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三
那些從前爭論的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多些稅收還是多些福利，走歐洲形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堅持美國資本主義傳統，靠政府幹預解決收入差距還是靠個人奮鬥實行美國夢想，這些爭論就會從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之爭，再加上種族衝突和文化分野。
當然大規模增加的拉丁裔人口和來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又無法進行文化融合，都會為美國帶來內部殖民化的頭疼問題。
除了這些內部隱患，來自外部的挑戰，就是中國的複興帶來的東亞整合導致世界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重新回到歐亞大陸。在這種西方文明全麵衰落的過程中，又受到穆斯林文明的軍事極端勢力的恐怖主義挑戰。
現在中國人也許會笑話這些極端勢力對美國和西方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挑戰，隻不過是以卵擊石。但是不要忘了在100年前，當中國的義和團民們對西方軍事實力的挑戰，也是以卵擊石，但是50年後的中國，在朝鮮戰爭上的表現，就完全令人刮目相看了。因此穆斯林文明的崛起，或者說人家的複興，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麽轉過頭來看中國，在一個人口密度比較高的國家，實行更加自由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在財政和稅收政策上對收入不平衡的調整，其實就會令更多的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受到侵害。而鼓吹將這些措施進行合法化，在中國建立一個美國模式的自由民主製度（或者更準確地說，自由資本製度），其實就是要求確立中國出現的資本家階層，對政治權力的更大控製。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農業社會，任何王朝要考慮的都是如何防止土地兼並導致無地的農民增加，而出現大規模流民的情況。而現代社會考慮的就是不能讓城市房地產兼並，而導致無房可住的籠民和蟻民的增加。
中國要防止的，不光是不能出現民主印度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孚”的情況，還要防止出現民主美國那樣，對街空房屋，貧民帳篷城的局麵。
由於中國文化的特殊傳承關係，在全世界到處存在的官商勾結的現象，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表現的形式是資本為主而控製政治。而在中國則仍然是以政府主導，來控製資本。因此對中國進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說自由錢主）的改造，其實就是等於要求大家把政治權力交給資本，從而讓那些在國有財產私有化過程中，把公家的錢塞到自己口袋裏的官僚們，搖身一變，就變成了私人的資本大亨。然後這些大亨們，就把不那麽光彩和正當而獲取的財產，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在通過所謂全民都可以投票的假民主的過程中，徹底掌控政治權力。
中國的政治體製發展，當然不應該是這個私有化和西方民主化過程，把大家變成少數資本家集團的奴隸，再通過內部的官僚資本集團和外部為西方金融集團服務的中國買辦集團聯手，倡導所謂資本的全球化，從而連中國人的民族自立和國家獨立的底線都給予放棄。
如果按照這套路子去改革，那當年還搞什麽人民共和國，走這麽長一條彎路，直接讓蔣家王朝賣國下去，不就得了。
那麽就回到俺之前問的一句話？中國的民主出路在哪？
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保證政府對資本的控製。如果今天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有太多弊病和令屁民們不滿意的地方，其根本出路在於，如何通過製度上的建設，約束住政府的官僚體係和資本的勾結，和增加屁民對官員的監督程度。
因此俺一直認為，中國的主權在民，應該不是集中精力在“官威”，就是官員產生上的民意體現，而是應該在“吏治”，就是官員行使政治權力上的責任問職。
中國的文化特殊，體製也是世界上的唯一。直到今天，大部分海外的中國學家們（就是Chinese Scholar，以前被錯誤地翻譯成漢學家，又繞回俺說的把中國人有意狹義到漢人）仍然持有這樣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國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不是西方那些民族國家（Nation-State）。
因此在中國實現主權在民，要走的還是應該是群眾路線這條唯一的康莊大道。
在中國的曆史上，中華文明的一個優點是其文化主義，以及因此出現的文官製度。但是這個優點推行到了極致，卻造成了另外兩個文化要素的衰弱。一個就是重商主義，一直沒有得到政治體係和其代表的文官精英階層的重視。另一個就是尚武精神，在唐朝之後，就逐漸萎縮。
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主要成果，就是重商主義的出現，而出於對自己國家和民族救亡圖存而興起的民族主義，也為重新找回漢唐傳統的尚武精神，起了關鍵的作用。
如何把文化主義、重商主義和尚武精神這三大要素，在理性和不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凝聚力下，有效地融合，就是中國強盛和中華民族複興的不二法門。
當然如何吸取西方的資本控製政治權力的經驗教訓，在重商的同時，保證不要在西方選舉民主體製下，把民主政治變成錢主政治，保證國家對資本權力過大的製約，是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的選擇。
這個選擇當然是一個困難的曆程，就是希望能夠通過“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和資本控製全球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競爭，而確定中國作為世界性有影響力的大國的地位，自然會遭到西方資本控製的西方媒體和相當數量的中國媒體的圍剿。
當然更潛在的危險，則在於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員們，在製約資本權力的同時，握權自重，公權私用，以公肥私，和驕橫跋扈，將西方式樣的資本主導和官員跟隨的官商勾結方式，變成中國式樣的官員話事和資本捧場的官商勾結方式。
而主權在民和群眾路線，就是要保證普通草民，對這些官員的監督。這就是俺一直提倡的“嚴吏治”的深刻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