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正文
【part H：過河卒子（下）】
假若重新返回1946年12月30日——
剛下飛機的胡適校長尚誌得意滿，躊躇滿誌：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夠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決。……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希望能即日恢複，免廢學業。”
至於美軍退出中國的口號，“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老口號，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隻要美軍在中國一天，這口號就存在一天。”
此案是孤立的個人行為，“美陸戰隊對這件事的聲明，我以為很切實。”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新華日報》形容這是“狐狸的同情”，看官們不妨個人定奪。
傅斯年1月4日接受聯合社訪問，“準許美軍留華，完全為中國政府之政策問題，學生倘不滿此項政策，盡可向政府請願，16個月以前，美軍曾與中國軍隊並肩對共同之敵人作戰。近10個月來，美軍且協助中國政府遣送日俘回國，此種任務尚未終了，中國境內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裝。須知中國現尚有另一大陸國之大批軍隊，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駐紮境內，中國智識階級對於國際政治應具遠大眼光，並須認識中國不能在國際間孤立雲。”
謝教授的曼妙靈感之一，比如說因東方特別道德而興有的特別性心理，才導致中國人抗議，大約得自胡適此處。國粉們樂於糾纏的“蘇軍呢蘇軍呢”，大約亦得自傅斯年，no——更早，得自於美軍犯事，蔣政府卻驅人呐喊的“抗議蘇俄”……幾十年過去了，形散神不散，是之謂也。謝泳讚美胡、傅“真正顯示出了知識分子智慧和人格”，那簡直是一定的。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二戰中，美英為爭取蘇聯對日作戰，不惜出讓中國重大權益，如：大連港國際化，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越權益，並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中東鐵路（滿洲裏到長春）和南滿鐵路（長春到大連）（兩條鐵路合稱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路）實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維持外蒙古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獨立）。
1945年7月初，蔣政府和蘇聯談判，因內戰需要，有求於蘇，承認了雅爾塔協定預定給予蘇方的那些權益。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簽訂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的協定，關於蘇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
1946年2月11日，部分雅爾塔協定公之於世。2月13日，王芸生在《大公報》發布社評，“現在秘密宣布了，人們讀了這個協定，尤其是中國人讀了這個協定，不能無所感慨。未經征得中國的同意，而三巨頭就如此決定了，不啻代為主持，這可見中國是處於受支配受處分的地位。”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2月22日，重慶學生大遊行。2月22日，傅斯年、吳世昌等文化界名流聯名撰文，抗議蘇軍久滯東北，英美亦頗有共同托管的私心：“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抗戰的時間最久，所受的損害最重，不意美蘇英三國竟訂立這樣的秘密協定，侵犯他們盟邦中國的領土主權，破壞了自華盛頓九國公約以迄開羅會議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莊嚴諾言。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了今後強力政治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
但凡學生運動難免有種種插曲，1999年抗議遊行，麥當勞和肯德基多少有被砸的，也有店家趕緊出言聲明——自己並非美國店，以免玻璃受損。2月 22日，重慶《新華日報》被搗毀，合眾社報道：“搗毀事件發生於遊行經過二十分鍾以後”，想似有人很有些順勢而為的小九九。2月22日，周恩來就此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學生遊行，表示愛國熱忱，吾人極感佩”，“應該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工人員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行動分開。特工人員利用學生遊行機會，搗毀新華日報，這是企圖嫁禍於學生。我們懂得隨時在製造陰謀的是特工的頭子，與純潔的學生無關。”2月27日，時任國府中宣部部長的吳國楨表示，“政府從未協助或組織學生之遊行，相反的事實，政府曾用各種方法，予以勸阻。”
