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二
可是在今天，當中國國力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確定，民族複興和國家富強已經在不遠的未來可以實現的時候，倒是有不少知識界的人士想把中國給賣了。不知九泉下的汪精衛老兄會不會苦笑，會不會起來再當一次刺客，刺殺一下這幫不知好歹的人士？
要知道今天的這些所謂精英，不光以賣國為恥，還要創造出“愛國賊”這樣的名詞。這種事情，倒是連汪精衛們也不大看得起了。
在明朝末年的時候，名妓女李香君和董小宛，和號稱四君子中的兩位侯方域和冒辟疆，上演了亂世佳人的愛情故事。其實還有一位名妓女，叫做柳如是，嫁了複社的60歲的老翁錢謙益。錢謙益是當時明末的文壇領袖，出任了南明的禮部尚書。當清軍破城的時候，柳如是提議說：“國破家亡，俺們跳河死了算了！”
結果錢謙益這位本來最有責任，以一死而報君王的重臣，沉思半響，說道：“這水太凍了，實在跳不下去。”於是煙花女子柳如是說，俺自己跳了。但是跳水自盡的她被一把給拖了回來。然後錢謙益就帶領著滿朝文武，冒著傾盆大雨，不怕凍地出城向清軍主帥多鐸投降了。
當時清朝的規矩，就是朝廷的正職必須由八旗的滿族、蒙古族、和漢軍旗人的官員擔任，投降的南明官員隻能擔任副職，因此明朝的禮部尚書，就成了清朝的禮部侍郎。這個行為，被當時人譏笑為兩朝領袖，算是“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不過後來在柳如是的勸說下，他辭了清朝的官以後，偷偷的和自己的學生們，比如說顧炎武和鄭成功聯絡，並傾盡家財暗暗資助反清義軍，還策劃了南北明軍會師長江的戰略計劃。這個計劃，後來在鄭成功成功沿著長江打到南京，得不到當地鄉紳的支持而失敗。
當然在錢謙益的這些行動中，柳如是起的作用非常大。根據曆史學家陳寅恪的考證，其實當時柳如是和複社的另外一位才子，後來抗清而死的陳子龍是情侶，但由於陳子龍的原配夫人，不接受這位重情義的妓女而作罷。大概隻有這位風塵女子算是繼承了梁紅玉的衣缽，是值得後人欽佩的人物。
複社後來在順治年間，因為部分成員堅持抗清，而在9年（公元1652年）被迫解散。在複社中間，出現了對後來中國思想界影響非常大的兩位先驅人物，一個是顧炎武，一個是黃宗羲。
這兩位大思想家，加上王夫之，應該算是當時的知識界對理學和心學泛濫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他們繼承和發揚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黃宗羲提出了政府官員，就是儒家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應該“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樣的現代意識的民主思想，要遠遠超越了法國的大思想家盧梭。
而這種“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提法，算是打破了孔子政治學說中，對君臣這個社會等級製度的基本肯定，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
在對理學和心學的批判上，顧炎武反對一心向佛的心學的玄虛，提倡用實學代替理學。不拘於讀史學經，而在於客觀的調查研究，倒是和英國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處。
顧炎武的思想，算是繼承了南宋的浙東學派。當時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學，以及次主流的陸象山的心學（後來在明朝的王陽明集大成）競爭的這個學派當中，比較著名的是永嘉學派的思想。當時永嘉，就是現在浙江東部的溫州一帶，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對外貿易異常活躍。因為這種經濟情況而產生的儒家學者們，他們要求的是儒家學者鑽研經世致用，改變儒家傳統的重農輕商，而采取工商並重，並要求厲治強兵，抗擊外敵。
這個統稱為浙東學派的思潮中，還包括和永嘉學派相近的永康學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南宋的愛國詩人陳亮，是這一個思潮的領袖。在這個學派的思潮中，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反對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這種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標準，提出了“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的觀點。
其實反過頭去看朱熹的理學，可以發現有一個大問題。就是理學中的義和利之辯，雖然繼承了漢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謀其利”，但是在現實社會中，確並沒有實踐的可能。當年在董仲舒時代，儒生還是一個人數非常小的精英團體，是完全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門完全吸收。而由於這個時候的儒生，其大量的比重是來源於豪門精英，因此在經濟生活上無需要對“利”太過著重。
但是在宋朝以後，一方麵是科舉製的程序化，另一方麵是活字印刷術的普及，導致的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這個新的局麵，就是俺們今天看到的，大學畢業生多了，找工作難了。而在宋朝的時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過科舉的機會小了。就算是通過考試，能夠找到政府工作這個公務員職務的人也不多。
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不少最後是去經商了。尤其是南宋時期，大概活躍在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們，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對這些經商的人士們，你要求人家不要講究利潤，要在簽每個商業合同的時候，義字當頭，君子趨於義，小人趨於利，未免太不現實了。
而在南宋發生的這一個變化，就是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產生了地方上的士紳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們，文化上受到人們的尊敬，經濟上因為銀子多，就更受到人們的崇拜，自然就成為了地方上的主導力量。
這種因為基層民眾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觀上就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製的能力，而同時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級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這樣的結果，就是政府部門在地方上，其實已經基本不參與當地事務，隻要朝廷的稅收拿得上來，地方治安又沒有太多問題，那麽大部分的地方事務，都由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紳們給包辦了。
這時候的中國，出現的情況就是，上麵一層是貌似中央集權的政府，負擔著國家政治統一上的任務，而保持了對社會其他領域的強勢主導地位。但是又由於知識人士的大規模出現，地方自我管製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對當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倒是沒有太多的幹預。因此中國出現了政治統一、經濟區域和文化多元的現象。
另外兩個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一個就是從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頒布的均田製，經曆了300年，從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朝和唐朝，終於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兩稅法的實行下，給廢止了。
其實當初均田製的出台，主要是為中央政府提供足夠的自耕農人數，一方麵保證國家稅收的來源，和軍隊人丁來源的需要，另一方麵，則是為了防止地方豪門望族，在土地兼並下，同時拉起可以和中央政府對抗的豪強地方武裝。
而在唐朝，由於科舉製的製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新修訂氏族誌，從漢朝以來就不斷坐大的貴族豪門望族，逐漸式微。而實際上的土地逐漸集中和兼並，在缺乏大族影響力的情況下，對朝廷的威脅大大降低，使得均田製的被放棄成為可行。
而伴隨著土地兼並的出現，在唐末黃巢大亂之後的割據局麵到宋朝的開始，並沒有造成以往那樣大規模的人口衰減。這就形成了宋朝時代的一個社會特征，就是大規模城市化的到來。
早在孟子就已經提到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了。隻是這句金言被帝王所極力倡導的忠君思想洪流所淹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