大變化。例如在不久前舉行的烏克蘭大選中，曾借“橙色革命”上台的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就因得票率極低而下台，說明了烏克蘭民眾對“橙色革命”的倍感失望。

再說“顏色革命”的對象。當年在“顏色革命”中被趕下台的“紅色”當權者們曾一味將“顏色革命”歸咎於歐美“和平演變”的陰謀，這種說辭顯然誇大了歐美的作用，是這些“紅色”當權者們推諉執政過錯的一貫手法。不錯，歐美確實想“改變（這些國家的）顏色”，也確實通過慈善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在上述國家進行滲透和影響。但外部影響從來隻能波及統治精英的高層，難以抵達社會的中下層。而不論是和平地還是暴力地改變政權，還是要靠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些國家之所以能迅速“改變顏色”，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紅色”當權者們保守、不思改革以致民怨積壓太久、民眾翹首改變現狀這些內在原因。這些被趕下台的“紅色”當權者忘了老祖宗列寧所說的“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的”，忘了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更忘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試問當中國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突然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時，當時在當局鐵桶一般的統治下，有何“國外敵對勢力”能夠成功滲透並深深影響如此之多的中國人？1989年六四事件時曾被繪聲繪影地描述過的美國某基金會如何大規模地滲透中國，如何對天安門前的抗議人群施加影響等大道小道消息，如今早就沒人提起了。如果事實果真是這樣，豈有不被中國政府拿來大肆宣傳以讓天下人皆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