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正文
【part C：兩個北大】
謝泳先生引用的這段史料尚語焉不詳，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報》關於此事的敘述更加詳細：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灘大操場，即有各學院同學集合。迄九時許，全場已有千餘人。同時，各新標語、新壁報，紛紛增加，貼遍各處。尤以各教授之談話及上書司徒大使之聲明書，最為觸目，爭相閱讀。十時，清華大學及燕京大學學生之聯合進城請願遊行隊已出發之消息傳來，各同學莫不興奮異常。十一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訓導長褚士荃，教務長吳澤霖等進城，至北大辦公處與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教務長鄭華熾等，召開緊急聯合會議。當議決對學生遊行事不加阻止，並聯絡各有關機關，請求保護。】
我素來敬重鄭天挺先生學問嚴謹，直到翻閱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後生們哪是容易得窺全景的？物理學家鄭華熾，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務長”身份，暗示我們諸多內情。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清華班子一目了然：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吳澤霖；訓導長褚士荃。訓導長大約類似今日“學生管理”或“政工”一係領導，褚士荃言論亦相對收斂謹重，然而，三人齊心，頗可得見。
而諸種史料中，北大班子卻隻能散見各處。因為一旦整合一處，誰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適被任命為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有雲，此年6月，蔣夢麟要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蔣介石屬意胡適或傅斯年擔任複校後的北大校長一職。傅斯年時在國內（胡適尚在美國），蔣介石請教育部長朱家驊先行谘詢傅的意見。傅斯年於 8月17日上書力辭，盛讚“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極具“佳話”體。政府任命發表後，胡適就任前，由傅斯年暫代。胡、傅素來親厚，亦師亦友，同氣連枝。傅斯年代理校長後，屢次發表聲明，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他1946年1月7日寫給夫人的信中說，“實在說這種局麵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胡適1946年7月5日抵達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先以陳雪屏後以賀麟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注：本節人物基本出場完畢）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訓導長：陳雪屏。
秘書長（胡適年譜中稱為總務長）:鄭天挺。教務長：鄭華熾。
謝泳先生在《重說沈崇案》中對“陳雪屏”隻字未提，對“鄭天挺”、“鄭華熾”亦隻字未提。我們既看不見“同學何必如此鋪張”的陳雪屏；亦不知鄭天挺、鄭華熾諸先生的擔當。這樣如何能還原沈崇案的真實全貌？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他借《申報》批評了梅貽琦和陸誌韋兩位先生，然後徑直盛讚胡適、傅斯年“真正顯示出了知識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過是“他們沒有無原則認同學生的行為，而對學生有所批評”，這種邏輯，何其武斷草率爾？
《文匯報》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證了《世界日報》的報道：
【新聞記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長室，這裏有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清華校長梅貽琦以及周炳琳、錢瑞升諸教授，有兩位同學在哭訴校外分子來北大行凶以及向達教授被辱這些事。鄭天挺安慰了一番，說學校必想辦法，周炳琳教授則慷慨激昂，大聲說：“黨派必須退出學校，而國民黨應首先退出！”這時電話鈴響，原來是訓導長陳雪屏來電，說他今日因病不能來校了。陳先生病的真巧。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清華燕京等校負責人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對學生遊行不加幹涉，並與治安當局洽商保護學生】
12月27日，學生團體代表往謁陳雪屏，目的無非是探問徵求校方意見。北大複校，國民黨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陳雪屏擔任北大訓導長，蔣政府顯然頗有深意。“陳雪屏在北大積極發展國民黨、三青團。”這樣一位人士，說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學生，同學何必如此鋪張”，令人無比憤慨，仔細想想，並不令人吃驚。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沈崇案發時，北大校長胡適正在南京忙著起草憲法。根據年譜，他11月11日晨飛赴南京，12月30日飛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陳雪屏的繼任者賀麟也參加了國民大會，回憶如下：
【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召開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人稱偽國大），胡適和我都是代表。我這個遴選代表大概是胡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推薦的。我們同機到南京去參加會議。……到南京後，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適擔任執行主席的一次大會上，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偽憲法，鄭重其事地交給胡適，胡適則恭恭敬敬地接了過來。蔣介石講了一通憲法的來源和意義以及什麽“還政於民”的鬼話，兩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們還聽了參謀總長陳誠的軍事報告，報告胡吹要在三個月內打敗共產黨，等等。小組討論我隻參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組，我連個座位都沒找到，站著聽了半個小時我就走了。後來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學看朋友去，沒再參加會。從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閉會，我就回北平了。】
