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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瑜給劉天昭《出神》的書評，《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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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隻能度過一生，這事可真叫人沮喪。但好在我還有劉天昭。
就象上帝造了大米這種東西，有時候人們用它來蒸飯，有時候人們用它來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劉天昭的時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後來一個被蒸了飯，而一個被煮了粥。於是大米的一種命運得以窺視大米的另一種命運。
但是她比我決絕。我說劉天昭“決絕”，是因為她真舍得放棄。清華大學建築係畢業後，她放棄了建築師的前途。獨自在一個空空蕩蕩的房子裏“待著”，“脫離社會”好幾年。後來她回歸社會，在南方某著名報紙寫社論寫得“風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棄了工作，轉移到另一個空空蕩蕩的房子裏“待著”。
待著待著，就待出了新書《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說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書。它是劉天昭這些年的博客和隨筆選集，篇目內容都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語氣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按說寫書出書是與世界建立聯係的一種努力，但是天昭連這種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語，我隻需要自言自語，因為自言自語是唯一真誠的說話方式。
“脫離社會”可以理解成厭世——深入社會就意味著深入某種角色，而角色意味著條條框框，意味著表演，意味著累。但是劉天昭不厭世。豈止不厭世，我簡直想說她是最熱愛生活的人—— 一個不熱愛生活的人，怎麽可能注意到一個賣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絲的動靜、一滴水與另一滴水之間的時間間距以及各種形狀的風？她簡直就是出於對生活不分青紅皂白的愛，才需要“脫離社會”——在她這裏，出走與其說是一種逃避，不如說是一種收縮。更少地生活以便於更好地生活，減少與生活的接觸麵有利於在有限的麵積上精耕細作。
在劉天昭的筆下，萬事萬物都值得書寫，神在每一個事物中留下足跡。“大作家”習慣於寫政治的肮髒、曆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贖，社會的狡詐，作為女作家，最起碼也要寫寫愛情的顛沛流離或者性生活的壓抑與解放，但是劉天昭不。她寫一個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寫帆布椅子上坐著的一個無所事事的老太太，寫窗外三三兩兩的人群，寫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儲蓄本，寫一隻灰喜鵲在天空中劃過的軌跡，寫夜半大街的光線……總之她寫一切貌似輕微、無關和混沌的時刻和人物。她簡直是故意通過描寫這些“無關緊要”的事物來暗暗顛覆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和等級秩序。誰說政治局委員的命運就比遠親裏某個“破鞋”的命運更驚心動魄？又或者，憑什麽一個“破鞋”的命運一定比窗前一隻烏鴉起落的聲音更值得書寫？在被時間擊敗、被時間席卷、被時間吞噬方麵，萬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顫抖中被文字擁抱。
在這個意義上，劉天昭貌似散亂的文字裏也許隱藏著比其它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繞過故事、情節、結構、主題等等寫作的“格式”，通過感受的碎片，直接書寫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人與時間的關係。正是因為人與時間的緊張關係，她迫切地觀察與描寫每一個微小事物，在它被時間碾碎之前聆聽它無聲的尖叫，並伸出手去打撈它在時間漩渦裏越來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樹林裏碰見兩個畫油畫的，好像迎麵看見了寧靜，流沙裏摸到兩枚鵝卵石。”“睡了輕又假的一覺，幾乎醒著。真是辜負了雨夜。”“一個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報紙。一點陰影也沒有地曬著，小冷風吹著她額頭的小亂發。顯得天更晴了些。”“聽見小學生在上課鈴響之前的大片喧嘩。想這喧嘩之上總有許多葉子茂密的樹枝，綠悠悠地愛護著。”“門口的那盆小花兒，也還是快死了。剩下芯兒裏幾隻新葉，嫩得黃軟，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變幸存的孤兒，孱弱，受不起希望。”……樹林裏畫油畫的，偶然的雨夜，看報紙的女人，遠處小學生的喧嘩，門口的小花兒，這些情景隨處可見，但極少有人留意它們、感受它們，更不會因之而遭遇內心的“咯噔”一聲。在別人活得若無其事的地方，劉天昭活得驚心動魄。
所以別人的寫作是向前推進故事，而劉天昭的寫作是向下潛沉。對她來說，似乎她所見到的每一個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虛掩的門。當別人朝著前方行進，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門。又或者說，她是通過文字給一個個貌似無意義的事物做人工呼吸，企圖喚起它們的溫度和心跳。
這也正是劉天昭令人擔心之處。別人有兩隻眼睛，她有一千隻。別人有兩隻耳朵，她有一千隻。一個寧靜的下午在別人那裏是一個寧靜的下午，在她那裏卻是一場交響樂演出。一片樹葉在別人那裏是一片樹葉，在她那裏卻有森林的茂密。“腦子裏哪些噪音，像是陽光下的塵土，貌似在落，永遠落不下來”。作為她的朋友，我時常為她不加節製的觀察欲和聆聽欲感到擔憂——她花那樣少的力氣去生活，卻花那樣多的力氣去俯瞰生活，我擔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錯過人生的很多樂趣，又生恐她被自己與上帝之間的奔波累得氣喘籲籲。但是很可能這樣的擔心是自作多情，萬事萬物的深處都有熊熊火光，也許劉天昭正為自己能窺見這別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個版本的她，被“社會”綁架的我，應該為那個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溫暖且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