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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論武之主權在民(三)

(2009-11-16 09:53:57) 下一個

 

從周朝開始的華夏族擴張,就把中國的概念,從商朝的河南一帶,推進到了山東、山西、陝西和河北,然後在秦朝、漢朝、唐朝、元朝和清朝幾個主要的擴張性王朝那裏,慢慢地奠定了今天的這樣一個局麵。

當然這些擴展,其中包括以漢族和漢胡混血族的對外擴張情況,也包括非漢族征服漢族地區,並帶著自己的土地入夥的情況,總而言之,就是擴張中的人民的加入帶來的地區性的複雜性。

在周朝開始,這個問題就已經存在,就是如何解決王朝的行政管理製度的統一性,和各個地區人民內部的族群和文化的差異性,在大同和小異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當然這裏所謂的大和小,指的是整體和局部的關係,而不是量化的概念。

解決的方法就是,一個統一的政府行政管理製度,來保證整體的同一性,和靈活的地區實施彈性空間,來解決地方的多元化和不同差別。

在周朝的時候,這個製度就是周公訂立的禮樂製度,通過天子、諸侯和士大夫之間的血緣和婚姻關係聯係,來維持天下之一統。而在地方上,則因為貴族特權的繼承和派他性,通過貴族和自己土著族群的一致性,來實現這個因地製宜的靈活原則。

從秦朝以後一直到隋朝,這個係統就是由儒家教育的門閥和地方豪強維持同樣功能,然後在隋唐以後,有科舉產生的儒家官僚和地方士紳,就擔當了主要角色。

這樣一個角色的分化,就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思想體係。一個就是以天下管理為己任的儒生們,通過科舉考試,外放到其他地方為官。因為這些其他地方,通常是不同於自己出生的族群,因此在語言、文化和風俗上,並不能達到和自己管轄地方的人們的良好溝通。這個官員能夠做的就是,靠著自己的官話(當然不是人家本地人聽不明白的家鄉話),和當地懂官話的鄉紳溝通。而當地的鄉紳們,就會把這個官話溝通的內容,翻譯成人家的本地話,和自己的族群進行溝通。

這個官員可能是一個會說官話,來自於廣東的人士。而他任職的地方,也許是說吳語的蘇州、或者說西北話的西寧,還可能是說藏語的拉薩。而處於社會下層的各個不同族群的人們,因為並沒有受到這種精英文化的教育,其文化自然就和這種講究統一和一致的普世體係不同,而帶有更多地域性和族群性的色彩,而這種文化的地域性,自然就是一種黨同伐異的樸素族群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樸素的民族主義。

當然用民族這個詞,去描繪中國古代的族群主義,是有些不太準確。其中原因是民族這個詞,是沿用了日本明治維新後,對西方的nation,就是西方意義的國家的翻譯。因此nationalism就翻譯成了民族主義。

而中國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概念中的華夏族,確實是有將族群和當時周朝的政治體係聯係的因素。這種聯係本來隻是在貴族一個層次聯係的,但隨著周王室的權威衰落,各個封國的無可選擇地走向了內部和本土的身份認同建設,發生在各個封國之間的戰爭,就不再隻是介入諸侯之間的私人事情,而開始帶有國和族群的概念。

因此當曹劌聽到魯國有難,就自己站出來為國分憂了。這個時候的國和族群概念,還沒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應對禮崩樂壞的局麵,和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國的內部事務,就導致了各派思想家,從孔子、老子、墨子、莊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論來麵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問題。

當然在這個分崩離析的階段,政治權力從周天子滑落到諸侯貴族的手上,是春秋時代的主要標誌。而這個權力進一步從諸侯中,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戰國時代的事情。這個變化,就是從血統高貴的權力獨占,慢慢到血統一般的分權行為,到了漢朝建立的時候,就落入尋常百姓家了。

但是漢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麽就是戰場中的功臣分封的公侯們,比如說蕭何、周勃和陳平之類,要麽就是功臣之後的周亞夫之類。直到漢武帝上台,用了董仲舒的獨尊儒家的理念,而對人才選拔製度的孝廉和賢良製度,算是真正開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雖然這種變化不是很徹底,更多的是靠著地方勢力和豪強的參與,但顯然國家政治的參與度要高了許多。在察舉製度下,對官員本籍任職的限製,對不同地區的名額分配,都使國家認同感大幅度上升。

雖然全麵的科舉製度是隋唐之後才開始成熟,但這種國家認同感大致是在漢武帝的統治期間完成,導致了族群認同從含糊的華夏族,而一變為清晰而簡單的漢族。

當然在漢武帝時期,發展起來的全國性商業和市場網絡,和長安開辦的太學,在文化上培養的儒生群體,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馬遷的《史記》,以及開始慢慢開始的各種民間宗教,到東漢形成規模的道教和佛教的傳播,都為全民的身份認同起了作用。

這個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形成統一的整合過程,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認同。但是因為漢朝伴隨著漢族在西域、嶺南、東北和朝鮮半島上的擴張,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你必須留下讓人家外來者的加入程序,而因為家天下的原因,愛國和忠君成為一體,因此地方性的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識,和全國範圍的儒生精英階層的族群意識,存在著某種差異。

這種差異表現在地方性的普通人民那裏,國家族群的認同,有時候會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認同超越,尤其是發生在不同地區族群的經濟利益衝突上。但這些衝突通常發生在戰亂期間,當人民進行大規模的跨地區移民的情況下發生,新來的“客家“人群,對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的資源競爭壓力。不過這種衝突,在另一方麵,又造成了不同地區的族群的融合,從而使整個民族認同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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