胡適1938-1942年任駐美大使，1945年作為國府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一年兩製憲：1946年11月25日，胡適在南京參加製憲國民大會開幕典禮。南京期間，他給人題寫條幅，“做了過河卒子，隻有拚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寫照：建設的，樂觀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賀麟，已覺製憲不過一場遊戲一場夢，他入不進戲，甚感無聊。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群龍無首，訓導長陳雪屏的話，可謂官僚遁詞與精英傻話共一色，群眾聽得麵目發青。當然，陳雪屏官運亨通，亦可想而知。據繼任者賀麟回憶，
【1947年9月，原北大訓導長、國民黨特務陳雪屏調走。學校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繼任人，胡適派總務長鄭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幹（可能是陳雪屏和朱家驊的推薦，經南京最高領導人同意，讓我接任）。……鄭好說歹說勸我先幹一幹試試，等有了人可以不幹，並說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於為什麽要讓我這個書呆子當訓導長，我就不清楚了。學生們對此也感到意外。當時學生們經常請願，有時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帶大家去見胡適。胡認為我推卸責任，由此漸漸產生了不滿。記得朱家驊曾經三次以教育部長的名義給學校來信，在信中開列過幾批學生的黑名單，要求學校開除這些所謂“異黨分子”。胡適把信交給我處理，也不表示什麽意見。我則把信往抽屜裏一擱，跟誰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賀麟過境南京，“由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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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棍陳雪屏在北大師生心目中什麽形象，有無威望，同樣可想而知。他和鄭天挺、鄭華熾級別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難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澆油，學生勢起，遊行在所難免，他隻有稱病在家，由鄭天挺、鄭華熾先生收攤承擔了。“北大各院負責人同聲響應”，亦可見陳雪屏勢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報》登出一條奧妙無窮的短訊，道破鄭、陳間的歧異：
【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教務長鄭華熾二人意見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貫作風，向無關涉學生運動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學生遊行時，曾邀請訓導長陳雪屏到校，陳推說有病，未到。鄭表示遺憾。】
12月27日，學生組織了“北大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亦積極聯絡清華等校。29日，籌備會會場被砸，民主牆壁報亦被人掃撕一空。30日晨，“職業學生”及打手們撕去罷課的布告，貼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課”的告示。曆史係向達教授正好路過，眼見種種不堪，知識分子“迂氣”發作，這位秀才試圖和猛士們講講道理：“你們就是反對罷課，也不能撕毀別人的……，因為在北大，任何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榮曆史被你們丟盡了。”人家哪裏肯聽你的真理，打罵有加。此即新聞中所言“向達教授被辱”一事。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學院知識分子，言必稱言論自由，視之為內心信仰。然而遇見不信卻又會武術的，隻能束手。錢端升教授被問及對“情報網”共諜逗引說持什麽態度，錢教授的怒言既可樂又悲涼，“這是造謠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範圍。有錢印這些東西，我的政治學講義，到現在還沒印出來！”
搞到這種地步，教授們亦要反了。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校長室內已經怒不可遏，當北大學子等待清華、燕大學子入場時，這位周教授，亦毫無避嫌，出現在操場上，示以支持。學生們高呼，“擁護周先生恢複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匯報》敘述時亦難免唏噓，【原來周先生正是當年五四健將，一瞬卅年，如今已兩鬢如霜了。】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好一個“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這是關於代際更迭很敏銳的洞察。“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多數青年人的熱血、慷慨、風發，向來如是。等到30年後，自己上了宴席桌，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員，當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間掠過，恐怕亦隻有壓下不想，還能怎麽樣？有家有業，上街鬧革命，你試試？再說，換人真能改變這個世界嗎？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維自然會比青年人多有顧忌、疑慮，這亦是自然的。一個成熟的社會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擔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變革，有人步步謀劃；有人熱情，有人穩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穩穩刹車。
而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27年之後，竟然被滿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來打醬油，這是多麽令人感慨萬千的一幕。記憶和此刻疊合，想必他心裏亦感慨萬千：我還是那個我？世道還是那個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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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31日，《新民報》刊出的《北京大學四十八教授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議書》，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達、鄭華熾、錢端升以及沈從文、朱光潛等人亦在列。
