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其實如果冷靜地看待富士康的問題,這個公司顯然不是屬於那種高能耗、高汙染和低技術的舊式血汗工廠。富士康作為高科技的OEM,本身利潤率被下家壓得比較厲害,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深圳的高生活成本導致員工收入的實際降低,對在沿海運作的代工企業的成本壓力確實比較大。
因此富士康這種企業,象中國內陸轉移,是必然趨勢。其實富士康在重慶和惠普合作的產業基地,已經在5月20日開張,目標是最終達到10萬人的員工規模。看來郭台銘也看出來轉移是不可不為。
當然真正富士康應該,也能夠做到的,就是必須改革目前的缺乏人性關懷的半軍事化管理機製,切實落實對員工應盡的責任。
中國沿海企業向內地的轉移,主要是在於代工為手段的加工產業。沿海則必須開始走向以自己品牌為基礎的OBM,才可以應付成本和生活費用的上漲。
而在這種分工格局下,中國才可以真正扭轉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和內地漸行漸遠,貧富差距逐漸擴大,整個國家出現社會撕裂的現象。
再加上改革之後,中央政府權威被削弱,地方勢力,尤其是沿海某些地區,持洋自重,靠著中國幾塊海外飛地的支持,直接和中央權威叫板,企圖讓中國沿著這條拉美化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這個局麵不由得讓俺想起在1980年代末的事情。那個時候,在中國政界,醞釀著一個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大行動計劃,就是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實現以外來材料、外來技術和外來市場為主,以中國提供廉價土地和勞動力配合的三來一補模式,將中國的沿海地區,加入到世界產業分工的國際大循環。
而當時俺是少數的幾個人,在支持這個方案的同時,也提醒了這個計劃會帶來中國東西部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如果這個計劃,在未來一段時間裏,不能做到解決這個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那麽對中國整個社會的影響,以及國家可不可以保持政治統一,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當時俺最大的憂慮,就是中國在沿海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副作用—就是官僚腐敗和地方坐大,會不會因為這些勢力的阻礙,而導致東西部均衡發展的政策轉向無法啟動?
官僚腐敗導致的不關是政府和執政黨的信用在人民中降低,更大的危機,是政府體係受到腐蝕,從而導致政府行政和執行能力的下降。任何政府政策,如果不能為中下層官吏們帶來好處,那麽這些政策,就變成了泥牛入海。
地方坐大,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興起的行業,事實上為中國的農民工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的同時,也造成了外來商人,通過投資和本地官僚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因此要改變這個沿海和內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中央政府在兩個方麵受到製衡。
第一個就是羽翼豐滿的外來商人,威脅中央政府,如果任何傷害他們利益的政策出現,比如說新勞動法的推行等等,他們就把工廠搬到越南等國家,讓中國麵臨大量失業農民工問題。當然這種說法,是以成本太高,喪失國際競爭力等等借口來說的。
第二個就是在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雖然中央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實行了一係列的利港政策,但是人家吃了糖果,並沒有感激之心。任何在珠江三角洲進行產業升級的導向政策,都會被以香港的社會穩定作為博弈的籌碼。而在香港,中央政府又要提防在外國勢力支持下,有一定民意為基礎的反對團體,以推翻大陸內部現有製度作為主要訴求的政治目標,因此也不敢在沒有徹底建立香港穩定力量的情況下,和這些勢力硬撼。
這個局麵終於在2008年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中,得到了破局。就是靠過去那種外貿加工為基礎的路子,算是窮途末路了。為了自己的生存,這些外來商人,不得不要麽在沿海搞升級換代,要麽把現有模式向內地轉移。
而香港的局麵,則因為中央的應對得體,導致大部分香港居民,比較認可中央政府的溫和和漸進的政策,形成了反對團體逐漸邊緣化的趨勢。而未來香港在經濟轉型上,對人民幣貿易的倚重,導致了中央的掌控力大大增強。
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正視香港新生代發展機會被人為壓縮這個深層次矛盾,是中央政府必須麵對的主要問題。目前以地產商為主要代表的商業利益集團,在香港社會勢力過大,導致他們過度私肥,在香港分配大餅中獨食,但卻讓香港新一代,被有心人士誤導,把中央政府當成替罪羔羊,為這些自私自利的商官集團背黑鍋。
中央政府如何做到,繼續邊緣化極端反對派勢力,尤其是那些逢中必反,和後麵與外國勢力有不清不楚關係的人士,但打破政治僵局,和反對派勢力中的溫和派人士,尤其是沒有個人恩怨的新生代,展開政治對話和協商,應該可以化解當前香港的亂局。而同時另一手,必須打擊通過官商勾結,在香港坐大的地產商勢力,令香港社會發展更加均衡。
當然中央政府自己在西部實行的政策,也過於短視。由於在當前的智囊機構裏,對中國近代曆史的了解並不透徹,尤其是對清朝從康熙、雍正和乾隆時代,對西部經營的曆史不是很明了,而且在1980年代之後的西部各類政策,缺乏曆史的縱深感,實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弊端。
在1990年代後,西部政策有了一些調整,但是流於過於簡單化。在新疆的政策,過於偏於單一的剿字。反而在西藏的政策,過於偏於單一的撫字。而這種單一政策的結果,最後不得不麵臨再次的反思。可是說是,如果做不到審時度勢,那就是寬嚴皆誤。
雖然中央政府在後來,就是1990年代的中期,開始意識到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還是立足於開發西部的能源資源,來滿足東部經濟運作的需要。
因此一個新的西部發展政策,就是現在以新疆工作會議出台為標誌的轉變,將會為中國的未來帶來重大影響。要真正明白這個大局,必須回到中國從漢朝、唐朝到清朝,對西部的經營曆史。不了解這個曆史,就無法明白中國未來的政策方向。
閱讀這篇文章後,到底你想要說,美國將和平衰落或中國將和平衰落?我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