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幻泡影之三十八 競爭驅動布局

七十五

 

 

 

中國的省份，大致可以分成三種。一是省會獨尊，整個省裏除了省會之外，其他城市都差得太遠。這樣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貴州的貴陽，雲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重慶分家之後），湖南的長沙，安徽的合肥，湖北的武漢等等。二是全省有數個相當的城市，但就是距離比較近，沒法獨霸一方以割據。這樣的省份和城市，包括浙江的杭州和寧波，河南的鄭州，洛陽，開封，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廣東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等。三是全省有數個相當的城市，但就是距離比較遠，各霸一方，各依其勢。這樣的省份和城市，包括遼寧的沈陽和大連，河北的石家莊和唐山，廣西的南寧和柳州，福建的福州和廈門，四川沒有分家前的成都和重慶，山東的青島，煙台和濟南等等。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需要的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對第一種來說，以中心城市為發展的主體，建立一個大的經濟輻射區，以帶動附近地區的整體發展。比如說武漢實行的1+8城市圈，就是以武漢為中心，加入附近8個在100公裏以內的城市，黃石，鄂州，黃岡，孝感，鹹寧，仙桃，天門，和潛江，如果可以接通城市高鐵，這些城市間的時間都可以控製在30分鍾之內。這就要求武漢城市的發展，在科技，教育和人才儲備上，都必須有比較強勢的發展，才可以帶動附近的中小城市的發展。

 

但是這種模式也有個壞處，就是在中心城市外的地區，必須想辦法自己發展。比如說湖北的十堰，襄樊，荊州，荊門，宜昌和恩施，都必須有自己的發展計劃，而在湖北即大武漢的政策傾斜下，這些城市會不會成了沒有娘的孤兒，無人庝愛，確實是一個問題。當然一個辦法，就好象美國的紐約州一樣，有個大城市紐約，做紐約市長的風頭，遠遠壓過做紐約州長，但其州府則是在奧爾巴尼，另起一個爐灶。那麽湖北的辦法就是將省會遷出武漢，以荊門為新省會，來帶動附近地區的發展。

 

第二種模式則是最理想的模式，比如說從南京到上海之間的所有江蘇的城市，無論是在江北，還是在江南，都發展的不錯，可以形成一個發達的城市圈（或者說城市線更確切一點）。

 

第三種模式則是利用每個大都市自身的優勢，帶動附近的地區發展，而形成數個不同的發展中心。比如說山東的青島，煙台和濟南，都可以帶動一塊地方。

 

當然俺上麵說的幾種發展，都是以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不管是在廣西和貴州這樣的省級之爭，還是在保定和石家莊這樣的市級之爭，都是主要圍繞著政府行為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但是這種政府主導，在交通基礎建設，產業分工布局等等方麵，自然有非常好的促進作用，不過一旦在經濟平台搭建出來後，政府部門就應該退居二線，讓企業作為主要的角色，來完成城市圈之間的經濟活動分布。各個政府需要做的是，減少地區間的經營壁壘，使政府行為標準化，簡單化，一體化，依靠專業監管部門的集中，從而把地方政府的經濟功能慢慢轉化到社會。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也許需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省會必須是全省第一經濟和工商業大城市。這種觀念是因為中國從古到今的傳統使然，並造成了政府力量對各種社會活動的介入太多。而當中國開始走向城市化這個跨曆史意義的過程中，也許城市的非政府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如何讓政府在社會生活中，逐漸扮演一個小政府的角色，而如何讓各種社會組織，慢慢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經驗值得俺們現代人好好的傳承。

 

 

 

七十六

 

 

 

 

上麵談到的博弈，還是基本以地區之間，以塊與塊方麵為主。而中國各種主要工業的整合問題，則牽連著條與條之間的關係。其中由於改革開放期間，為了鼓勵地方的積極性，出現了原先以中央部委為主體的條條行業地區化的趨勢，並導致了許多行業在各地蜂擁而起，如雨後春筍的局麵。這些各地起來的企業，在規模上和產業分工上，無法帶來因為企業規模擴大化的集團效應，對整個行業的發展極為不利。

 

比如說中國的鋼鐵工業，因為集團化程度不足，導致了在進口鐵礦石談判上，與外國商家高度壟斷的公司談判時，一直處於劣勢地位，變成被人任宰任劏的板上魚肉。多年來年在中央和行業內部的一致共識下，總算是發生了一係列重大重組活動，使行業的規模化有了比較好的發展。比如說中國鋼鐵的龍頭老大上海寶山的寶鋼集團在2007年整合了新疆的八一鋼鐵，並於今年整合了廣州的廣鋼股份和廣東韶關的韶關鬆山，而遼寧以鞍山的鞍鋼和本溪的本鋼合並的鞍本集團整合的本省淩源的淩鋼。這樣的跨省和本省之間的整合，不光是條和條之間的關係，而且加入塊與塊的博弈。如何令產業整合而提高整體競爭力，不光是鋼鐵企業，還包括其他的對國民經濟影響深厚的行業。

 

除了這些博弈外，還有一個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賬問題。自從中國在1980年代，對“收支掛鉤，總額分成，一年一變”的財政大鍋飯改革以後，向地方下放財權，采取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灶吃飯。這個改變明確劃分了各自收支的範圍，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體製。同時中國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兩步走的“利改稅”，按照稅種和企業的隸屬關係，來確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自留地，然後通過其他區域的收入分賬。在整個80年代，從農村土地大包幹的概念運用到了城市和工業，所以有了國有企業的大包幹，和中央與收入大戶的17個省，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進行了五花八門，眼花撩亂的地方財政大包幹，簡直把包幹形式推到了鼎盛時期，把俺們全國上下的政府官員們變成了工地的包工頭。

 

這個從統收統支，到各展其能的變化，事實上帶有中央向地方分權和讓利，而希望地方的各路英雄下夕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把全國這張大餅做大。這個方法確實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力，支持了10多年的經濟發展。但由於當時的包幹合同是建立在曆史上的財政上繳基數，由於政策鬆動的不同，和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其中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廣東省本來經濟底子差於上海市，所以財政包幹的國家財政上繳額度要低。結果在包幹體製下，因為經濟的迅猛發展，廣東地方留利的肥肉越來越大，引起了為國家貢獻大的上海的不滿。另外就是各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官員的能力有差異，結果就是本來在同樣起跑線的地區，開始出現了差異，而發展越快的地區，留利越大，而因為錢多，投資就越大，結果就是富者越富。

 

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這個以利地方為主的改革，最後導致了中央財政在快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部分肥肉被地方吃了，變得收入比例在國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削弱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而且地方也開始越來越不甩中央了。更由於在中央和地方各自夾走了按合同屬於自己的那些肥肉外，對共同分贓的火鍋裏剩下的肉，地方開始有了不同的打算。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弱化征收和管理，任意減免等辦法，“留富於民”，使火鍋裏的清湯可以給中央當鏡子用，照一照自己日漸消瘦的芳容。而地方政府就反過來，向留了富的當地人民，以地方各級政府的名義，從省，市，到縣，以攤派，讚助，捐款，這些因為俺地方政府留富於民，太受到人民愛戴了，想拒絕都沒辦法的方式，在各級政府開設自己的私房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