蘇聯原定於1945年12月3日從東北撤軍，國府擔心蘇聯撤軍後，東北迅速被土共攫得，先後要求蘇軍延期至1946年1月、2月撤離。蘇軍拆家夥搬家夥搬得高興，自也不願意那麽早離開。蘇聯對於“反蘇運動”，於2月26日發表針鋒相對的聲明：好，撤就撤，但撤軍日期不早於駐華美軍的撤退日期。同時附注：國府曾兩次要求蘇軍緩撤。蘇軍開始撤離一些地區，卻又把地帶留給國共相爭，頗見其棋局章法。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曾在同一張反蘇聲明上簽字的吳世昌和傅斯年，幾個月後因沈崇案分道揚鑣。傅斯年的屁股和國府一致，一心念念借力打力，把美軍視為反蘇反共的友軍後盾。吳世昌卻實在曉得，哪個帝國主義都不是好東西，誰不想咬中國這塊大肥肉呢？ “美國以前一直是個工商業國家，賺錢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雖富正義感，但有時亦敵不過資本家的利欲心。中國抗戰初起時，美國軍火商大量供給日本以殺中國人的武器。中國前線反法西斯的士兵，後方無辜的婦孺，被日軍用美製炸彈炸得血肉狼藉，軍火商人固熟視無睹也。後來索性采取現購自運（Carry and Cash）政策，似專為幫日本軍閥的忙，使貧而無船的中國束手挨打。那時若非蘇聯幫忙，其情形殆不堪設想。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半天內日機炸死三千美海軍，三天內擊沉十四美艦，美國才悟中國三年多的抗戰，是在替美國受難與拚命。因此才開始幫中國一點忙，然截至民國三十三年湘桂之役為止，據重慶政府發言人稱，給中國隊物資尚不及給歐洲戰場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注：1944年）以後，始有增加，以迄現在。”
“沒傘的挨著有傘的，鑽到雨傘底下去躲雨，多少有點掩蔽，可是傘的邊緣滔滔流下來，反而比外麵的雨更來得凶。擠在傘沿下的人，頭上淋得稀濕。” ——張愛玲的這句話用於描述國際政治，卻是一語中的。天底下最難的就是第一桶金。窮鬼想從富人那裏掙1塊錢，要麽自己掙到1塊，幫人家掙到5塊，要麽幹脆就是給人家送錢的。真正能拿到第一桶金的，膽識、意誌、運氣，缺一不可。無膽無識卻自以為聰明、一心幻想從人家那裏借勢，結局亦不難想象。
說到“自由獨立”，不管是國家還是知識分子，自然也要付種種代價的。魯迅雖未擎著“自由主義”的大旗，然而“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亦是他一生心旨，為3.18案丟掉北平教職，輾轉南下，終死上海。我手寫我口，自然要遭受種種明明暗暗的羅網打壓，“獨立”二字，後世聽著悅耳，活人確實遭罪。而像吳世昌這樣無黨無派的純正書生，眼見國事不堪，站在民族一員的立場上，說點常識真話，可惜這樣的“自由獨立”，卻多半要被曆史埋進塵埃裏。倘若有一種“自由獨立”，神壇上得，好處享得，代價幾無，那多半像今日官員們異常普及的“研究生學曆”，自是難以普及大眾的密宗小道。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1946年的周恩來和1947年的胡適，公關專家的術業資質，盡顯無疑。然而周恩來收梢得漂亮幹脆，胡適最終賠進了自己的聲名，中間緣由，遠非“ 站隊”對錯這麽簡單。胡適的強項處在於“建設”，有限處亦在於：不問青紅皂白，一顆急於建設的心。北洋軍閥當權時代，他便有“好人政府”的建設之心，於是看廣東“孫匪”就有些不以為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胡適在《努力周報》上作文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獨立，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經李大釗居中提醒，胡適的語調有所緩和，其立場卻難稱轉圜：“此次廣州之變，曲直不全歸於一方，而是非應俟之公論”；“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複仇的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廣東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圖廣東的糜爛。”
是時，有人批評陳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適對於“道德主義”顯然自覺占了上風，這些言論無非是“舊道德的死屍的複活”，陳炯明的行動“本是一種革命”，“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打倒舊道德的旗號很正確，可是他何嚐不是新瓶舊酒，在道德主義中任意誅心孫中山反對陳炯明便是“為了舊怨 ”、“太小器”了？所謂“政治”，公事眾事也，如此剖析一位頗有理念的政治家，是否失之草率？難怪1924年8月《民國日報》同版刊登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和胡適《少談主義》，孫中山頗為不快，批複如下：“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歎！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麵乃有此《響影錄》，其意何居？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
《論語》有曰：吾道一以貫之。誠哉此言。魯迅、胡適各自道路，早有端倪。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早在1908年，27歲的魯迅寫《破惡聲論》，心中已有執念，“故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矚幽隱，評騭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罵，使之孤立於世，亦無懾也。則庶幾燭幽暗以天光，發國人之內曜，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
“蓋澆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於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羅列，不關其心，自惟為稻粱折腰；則執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舉喪師辱國之罪，悉以歸之，造作讏言，必盡顛其隱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毀家廟者，征之曆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曲小民無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這段石破天驚的話被後世一些知識分子解讀為“反智主義”，其實大抵是境界不同的緣故。國族危亡之際，魯迅以國族之根本為索引，始有深自肺腑的士人反省，亦成為告別士大夫最為徹底的現代知識分子。他甚至有意為落伍的“舊物舊人”留足了空間，“今者古國勝民，素為吾誌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則鹹入自覺之境矣”。有些人是一心要占據著“新”的製高點掃蕩舊人舊物的，然而這怎麽可能？把別的活人視為落伍，掃蕩幹淨，這固然是種妄想，然而居高臨下審閱，不失為輕便可行的計劃；將自己的洞見、自信共享於眾人，“發國人之內曜”，使“中國亦以立”，這條道路顯就前者來得艱難。
