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論武之民族主義（六）

六

前麵談到了南宋在崖山之戰中滅亡，那個時候，南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元軍的戰船上，親眼目睹了整個海戰的過程。

文天祥，嚴格的意義上來講，不是一個武將，算是一個文弱書生。他在南宋寶祐4年（公元1256年）中了進士，並在集英殿的廷對中，以“法天不息”的核心觀念寫的《禦試策》被宋理宗欽定為該科狀元。

文天祥的老師是歐陽守道，而歐陽守道則是宋朝理學大師朱熹的傳人，因此文天祥本人算是朱熹的三代傳人。而南宋的理宗皇帝又非常推崇程朱理學，因此君臣算是一拍即合，在文天祥的廷對中，貫徹的始終是程朱理學的基本思想。

因此這個算是中國曆史和文化上的一個悲劇，在一個國家和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需要救亡圖存的時候，皇帝和最出色的大臣，討論的不是強兵之策（因為南宋如果不算是富國的話，全世界從古到今，就沒有人敢稱富國了），而是天道之理，和人道之修。

這個時候，一個民族似乎應該出現的是中國秦國的商鞅，或者是普魯士的俾斯麥。就算是這樣的鐵血政治家沒有出現，最起碼也應該出現蘇秦或者張儀那樣的戰略家。

其實就算是俺說的當北方遊牧民族手中有了糧，其軍事優勢仍然表現在短暫的衝擊力上。金國的南下戰略基本上是兩次，其實都被南宋的軍民所挫敗。當時有一個著名的戰事，就是在南宋紹興10年（公元1140年），金朝大臣完顏宗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兀術，撕毀合約，南下攻宋，在順昌（今安徽阜陽）打了一戰，企圖從這裏南渡淮河。

當時防守的南宋將領劉錡實行的是全民抗戰的路子，男子備戰守，婦女礪刀劍，為了背水一戰，製止宋軍出名的逃跑習慣，他還學項羽，破釜沉舟，把船隻鑿沉，斷了大家過淮河的後路。

而這次戰役的時間是在盛夏，金國的重鐵甲騎兵在中午時分，酷熱難熬，口幹舌燥的時候，附近潁河水裏，和城外的野草中間，又被南宋軍民撒滿毒藥，導致金兵人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戰鬥了。結果就是劉錡以區區不到2萬的軍隊，以少勝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將領嶽飛、韓世忠等，遏製住了金兵的攻勢。

另一次就是前麵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敗而結束。

因此隻要宋朝能夠積全國的財力和人力，抵擋住金國和後來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勢，堅持打持久戰，能夠做到全麵皆兵的話，應該不至於被外族滅亡。

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個民族必須有堅定的民族主義意識。而從文天祥的情況來看，當時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的理念裏，民族主義的意識並不濃厚。

當年文天祥被俘之後，從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勸降。因此押送他去觀看南宋滅亡的崖山之戰，其實是一種心理戰。

看到南宋軍的慘敗和王朝覆滅，文天祥當然是悲從中來，當時寫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詩，以表達“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的絕望心情。

這首長詩的開頭四句，說道“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因此可以看到文天祥類比蒙元和南宋之戰，似乎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爭戰，而是相當於戰國的秦趙之戰，和楚漢之爭。

在後麵提到元軍的時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誌欲扶昆侖，北人氣欲黃河吞”，“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隻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裏，椎牛釃酒人人喜”，可以看出並沒有帶有強烈的民族意味在裏麵。

這裏隻要簡單地將文天祥裏麵對敵方的描述，和更早一點，沒有受到朱熹理學影響的南宋將領嶽飛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嶽飛的眼裏，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蠻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識，顯然要強烈得多。

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廈將傾的時候，各地的地方勢力和知識分子，要麽考慮如何在蒙元新朝裏謀個一官半職，要麽如何考慮自己在地方上的明哲保身，隻有文天祥響應了謝太後的勤王詔書，在元軍20萬大軍的鋒芒之下，召集了萬人的烏合之眾，試圖抵擋蒙古鐵騎。

有朋友勸他，你還是洗洗睡吧，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幾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社稷可保也。”

可以看出來，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傳統儒家“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有孔子的“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責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實在是俺們今天的為政者和讀書人，應該學習的楷模。

在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勸降不果的情況下，甚至以中書省宰相的官位為許諾，都沒有改變文天祥的信念。最後忽必烈見了文天祥，問他有什麽願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於是從容就義於北京的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