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二
幹掉異姓王的同時，劉邦開始分封劉姓王。以同姓王分封造成的雙軌製，暫時沒有對整個國家造成危害，其中原因是劉姓王年齡尚幼，羽翼未豐，中央派去的大臣還可以節製。另一個原因就是劉邦死後，呂太後專權，一方麵對同姓王，采取了打壓手段，弄死了幾個劉姓王，其他的都是朝不保夕。另一方麵，就是封異姓王，就是呂姓王，公然推翻白馬之盟。
因此誅殺異姓王的第二階段，就是以周勃和陳平為主導的殺呂姓王。其實當年呂太後不是沒有想到要消除劉邦朝的舊功臣，隻不過這幫老臣子在外麵擁有重兵，不敢造次而已。結果就是呂太後死後，周勃發動了宮廷政變，一舉而剪除了呂產和呂祿領軍的諸呂勢力。
這一段曆史發生在公元前180年，就是漢朝建國的22年，差不多就是前30年第一代領導人任內發生的故事。整個故事的主脈，就是由功臣形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勢力受到外戚的誅殺，然後是臭名昭著的外戚被功臣官僚階層反撲，在這一過程中，兩個勢力團體都受到了一定削弱，而為後麵的職業官僚們騰出了空位。
當然外戚力量，不是隻是限製在領導人夫人，就是太後或者國母這一脈，後來出現的太監可以算在一路。而在西方其他國家的近衛軍，或者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等等，甚至人民共和國前30年裏，出現的紅衛兵們，都是用來收拾建國功臣產生出來的利益團體，都可以算作是外戚力量。
在大漢朝的第二個30年，出現的就是以漢文帝和漢景帝代表的文景之治這個經濟發展局麵，和削藩迎來的七國之亂。
本來一國兩製，主要是考慮到曆史原因，對一些地區的人民所習慣的製度，進行一個短期的安排，是希望在未來國家發展過程中，慢慢縮小差異，最終過度到一個體製。因此在兩個製度中，一定要有主次，讓大家明白那個製度才是未來國家的抉擇，是全國人民的康莊大道。
從漢朝的角度來講，發展國家大一統的中央為主導的郡縣製度，自然是國家主體製度，是未來全國要走入的一體製度，而在原六國的舊地，所進行的分封的封建製度，就應該慢慢走進曆史，而不能讓人家封建勢力，認為可以把你中央的郡縣製給變回去了。
想以一個區域的非主體的製度來改變一個國家的主體製度，放在今天的語境環境下，就叫做顏色革命。而想以一個國家的主體的製度來改變一個區域的非主體製度，在過去的語境環境下，就叫做改土歸流。
無論是顏色革命，還是改土歸流，在於你首先要對自己的那套政治製度，充滿信心，才可以去理直氣壯的推銷自己那套做法。就算是非主體的製度，在整個國家處於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小空間，但隻要自己信心夠足，嗓門夠大，外有強援，再加上你主體製度的捍衛者，自己老覺得自己那套不如人家先進，小腿肚子成天抽筋，站不穩腳步，自然也會被人家以賓奪主，占了上風。
人家小地方的不同製度，要是搶了你先進製度的名號，整天喊著要你接軌，而你自己也心虛口軟嘴頭裏還要承認人家確實先進，隻是因為自己本事不濟，要在拖拉過100年才可以接人家的軌，當然不要怪人家以小擊大，成天要顏色你，讓你知道革命的威力。
就算是對自己的主體製度，充滿了自信，要在非主體製度的小地方，搞改土歸流，在實行過程中，也要溫水煮青蛙，治小地同樣如烹小鮮，折騰大了，一樣也會出一定的亂子。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在一些地方改農奴製的土，入社會主義的流，也曾出過一些亂子。
以當時漢朝實行的一國兩製，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當然是郡縣製的中央政府和封國製的地方政府領導人中間的血緣關係，使大家翻起臉來，還有一個顧忌和需要一個過程，不像異姓王那樣，斬殺起來，比較容易落手。另一個問題，就是封國的規模頗大，已經形成了可以和中央抗衡的態勢。
漢朝初期全國大約有54個郡，但是由中央直接領導的隻有15個，其他的39個郡，則分封給了諸侯們，因此郡縣製隻是在中央管理的區域下進行，諸侯國體製占有的比重要大得多。因此製度之爭，遲早都會變成大問題。
而當時漢朝各界，因為當年把秦朝推行的各種強行改製的暴力手段，都推到了法家政治哲學的頭上，因此漢朝的施政哲學，是采用了黃老之治。在漢文帝領導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府財政政策，自然是節衣縮食，有效控製政府開支。在文帝在位的23年裏，沒有大興土木，生活簡樸，還要拿錢到匈奴那裏進貢，做消氣外交。
相比之下，地方上的各派勢力，因為中央政府的寬鬆稅收政策，就趁著全國各地的經濟恢複，富裕起來。當時皇家後宮裏，大家當成寶貝的東西，在這些地方富豪之家，已經變成了平常之物。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兩次減田稅，都是過半，最後是降低了30抽一，就是3%的稅率。之後的文帝十三年，還全免一年的田稅。其他的口賦和徭役都減了三分之二，文帝還削減了皇家警衛部隊，壓縮皇家馬匹去支持政府驛站，赦免官奴婢為自由人，以及增加老人福利，賞賜孤寡老人。
在這種形式下，全國經濟一片大好，當時比較富裕的封國，就是吳王劉濞在現在蘇州附近分封的吳國。吳王劉濞是劉邦的侄兒，當年在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英布被滅掉後被封，下轄江東53個縣。雖然當時江南之地，不是今天這般富裕，但當年豫章郡（現在的江西省大部）有銅山資源，可以拿來鑄造錢幣，沿海地區盛產鹽，控製漢朝的主要民生產品，再加上吳國收降納叛，各地方犯法的人，都可以逃到那裏，吸引了大量的人力來開發礦產和曬鹽，而沒有影響農業生產，自然經濟得到飛速發展。
有個問題始終沒有想清楚，請教於閣下：建國兩個三十年，前三十年是鬥私批修，結果是國民經濟沒有活力，社會公正和平等大體實現了，但卻是築基於低水平上的。後三十年走私有化的方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大多數人卻陷入了相對貧困。我個人的理解就是“公”也有力有虧，“私”也有理有虧，但好像不能同時走？這個矛盾怎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