1929年，胡適與羅隆基、梁實秋等人討論中國政治，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了“五鬼亂中華”的論點，“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汙。
第五大敵是擾亂。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此言一出，引得當日尚讚同“好政府主義”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評價為“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麵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症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汙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症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隻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縱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
胡適在《答梁漱溟先生》中就“軍閥”一事回應如下：“至於‘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20年來曆史的明訓。……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20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誌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和梁漱溟同樣注重實踐的陶行知先生，言簡意賅，寫了首打油詩：“明於考古，昧於知今，捉住五個小鬼，放走了一個大妖精。”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專家教授們，並不是從石頭縫裏突兀鑽出來的，亦是一以貫之。這個“一貫道”，倘若追溯起來，就果然“太黃太暴力”了。
1934年，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中提及這位“新青年”同仁：在“《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們因道路、政見不同而分裂，漸行漸遠。本聲明20年不欲參與政治的胡適終於卷入了“問題與主義”之爭。“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剩餘價值’”,他深為不安，於1922年創辦《努力周報》，宣揚“好政府主義”，諫言北洋政府實現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種“有計劃的政治”；還提出一些具體主張，如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和平地實現南北統一，要求召集舊國會製定憲法之類。倘若不能和平統一，南方各省軍閥聯省自治也好。“聯省自治”，實是當日熱門主張，用一個“大明白人”的話說，南北議和，難；裁軍廢督，難。“聯省自治”的名目一出，這不就湊合著“和平統一”了嗎？裁軍問題，不也算解決了嗎？問題橫亙眼前，如此繞過，真正聰明至極。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胡適的幻想更多，他以為，並非“分贓”的和平的南北和談一定會實現的。國會憲法，可以稍緩，約定一個倒計時期限，下一步，即可“努力”做來。難怪閱世更深的羅正緯歎氣說，“用意本是極好，但事實上麵，很難成功”。“你們主張和會不要分贓，我看和會裏麵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決不能夠依照我們研究學術的情形，各人拿個真實的見解，平心靜氣的討論。因為南北問題，本是分贓主義。……國會問題，恢複很易，開會很難。你們仔細考慮一番，才曉得這個法律的糾紛，比較總統問題，更難解決。……你們的兩個主張，無乃大簡，不好怎麽說法。”
倘若不讚成一方武力統一另一方，那唯有雙方“分贓”，隻需常識便可看出如此圖景。有人問了，難道我們有辦法製約他們“分贓”嗎？胡適的答複很有意思，“如果我們起來用決戰的輿論來監督他們，如果我們不準他們鬼鬼祟祟的分贓，如果我們用手槍炸彈罷工罷市的方法來對付他們，他們敢說‘不要分贓更無辦法’嗎？”這位改良主義者，顯然曉得“手槍炸彈罷工罷市”這些手段更為切實有效。
改良和革命，用他此時自述，不過是“分工不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著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眾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頹櫞剩瓦也要人做，打圖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君期我作瑪誌尼，我祝君為倭斯襪。
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
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1922年）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假若重新返回1946年12月30日——
剛下飛機的胡適校長尚誌得意滿，躊躇滿誌：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夠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決。……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希望能即日恢複，免廢學業。”