這份名錄並非以姓名筆畫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謝泳先生引用的這段史料尚語焉不詳，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報》關於此事的敘述更加詳細：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灘大操場，即有各學院同學集合。迄九時許，全場已有千餘人。同時，各新標語、新壁報，紛紛增加，貼遍各處。尤以各教授之談話及上書司徒大使之聲明書，最為觸目，爭相閱讀。十時，清華大學及燕京大學學生之聯合進城請願遊行隊已出發之消息傳來，各同學莫不興奮異常。十一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訓導長褚士荃，教務長吳澤霖等進城，至北大辦公處與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教務長鄭華熾等，召開緊急聯合會議。當議決對學生遊行事不加阻止，並聯絡各有關機關，請求保護。】
我素來敬重鄭天挺先生學問嚴謹，直到翻閱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後生們哪是容易得窺全景的？物理學家鄭華熾，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務長”身份，暗示我們諸多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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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班子一目了然：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吳澤霖；訓導長褚士荃。訓導長大約類似今日“學生管理”或“政工”一係領導，褚士荃言論亦相對收斂謹重，然而，三人齊心，頗可得見。
而諸種史料中，北大班子卻隻能散見各處。因為一旦整合一處，誰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適被任命為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有雲，此年6月，蔣夢麟要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蔣介石屬意胡適或傅斯年擔任複校後的北大校長一職。傅斯年時在國內（胡適尚在美國），蔣介石請教育部長朱家驊先行谘詢傅的意見。傅斯年於 8月17日上書力辭，盛讚“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極具“佳話”體。政府任命發表後，胡適就任前，由傅斯年暫代。胡、傅素來親厚，亦師亦友，同氣連枝。傅斯年代理校長後，屢次發表聲明，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他1946年1月7日寫給夫人的信中說，“實在說這種局麵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胡適1946年7月5日抵達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先以陳雪屏後以賀麟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注：本節人物基本出場完畢）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訓導長：陳雪屏。
秘書長（胡適年譜中稱為總務長）:鄭天挺。教務長：鄭華熾。
謝泳先生在《重說沈崇案》中對“陳雪屏”隻字未提，對“鄭天挺”、“鄭華熾”亦隻字未提。我們既看不見“同學何必如此鋪張”的陳雪屏；亦不知鄭天挺、鄭華熾諸先生的擔當。這樣如何能還原沈崇案的真實全貌？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他借《申報》批評了梅貽琦和陸誌韋兩位先生，然後徑直盛讚胡適、傅斯年“真正顯示出了知識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過是“他們沒有無原則認同學生的行為，而對學生有所批評”，這種邏輯，何其武斷草率爾？
《文匯報》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證了《世界日報》的報道：
【新聞記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長室，這裏有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清華校長梅貽琦以及周炳琳、錢瑞升諸教授，有兩位同學在哭訴校外分子來北大行凶以及向達教授被辱這些事。鄭天挺安慰了一番，說學校必想辦法，周炳琳教授則慷慨激昂，大聲說：“黨派必須退出學校，而國民黨應首先退出！”這時電話鈴響，原來是訓導長陳雪屏來電，說他今日因病不能來校了。陳先生病的真巧。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清華燕京等校負責人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對學生遊行不加幹涉，並與治安當局洽商保護學生】
12月27日，學生團體代表往謁陳雪屏，目的無非是探問徵求校方意見。北大複校，國民黨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陳雪屏擔任北大訓導長，蔣政府顯然頗有深意。“陳雪屏在北大積極發展國民黨、三青團。”這樣一位人士，說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學生，同學何必如此鋪張”，令人無比憤慨，仔細想想，並不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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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案發時，北大校長胡適正在南京忙著起草憲法。根據年譜，他11月11日晨飛赴南京，12月30日飛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陳雪屏的繼任者賀麟也參加了國民大會，回憶如下：
【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召開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人稱偽國大），胡適和我都是代表。我這個遴選代表大概是胡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推薦的。我們同機到南京去參加會議。……到南京後，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適擔任執行主席的一次大會上，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偽憲法，鄭重其事地交給胡適，胡適則恭恭敬敬地接了過來。蔣介石講了一通憲法的來源和意義以及什麽“還政於民”的鬼話，兩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們還聽了參謀總長陳誠的軍事報告，報告胡吹要在三個月內打敗共產黨，等等。小組討論我隻參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組，我連個座位都沒找到，站著聽了半個小時我就走了。後來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學看朋友去，沒再參加會。從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閉會，我就回北平了。】
