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61)
2018 (1)
實際上，在政府、立法、司法三權之外，新聞已經悄悄地獲取了第四權：監督權！隻是這個權利雖然也算是公權，但目前尚沒有強製性。而新聞自由的本質，就是追求將監督權變成一種有強製性的權力。這實際上很可怕。
可怕一：無論東西方，任何媒體的歸屬都和利益集團有關。它的主辦者，即便是無政府主義者（毛澤東就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是有利益或者有階級性的。因此，在利益和階級性麵前，公平公正則顯得蒼白。看看英美兩國總統候選人是如何拜訪媒體大亨默多克的。《泰晤士報》可以不賣英國首相的賬，卻必須重視默多克的意見。如果新聞監督有強製權，那麽社會問題演變成政治問題將及其方便。甚至可以利用所謂的民意，去顛覆一個集團。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是工具。是一把有威力的看不見的雙刃劍（因為沒有強製權，所以它目前還是一把君子劍）。
可怕二：在討論新聞自由時，很少有人從新聞本體出發。絕大多數的人有意回避新聞的本體，隻對新聞的形態和內容進行表述。這樣就掩蓋了新聞究竟是什麽的問題。我在我的論文《新聞的解釋》中闡述了什麽是新聞：“新聞是語言的掌控者根據經驗得到的一個經過傳播的非自然的結果。”任何一條新聞都必須由語言進行傳播，語言又是經驗的外在表現，它受經驗控製。因此，在討論新聞的真假問題時，尼采就說：沒有事實，隻有解釋。當新聞從業者的自由變得絕對，擁有了強製性的權力，而社會又無法用法律條文來控製新聞的“經驗問題（含真假問題）”和“道德問題”時，我們可以設想擁有媒體的利益集團為了利益會幹出什麽事來。
可怕三：相對的新聞自由在不同的民族應該有不同的解釋。從階級性來說：無產階級的對自由的理解與資產階級革命對自由的理解肯定不一樣。這不是一般問題，而是個文化問題。人類文明的衝突是客觀存在的。西方的“三權鼎立”是社會的一種模式，中國的以執政者為首的三權負責製，也是社會的一種模式。兩種不同的模式當然會有不同的手段。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斷過，延續了2400多年的文化。雖然“五四運動”和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進行了顛覆，但今天國家強調的“和諧”，實際又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背景下去追求與西方文明主導的，也是相對自由的新聞，顯然違背了科學，不可取，也不可能。我們不反對及少數的中國先鋒分子振臂高呼，每個時代總是會有英雄出現，但他們最終也不會以失去精神家園作為代價的。
應該說，今天的中國新聞界，隻要不涉及根本上的政治問題，還是比較自由的。在娛樂、體育、社區、評論、社會等新聞類別和樣式上，中國的記者編輯都擁有很大的自由。這種自由帶來的負麵效應也越來越大，於是有人說：“防火、防盜、防記者”。恐怕對新聞界的規範和自律還任重道遠。
新聞媒體的無節製地膨脹，新聞從業人員的急劇增加，給新聞界帶來了無盡的準備不充分的麻煩。所以對新聞的討論，我認為更需要的是對新聞道德的討論。如何做一個有思想有良心的中國式的新聞人？這才是當下需要嚴肅討論的職業話題，也是高校新聞專業學生應該清楚的問題。妙筆未必好文章，鐵肩才能擔道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