至於美軍退出中國的口號，“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老口號，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隻要美軍在中國一天，這口號就存在一天。”
此案是孤立的個人行為，“美陸戰隊對這件事的聲明，我以為很切實。”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新華日報》形容這是“狐狸的同情”，看官們不妨個人定奪。
傅斯年1月4日接受聯合社訪問，“準許美軍留華，完全為中國政府之政策問題，學生倘不滿此項政策，盡可向政府請願，16個月以前，美軍曾與中國軍隊並肩對共同之敵人作戰。近10個月來，美軍且協助中國政府遣送日俘回國，此種任務尚未終了，中國境內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裝。須知中國現尚有另一大陸國之大批軍隊，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駐紮境內，中國智識階級對於國際政治應具遠大眼光，並須認識中國不能在國際間孤立雲。”
謝教授的曼妙靈感之一，比如說因東方特別道德而興有的特別性心理，才導致中國人抗議，大約得自胡適此處。國粉們樂於糾纏的“蘇軍呢蘇軍呢”，大約亦得自傅斯年，no——更早，得自於美軍犯事，蔣政府卻驅人呐喊的“抗議蘇俄”……幾十年過去了，形散神不散，是之謂也。謝泳讚美胡、傅“真正顯示出了知識分子智慧和人格”，那簡直是一定的。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二戰中，美英為爭取蘇聯對日作戰，不惜出讓中國重大權益，如：大連港國際化，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越權益，並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中東鐵路（滿洲裏到長春）和南滿鐵路（長春到大連）（兩條鐵路合稱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路）實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維持外蒙古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獨立）。
1945年7月初，蔣政府和蘇聯談判，因內戰需要，有求於蘇，承認了雅爾塔協定預定給予蘇方的那些權益。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簽訂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的協定，關於蘇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
1946年2月11日，部分雅爾塔協定公之於世。2月13日，王芸生在《大公報》發布社評，“現在秘密宣布了，人們讀了這個協定，尤其是中國人讀了這個協定，不能無所感慨。未經征得中國的同意，而三巨頭就如此決定了，不啻代為主持，這可見中國是處於受支配受處分的地位。”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2月22日，重慶學生大遊行。2月22日，傅斯年、吳世昌等文化界名流聯名撰文，抗議蘇軍久滯東北，英美亦頗有共同托管的私心：“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抗戰的時間最久，所受的損害最重，不意美蘇英三國竟訂立這樣的秘密協定，侵犯他們盟邦中國的領土主權，破壞了自華盛頓九國公約以迄開羅會議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莊嚴諾言。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了今後強力政治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
但凡學生運動難免有種種插曲，1999年抗議遊行，麥當勞和肯德基多少有被砸的，也有店家趕緊出言聲明——自己並非美國店，以免玻璃受損。2月 22日，重慶《新華日報》被搗毀，合眾社報道：“搗毀事件發生於遊行經過二十分鍾以後”，想似有人很有些順勢而為的小九九。2月22日，周恩來就此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學生遊行，表示愛國熱忱，吾人極感佩”，“應該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工人員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行動分開。特工人員利用學生遊行機會，搗毀新華日報，這是企圖嫁禍於學生。我們懂得隨時在製造陰謀的是特工的頭子，與純潔的學生無關。”2月27日，時任國府中宣部部長的吳國楨表示，“政府從未協助或組織學生之遊行，相反的事實，政府曾用各種方法，予以勸阻。”
蘇聯原定於1945年12月3日從東北撤軍，國府擔心蘇聯撤軍後，東北迅速被土共攫得，先後要求蘇軍延期至1946年1月、2月撤離。蘇軍拆家夥搬家夥搬得高興，自也不願意那麽早離開。蘇聯對於“反蘇運動”，於2月26日發表針鋒相對的聲明：好，撤就撤，但撤軍日期不早於駐華美軍的撤退日期。同時附注：國府曾兩次要求蘇軍緩撤。蘇軍開始撤離一些地區，卻又把地帶留給國共相爭，頗見其棋局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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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同一張反蘇聲明上簽字的吳世昌和傅斯年，幾個月後因沈崇案分道揚鑣。傅斯年的屁股和國府一致，一心念念借力打力，把美軍視為反蘇反共的友軍後盾。吳世昌卻實在曉得，哪個帝國主義都不是好東西，誰不想咬中國這塊大肥肉呢？ “美國以前一直是個工商業國家，賺錢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雖富正義感，但有時亦敵不過資本家的利欲心。中國抗戰初起時，美國軍火商大量供給日本以殺中國人的武器。中國前線反法西斯的士兵，後方無辜的婦孺，被日軍用美製炸彈炸得血肉狼藉，軍火商人固熟視無睹也。後來索性采取現購自運（Carry and Cash）政策，似專為幫日本軍閥的忙，使貧而無船的中國束手挨打。那時若非蘇聯幫忙，其情形殆不堪設想。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半天內日機炸死三千美海軍，三天內擊沉十四美艦，美國才悟中國三年多的抗戰，是在替美國受難與拚命。因此才開始幫中國一點忙，然截至民國三十三年湘桂之役為止，據重慶政府發言人稱，給中國隊物資尚不及給歐洲戰場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注：1944年）以後，始有增加，以迄現在。”
