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六十七
元朝的省份是11個，分征東省（朝鮮），陝西省（陝西，及甘肅和內蒙部分地區）， 甘肅省（寧夏，甘肅大部，內蒙一部），遼陽省（遼寧，吉林，黑龍江，俄羅斯遠東），河南江北省（河南，及湖北，安徽，江蘇三省的長江以北地區），四川省（四川大部，陝西和湖南部分地區），雲南省（雲南，及四川，廣西部分地區，泰國北部和緬甸北部地區），湖廣省（湖南，貴州，廣西大部，及湖北，廣東部分地區），江浙省（浙江，福建，及長江以南的安徽和江蘇地區，和江西部分地區），江西省（江西，廣東兩省大部分地區），和嶺北省（外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和新疆阿爾泰地區）。除此之外，河北，山西，山東和內蒙一部分，稱為“腹裏”，由中央政府的中書省直接管轄。其他為建省的如吐蕃（藏區）和畏兀兒等地區，則由宣政院和大都護府統領。
明朝在行政上的變動並不是太大，隻是成立了以11行省為基礎的13個布政司，分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北，山西和雲南。在元朝時，由於忽必烈對宋朝官僚的重浮誇，輕實幹的腐儒作風不滿，因此元朝的官員選拔製度，科舉製沒有得到真正的恢複，而是以照顧貴族階級為主的怯薛入官製，和提拔能幹的吏員的吏員出職製來解決官員的選拔問題。從能幹的吏員中，提拔官員，讓這些具有實幹經驗的老吏們處理日常事務，保證了地區的穩定，但是由於吏員在一個地方任職過長，加上缺乏儒生的道德修養，導致的地方政治的腐敗，造成了元朝政治長期難入軌道的惡果。
明朝的政治改革，在於有感於宰相的權力過大，造成了元朝皇權的衰落，和因此引發的猛烈內鬥，遂取消了宰相製度，以皇帝親自行宰相之權，主管六部。這個製度在英明皇帝的統領下，如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清朝的清聖祖康熙等治下，相當成功，但在解決不了無法保證皇帝的治國能力的情況下，這個體係就從客大欺店（強勢皇帝，弱勢官僚）演變成了店大欺客（弱勢皇帝，強勢官僚），然後由於無人統領，出現了各部之間互相扯皮，政令難出的問題。與宋朝皇帝盛產大畫家和大書法家相比美，明朝皇帝盛產大木匠家，創出了藝術造詣高不可攀的明朝家具文化，但在治理國家方麵，基本是交了白卷。
清朝同樣延續了明朝的製度，隻是在雍正年間，成立的軍機處，將正常的官僚體係晾到了一邊，為皇帝處理急務擺脫了繁文瑣節的限製，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頗有相似之處。清朝的地方行政製度，則是把明朝建立的中央官員臨時下地方的總督和巡撫固定化，建立了16個省的巡撫，主管民事，在其基礎上又建立的主管軍事，涵蓋數省的8個總督。後來在台灣，新疆，和東北建省後增加至23個省。
1911年辛亥革命後，南京建立的中華民國采取了總統製，由總統直接領導各部。但在孫中山不得不讓位於袁世凱，將首都由南京遷往北京後，為了限製總統權力，改行責任內閣製，以國務院總理領政，把總統便成了一個虛銜。這也是袁世凱後來取消國務院，並企圖恢複帝製的一大原因。
六十八
當省級機構形成了與一個獨立的勢力集團，在中央權威衰落的同時，要求地方獨立，或者是實際上獨立的聯省自治的呼聲就變得越來越強烈，連青年毛澤東也一度是這個主張的鼓吹者。好在毛澤東後來成功的重新統一了中國，不然以他的才幹，搞聯省獨立，估計也會搞得有聲有色。而在新中國建立的大區域製，則很快在1954年進行了削藩，將各路諸侯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西南局的鄧小平，西北局的習仲勳，和中南局的鄧子恢等5位地方重臣，調入北京，增加中央政府的實力，並取消了大地區製度。
但在改革開放，以向地方放權為特征的政策下，由於各地區經濟整合的需要，不時會傳來重新建立這個六大地區的呼聲。當然如何打破省級界限，防止各地畫地為牢，進行經濟上的同類惡性競爭，導致地區性行業分工的不合理，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還是應該以經濟因素為主導，避免繼續使用行政主導的方法。為本來就已經繁複的官僚機構，增加一個重要環節，似乎是一個錯誤的路向。
將今天的中國政府在兵法上，做一個比喻，就像一字長蛇陣的長蛇，首位不能相顧。當中央政府這個龍頭，不知道民間的具體疾苦，尤其是邊遠地區的人民的訴求，這個頭就難領好了。再加上龍的身子裏的地方各級政府，給你個南轅北轍，龍頭往左，他往右，其結果就是可想而知。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筆者的思路是，第一個將龍頭和龍尾相連，變成一個圓形，即由中央政府自己走到民間，繞過所有中間階層的幹擾，自己處理基層的問題，以治理現在的底梁爛的局麵。
在這個行政改革路線之爭方麵，自然會出現兩派之爭，一是中央繼續放權，讓地方尤其是省級政府處理這些地方上的事務。這種主張似乎忽視了現在的基層，尤其是縣一級發生的民眾針對地方政府的群體事件。例如在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的官民衝突，不光是省級政府毫無知覺，而且是更下層的市級政府難逃玩忽職守的責任。
另一種思考的方法，則是筆者支持的加強中央權威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在普通民眾中的高度威信，強力介入地方的施政弊端。
筆者曾經將中國的政治體製和美國的政治體製進行了一個比較，發現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美國的最高法院在各自國家民眾的心裏，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美國人認為不公平的事情，會一直打到高等法院，討一個公平的說法。而中國人認為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在征地上的利益衝突，不會到地方政府控製的法院裏討個說法，而是會千裏迢迢的走到北京，到中央政府那裏告禦狀，而中央政府現在的做法，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著苦主2萬5千裏長征後，到中南海大門口，擊鼓撞鍾，顯然是一個太被動的姿態。
