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一
前麵談到中國現代的知識界頗有一些人士，對民族主義充滿惡意，動不動就把這個東西，等同於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反世界主義。好像俺們中國人，就要用民族主義去征服世界。可是曆史的事實是，反而是俺們中國倒是民族主義比較淡薄，是被人家侵略和擄掠的對象，而沒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們，則充當了外部勢力的代言人，從事著古代的買辦的角色。倒是那些整天炮製中國威脅論的國家，反而是世界曆史上，打家劫舍、殖民滅族的貨色。
這種無民族意識的買辦身份，在曆史上因為中國文明的先進性，和以文明為取舍，而不以種族血統為取舍的認知，經曆了早期的恥辱和屠殺之後，無論如何，最後還是達到了以漢文化為主體、以其他民族文化為補充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因此在價值體係上，仍然可以得到自圓其說的效果。
可是這種自己意淫出來的文化體係的通潤圓滑，到了數千年曆史的大變局的1840年鴉片戰爭後，就變成了摧毀性的震撼效應。那就是和當年北方遊牧蠻族的金戈鐵馬相比擬的暴力機器，來自西方蠻夷的英國的堅船利炮，一樣把中央帝國脆弱的國防係統打得稀裏嘩啦。但更麻煩的是，中央帝國頭一次見到不傾慕中華文明，沒有心思要被中華漢化，而且還自己拿出一大堆道道出來，要夷化中國的蠻夷。
而且接受蠻夷教化的屁民們，居然在拜上帝會的領導下，發動了太平天國造反，比曆代靠摩尼教和白蓮教造反的聲勢都大得太多，橫行大半個中國，差點就把清朝給推翻了。
這個時候的官僚係統和學術界開始思考的問題，大概就是為啥俺們技不如人了。以前在遊牧民族鐵蹄攻擊的時候，倒是沒有太多文化上的自卑，而這次連最驍勇的蒙古騎兵，都派上了戰場，也不過是給人家洋槍洋炮，多一些靶子而已。
這下子，那可是到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了。就是在這種軍事積弱和文明衰亡的情況下，真正的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知識階層裏，頭一次興起了。因為在這個幾千年未麵臨的困局之中，那真是連條褲衩都沒有了，不靠著最後的這一點民族的信念，那這個民族就非滅亡不可。因此以民族主義的堅強信念，來實現救國反帝的曆史任務，就成了中國這一百多年的主要社會脈絡。
因此對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學界一直有爭論。一種觀點，就是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主義，與現代民族主義毫無關聯，隻是在西方的武力打擊下，中國人才放棄了文化優越感，由長期保持的文化主義，轉化為民族主義。因此中國民族主義是西方文明的舶來品。
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解釋，主要源於1960年代的美國學者哈裏森（James Harrison），後來得到了另一位美國學者萊文森（Joseph Levenson）的發揚光大，而成為了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學說。
這種學說主要是否定了中國人自身作為一個曆史民族，企圖用前現代和現代劃分曆史的西方中心論的話語圈子，用西方現代化理論偏見和直線進化曆史觀來解讀中國。這種解讀將文化和政治作了一個強硬的切割，將中國文化簡單的以前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作為一個分水嶺，從而確立現代化即是西方化的霸權語境，為中國人的現代化設立一個文化陷阱。
而這種話語陷阱，則在中國人靠著自己近代興起的民族主義，實現了民族和國家的救亡圖存，又開始走入了當年理想中的富國強兵，開始被西方人用來作為阻礙中華民族複興的一個利器。
這個利器，就是通過西方學界自身對起源於西方的所謂現代民族主義的反思，認為這個主義是導致西方當年推行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反思之中，作為西方人認定和許多被洗腦了的中國學人全盤接受的假設，就是完全因為西方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自然也是要處於這個反思中的一部分。
因為按照這種推理，中國民族主義因為是西方民族主義的一個拷貝，那麽這個民族主義當然就會走入西方曾經走過的老路子，比如說帝國主義擴張啊，到其他大陸，非洲啊去殖民之類。
而這種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不光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源泉，而且俺們西方是靠了自由民主主義才把這個魔鬼給裝回了瓶子裏麵。相對於這種惡魔的民族主義，其實最好的就是普世主義，俺們可以通過普世主義的人權觀念，來粉碎民族主義的主權，或者說國權觀念，這才是所謂全球化啊，世界大同，同一個世界啊，諸如此類的真正含義。
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1840年開始，尤其是在1900年後，成為中國人的主旋律，在今天似乎變成了中國輿論界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實背後可以摸出這樣一條伏線。
那就是中國這幾十年裏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條國家發展道路，已經成了某些人心頭裏的大患，就是如何按照中國自己的文化傳承和國情特點，可以實現和西方化完全割裂的現代化，將會為這個世界的未來發展，造成一個大變局。
而這個大變局，對西方來說，也是一個400年未遇到的頭疼問題。中國會不會成為西方無法推翻的最後一張骨牌，就要看中國的文化特質，和其衍生出來的民族主義的文化自豪和民族自尊，可不可以被西方顛覆。
中國人要做的也很簡單，就是如何可以不陷入文化自卑和民族虛無的情結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