“沒傘的挨著有傘的，鑽到雨傘底下去躲雨，多少有點掩蔽，可是傘的邊緣滔滔流下來，反而比外麵的雨更來得凶。擠在傘沿下的人，頭上淋得稀濕。” ——張愛玲的這句話用於描述國際政治，卻是一語中的。天底下最難的就是第一桶金。窮鬼想從富人那裏掙1塊錢，要麽自己掙到1塊，幫人家掙到5塊，要麽幹脆就是給人家送錢的。真正能拿到第一桶金的，膽識、意誌、運氣，缺一不可。無膽無識卻自以為聰明、一心幻想從人家那裏借勢，結局亦不難想象。
說到“自由獨立”，不管是國家還是知識分子，自然也要付種種代價的。魯迅雖未擎著“自由主義”的大旗，然而“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亦是他一生心旨，為3.18案丟掉北平教職，輾轉南下，終死上海。我手寫我口，自然要遭受種種明明暗暗的羅網打壓，“獨立”二字，後世聽著悅耳，活人確實遭罪。而像吳世昌這樣無黨無派的純正書生，眼見國事不堪，站在民族一員的立場上，說點常識真話，可惜這樣的“自由獨立”，卻多半要被曆史埋進塵埃裏。倘若有一種“自由獨立”，神壇上得，好處享得，代價幾無，那多半像今日官員們異常普及的“研究生學曆”，自是難以普及大眾的密宗小道。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1946年的周恩來和1947年的胡適，公關專家的術業資質，盡顯無疑。然而周恩來收梢得漂亮幹脆，胡適最終賠進了自己的聲名，中間緣由，遠非“ 站隊”對錯這麽簡單。胡適的強項處在於“建設”，有限處亦在於：不問青紅皂白，一顆急於建設的心。北洋軍閥當權時代，他便有“好人政府”的建設之心，於是看廣東“孫匪”就有些不以為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胡適在《努力周報》上作文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獨立，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經李大釗居中提醒，胡適的語調有所緩和，其立場卻難稱轉圜：“此次廣州之變，曲直不全歸於一方，而是非應俟之公論”；“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複仇的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廣東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圖廣東的糜爛。”
是時，有人批評陳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適對於“道德主義”顯然自覺占了上風，這些言論無非是“舊道德的死屍的複活”，陳炯明的行動“本是一種革命”，“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打倒舊道德的旗號很正確，可是他何嚐不是新瓶舊酒，在道德主義中任意誅心孫中山反對陳炯明便是“為了舊怨 ”、“太小器”了？所謂“政治”，公事眾事也，如此剖析一位頗有理念的政治家，是否失之草率？難怪1924年8月《民國日報》同版刊登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和胡適《少談主義》，孫中山頗為不快，批複如下：“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歎！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麵乃有此《響影錄》，其意何居？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
《論語》有曰：吾道一以貫之。誠哉此言。魯迅、胡適各自道路，早有端倪。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早在1908年，27歲的魯迅寫《破惡聲論》，心中已有執念，“故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矚幽隱，評騭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罵，使之孤立於世，亦無懾也。則庶幾燭幽暗以天光，發國人之內曜，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
“蓋澆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於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羅列，不關其心，自惟為稻粱折腰；則執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舉喪師辱國之罪，悉以歸之，造作讏言，必盡顛其隱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毀家廟者，征之曆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曲小民無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這段石破天驚的話被後世一些知識分子解讀為“反智主義”，其實大抵是境界不同的緣故。國族危亡之際，魯迅以國族之根本為索引，始有深自肺腑的士人反省，亦成為告別士大夫最為徹底的現代知識分子。他甚至有意為落伍的“舊物舊人”留足了空間，“今者古國勝民，素為吾誌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則鹹入自覺之境矣”。有些人是一心要占據著“新”的製高點掃蕩舊人舊物的，然而這怎麽可能？把別的活人視為落伍，掃蕩幹淨，這固然是種妄想，然而居高臨下審閱，不失為輕便可行的計劃；將自己的洞見、自信共享於眾人，“發國人之內曜”，使“中國亦以立”，這條道路顯就前者來得艱難。