胡適1938-1942年任駐美大使，1945年作為國府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一年兩製憲：1946年11月25日，胡適在南京參加製憲國民大會開幕典禮。南京期間，他給人題寫條幅，“做了過河卒子，隻有拚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寫照：建設的，樂觀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賀麟，已覺製憲不過一場遊戲一場夢，他入不進戲，甚感無聊。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群龍無首，訓導長陳雪屏的話，可謂官僚遁詞與精英傻話共一色，群眾聽得麵目發青。當然，陳雪屏官運亨通，亦可想而知。據繼任者賀麟回憶，
【1947年9月，原北大訓導長、國民黨特務陳雪屏調走。學校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繼任人，胡適派總務長鄭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幹（可能是陳雪屏和朱家驊的推薦，經南京最高領導人同意，讓我接任）。……鄭好說歹說勸我先幹一幹試試，等有了人可以不幹，並說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於為什麽要讓我這個書呆子當訓導長，我就不清楚了。學生們對此也感到意外。當時學生們經常請願，有時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帶大家去見胡適。胡認為我推卸責任，由此漸漸產生了不滿。記得朱家驊曾經三次以教育部長的名義給學校來信，在信中開列過幾批學生的黑名單，要求學校開除這些所謂“異黨分子”。胡適把信交給我處理，也不表示什麽意見。我則把信往抽屜裏一擱，跟誰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賀麟過境南京，“由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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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棍陳雪屏在北大師生心目中什麽形象，有無威望，同樣可想而知。他和鄭天挺、鄭華熾級別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難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澆油，學生勢起，遊行在所難免，他隻有稱病在家，由鄭天挺、鄭華熾先生收攤承擔了。“北大各院負責人同聲響應”，亦可見陳雪屏勢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報》登出一條奧妙無窮的短訊，道破鄭、陳間的歧異：
【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教務長鄭華熾二人意見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貫作風，向無關涉學生運動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學生遊行時，曾邀請訓導長陳雪屏到校，陳推說有病，未到。鄭表示遺憾。】
12月27日，學生組織了“北大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亦積極聯絡清華等校。29日，籌備會會場被砸，民主牆壁報亦被人掃撕一空。30日晨，“職業學生”及打手們撕去罷課的布告，貼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課”的告示。曆史係向達教授正好路過，眼見種種不堪，知識分子“迂氣”發作，這位秀才試圖和猛士們講講道理：“你們就是反對罷課，也不能撕毀別人的……，因為在北大，任何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榮曆史被你們丟盡了。”人家哪裏肯聽你的真理，打罵有加。此即新聞中所言“向達教授被辱”一事。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學院知識分子，言必稱言論自由，視之為內心信仰。然而遇見不信卻又會武術的，隻能束手。錢端升教授被問及對“情報網”共諜逗引說持什麽態度，錢教授的怒言既可樂又悲涼，“這是造謠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範圍。有錢印這些東西，我的政治學講義，到現在還沒印出來！”
搞到這種地步，教授們亦要反了。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校長室內已經怒不可遏，當北大學子等待清華、燕大學子入場時，這位周教授，亦毫無避嫌，出現在操場上，示以支持。學生們高呼，“擁護周先生恢複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匯報》敘述時亦難免唏噓，【原來周先生正是當年五四健將，一瞬卅年，如今已兩鬢如霜了。】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好一個“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這是關於代際更迭很敏銳的洞察。“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多數青年人的熱血、慷慨、風發，向來如是。等到30年後，自己上了宴席桌，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員，當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間掠過，恐怕亦隻有壓下不想，還能怎麽樣？有家有業，上街鬧革命，你試試？再說，換人真能改變這個世界嗎？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維自然會比青年人多有顧忌、疑慮，這亦是自然的。一個成熟的社會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擔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變革，有人步步謀劃；有人熱情，有人穩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穩穩刹車。
而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27年之後，竟然被滿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來打醬油，這是多麽令人感慨萬千的一幕。記憶和此刻疊合，想必他心裏亦感慨萬千：我還是那個我？世道還是那個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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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31日，《新民報》刊出的《北京大學四十八教授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議書》，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達、鄭華熾、錢端升以及沈從文、朱光潛等人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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