1929年，胡適與羅隆基、梁實秋等人討論中國政治，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了“五鬼亂中華”的論點，“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汙。
第五大敵是擾亂。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此言一出，引得當日尚讚同“好政府主義”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評價為“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麵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症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汙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症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隻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縱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
胡適在《答梁漱溟先生》中就“軍閥”一事回應如下：“至於‘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20年來曆史的明訓。……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20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誌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和梁漱溟同樣注重實踐的陶行知先生，言簡意賅，寫了首打油詩：“明於考古，昧於知今，捉住五個小鬼，放走了一個大妖精。”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專家教授們，並不是從石頭縫裏突兀鑽出來的，亦是一以貫之。這個“一貫道”，倘若追溯起來，就果然“太黃太暴力”了。
1934年，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中提及這位“新青年”同仁：在“《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們因道路、政見不同而分裂，漸行漸遠。本聲明20年不欲參與政治的胡適終於卷入了“問題與主義”之爭。“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剩餘價值’”,他深為不安，於1922年創辦《努力周報》，宣揚“好政府主義”，諫言北洋政府實現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種“有計劃的政治”；還提出一些具體主張，如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和平地實現南北統一，要求召集舊國會製定憲法之類。倘若不能和平統一，南方各省軍閥聯省自治也好。“聯省自治”，實是當日熱門主張，用一個“大明白人”的話說，南北議和，難；裁軍廢督，難。“聯省自治”的名目一出，這不就湊合著“和平統一”了嗎？裁軍問題，不也算解決了嗎？問題橫亙眼前，如此繞過，真正聰明至極。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胡適的幻想更多，他以為，並非“分贓”的和平的南北和談一定會實現的。國會憲法，可以稍緩，約定一個倒計時期限，下一步，即可“努力”做來。難怪閱世更深的羅正緯歎氣說，“用意本是極好，但事實上麵，很難成功”。“你們主張和會不要分贓，我看和會裏麵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決不能夠依照我們研究學術的情形，各人拿個真實的見解，平心靜氣的討論。因為南北問題，本是分贓主義。……國會問題，恢複很易，開會很難。你們仔細考慮一番，才曉得這個法律的糾紛，比較總統問題，更難解決。……你們的兩個主張，無乃大簡，不好怎麽說法。”
倘若不讚成一方武力統一另一方，那唯有雙方“分贓”，隻需常識便可看出如此圖景。有人問了，難道我們有辦法製約他們“分贓”嗎？胡適的答複很有意思，“如果我們起來用決戰的輿論來監督他們，如果我們不準他們鬼鬼祟祟的分贓，如果我們用手槍炸彈罷工罷市的方法來對付他們，他們敢說‘不要分贓更無辦法’嗎？”這位改良主義者，顯然曉得“手槍炸彈罷工罷市”這些手段更為切實有效。
改良和革命，用他此時自述，不過是“分工不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著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眾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頹櫞剩瓦也要人做，打圖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君期我作瑪誌尼，我祝君為倭斯襪。
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
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1922年）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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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in
2009-06-14 18: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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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讀完沈崇序列，我早已出離憤怒。那姓謝的是個什麽東西？他究竟想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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